“桃李春风一杯酒”出自宋代黄庭坚的《寄黄几复》，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táo lǐ chūn fēng yī bēi jiǔ，诗句平仄：平仄平平平平仄。
“桃李春风一杯酒”全诗：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想见 一作：想得)
翻译
我住在北方海滨，而你住在南方海滨，欲托鸿雁传书，它却飞不过衡阳。
当年春风下观赏桃李共饮美酒，江湖落魄，一别已是十年，常对着孤灯听着秋雨思念着你。
你支撑生计也只有四堵空墙，艰难至此。古人三折肱后便成良医，我却但愿你不要如此。
想你清贫自守发奋读书，如今头发已白了罢，隔着充满瘴气的山溪，猿猴哀鸣攀援深林里的青藤。
注释
（1）此诗作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其时诗人监德州（今属山东）德平镇。
黄几复：名介，南昌人，是黄庭坚少年时的好友，时为广州四会（今广东四会县）县令。
（2）“我居”句：《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作者在“跋”中说：“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
（3）寄雁”句：传说雁南飞时不过衡阳回雁峰，更不用说岭南了。
（4）四立壁：《史记·司马相如传》：“文君夜奔相如，相如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
（5）蕲：祈求。肱：上臂,手臂由肘到肩的部分，古代有三折肱而为良医的说法。
（6）瘴溪：旧传岭南边远之地多瘴气。
“我居北海君南海”，起势突兀。写彼此所居之地一“北”一“南”，已露怀念友人、望而不见之意；各缀一“海”字，更显得相隔辽远，海天茫茫。作者跋此诗云：“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
“寄雁传书谢不能”，这一句从第一句中自然涌出，在人意中；但又有出人意外的地方。两位朋友一在北海，一在南海，相思不相见，自然就想到寄信；“寄雁传书”的典故也就信手拈来。李白长流夜郎，杜甫在秦州作的《天末怀李白》诗里说：“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强调音书难达，说“鸿雁几时到”就行了。黄庭坚却用了与众不同的说法：“寄雁传书——谢不能。”意谓：我托雁儿捎一封信去，雁儿却谢绝了。“寄雁传书”，这典故太熟了，但继之以“谢不能”，立刻变陈熟为生新。黄庭坚是讲究“点铁成金”之法的，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下）类似“剽窃”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上面所讲的诗句，可算成功的例子。
“寄雁传书”，作典故用，不过表示传递书信罢了。但相传大雁南飞，至衡阳而止。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云：“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秦观《阮郎归》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黄庭坚的诗句，亦同此意；但把雁儿拟人化，写得更有情趣。
第二联在当时就很有名。这两句诗所用的词都是常见的，甚至可说是“陈言”，谈不上“奇”。张耒称为“奇语”，当然是就其整体说的；可惜的是何以“奇”，“奇”在何处，他没有讲。其实，正是黄庭坚这样遣词入诗，才创造出如此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任渊说这“两句皆记忆往时游居之乐”，看来是弄错了。据《黄几复墓志铭》所载，黄几复于熙宁九年（1076年）“同学究出身，调程乡尉”；距作此诗刚好十年。结合诗意来看，黄几复“同学究出身”之时，是与作者在京城里相聚过的，紧接着就分别了，一别十年。这两句诗，上句追忆京城相聚之乐，下句抒写别后相思之深。诗人摆脱常境，不用“我们两人当年相会”之类的一般说法，却拈出“一杯酒”三字。“一杯酒”，这太常见了，但惟其常见，正可给人以丰富的暗示。沈约《别范安成》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故人相见，或谈心，或论文，总是要吃酒的。仅用“一杯酒”，就写出了两人相会的情景。诗人还选了“桃李”、“春风”两个词。这两个词，也很陈熟，但正因为熟，能够把阳春烟景一下子唤到读者面前，用这两个词给“一杯酒”以良辰美景的烘托，就把朋友相会之乐表现出来了。
其实要用七个字写出两人离别和别后思念之殷，也不那么容易。诗人却选了“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了动人的抒写。“江湖”一词，能使人想到流转和飘泊，杜甫《梦李白》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夜雨”，能引起怀人之情，李商隐《夜雨寄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在“江湖”而听“夜雨”，就更增加萧索之感。“夜雨”之时，需要点灯，所以接着选了“灯”字。“灯”，这是一个常用词，而“十年灯”，则是作者的首创，用以和“江湖夜雨”相联缀，就能激发读者的一连串想象：两个朋友，各自飘泊江湖，每逢夜雨，独对孤灯，互相思念，深宵不寐。而这般情景，已延续了十年。
晚唐温庭筠不用动词，只选择若干名词加以适当的配合，写出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诗，真切地表现了“商山早行”的情景，颇为后人所称道。欧阳修有意学习，在《送张至秘校归庄》诗里写了“鸟声梅店雨，柳色野桥春”一联，终觉其在范围之内，他自己也不满意（参看《诗话总龟》、《存余堂诗话》）。黄庭坚的这一联诗，吸取了温诗的句法，却创造了独特的意境。“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都是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其中的每一个词或词组，都能使人想象出特定的景象、特定的情境，展现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天地。
同时这两句诗，还是相互对照的。两句诗除各自表现的情景之外，还从相互对照中显示出许多东西。第一、下句所写，分明是别后十年来的情景，包括眼前的情景；那么，上句所写，自然是十年前的情景。因此，上句无须说“我们当年相会”，而这层意思，已从与下句的对照中表现出来。第二、“江湖”除了前面所讲的意义之外，还有与京城相对的意义，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就是明显的例证。“春风”一词，也另有含意。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下句对照，上句所写，时、地、景、事、情，都依稀可见：时，十年前的春季；地，北宋王朝的京城开封；景，春风吹拂、桃李盛开；事，友人“同学究出身”，把酒欢会；情，则洋溢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
“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这是“乐”与“哀”的对照；“一杯酒”与“十年灯”，这是“一”与“多”的对照。“桃李春风”而共饮“一杯酒”，欢会极其短促。“江湖夜雨”而各对“十年灯”，飘泊极其漫长。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情与当前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令人寻味无穷。张耒评为“奇语”，并非偶然。
后四句，从“持家”、“治病”、“读书”三个方面表现黄几复的为人和处境。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这两句，也是相互对照的。作为一个县的长官，家里只有立在那儿的四堵墙壁，这既说明他清正廉洁，又说明他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于“治病”和“读书”，无心、也无暇经营个人的安乐窝。“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句古代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三次跌断胳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好医生，因为他必然积累了治疗和护理的丰富经验。在这里，当然不是说黄几复会“治病”，而是说他善“治国”，《国语·晋语》里就有“上医医国，其次救人”的说法。黄庭坚在《送范德孺知庆州》诗里也说范仲淹“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埋九京”。作者称黄几复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经有政绩，显露了治国救民的才干，为什么还不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联以“想见”领起，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应。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风”中把酒畅谈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发萧萧，却仍然像从前那样好学不倦。他“读书头已白”，还只在海滨作一个县令。其读书声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欢快悦耳，没有明写，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作映衬，就给整个图景带来凄凉的氛围；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
黄庭坚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学习榜样，七律尤其如此。但比较而言，他的学习偏重形式技巧方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而杜甫的杰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穷年忧黎元”的激情，艺术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广阔现实。诗的语言，也丰富多彩，元稹就赞赏“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的一面。当然，杜甫的不少律诗，也是讲究用典的；黄庭坚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其流弊是生硬晦涩，妨碍了真情实感的生动表达。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这首《寄黄几复》，就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并不觉晦涩；有的地方，还由于活用典故而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而取《左传》《史记》《汉书》中的散文语言入诗，又给近体诗带来苍劲古朴的风味。
黄庭坚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他的不谐律是有讲究的，方东树就说他“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在这一点上，他也学习杜甫。杜甫首创拗律，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有时自发钟磐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等句，从拗折之中，见波峭之致。黄庭坚推而广之，于当用平字处往往易以仄字，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等都句法拗峭而音响新异，具有特殊的韵味。这首《寄黄几复》亦然。“持家”句两平五仄，“治病”句也顺中带拗，其兀傲的句法与奇峭的音响，正有助于表现黄几复廉洁干练，刚正不阿的性格。
jì huáng jǐ fù
寄黄几复
wǒ jū běi hǎi jūn nán hǎi, jì yàn chuán shū xiè bù néng.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táo lǐ chūn fēng yī bēi jiǔ, jiāng hú yè yǔ shí nián dēng.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chí jiā dàn yǒu sì lì bì, zhì bìng bù qí sān zhé gōng.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xiǎng jiàn dú shū tóu yǐ bái, gé xī yuán kū zhàng xī téng.
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xiǎng jiàn yī zuò: xiǎng dé
(想见 一作：想得)
拼音：táo lǐ chūn fēng yī bēi jiǔ
平仄：平仄平平平平仄
韵脚：(仄韵) 上声二十五有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汉族，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而且，他跟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为其中一宗）之称。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方面，他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词作方面，虽曾与秦观并称“秦黄”，但黄氏的词作成就却远逊于秦氏。
黄庭坚在继承传统、学习前辈书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而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的书法也存在某些缺点，如有些笔画过瘦过长，像苏东坡讥之为“树梢挂蛇”那样，的确显得难看。然而，瑕不掩瑜，从总体上来说，黄书有他的独特风格。
黄庭坚 送刘季展诗帖
一、中宫敛结，长笔四展：
黄庭坚的行书，每个字大都长横长竖、大撇大捺，但每个字的中宫（“中宫”即中心）似乎都有一个圆心，其他笔画从圆心中放射出来。这种“破体”的“辐射式”的字形结构，突破了晋、唐以来流行的那种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外形，而以其点画的借让，既把握重心，又夸张某些笔画，使他的书法表现出浑融萧逸的雅韵和骨力道劲的气魄。
二、欹侧变化，不受羁束：
黄庭坚的书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字形的结构笔画欹侧，不受羁束。他写出的横画倾斜不平，竖画虬曲不正，每个字的各部分常以相乖或相应的歪斜之形作配合，一反前人横平竖直的平淡、呆板的结构，使他的字显得风神潇洒，瑰玮跌宕。苏东坡很欣赏黄书欹侧的特点，曾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东坡续集》卷四《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三、点不挑起，一代奇书：
黄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写三点水偏旁时，最下一点多不作挑起如《范滂传》中的“范”、“滂”、“汝”等字，《诸上座帖后记》中的“净”字，《松风阁诗》中的“涛”、“洗”、“洒”、。潺，、“沈”等字，特别如行书《经伏波神祠诗卷》，全篇有十七个三点水偏旁的字，除“泽”、“得”二字外，其他十五个字的最下一点全不作挑起。宋代袁文评黄庭坚的书法时说：“字之从水者，篆文作此*字，盖水字也。至隶书不作*字，乃更为三点，亦是水字，然三点之中，最下一点挑起，本无义，乃字之体耳；若不挑起，则似不美观。本朝独黄太史三点多不作挑起，其体更道丽，信一代奇书也。”（《瓮牖间评》卷四）。
四、撇改为点，蹙写上收：
黄书大多以大撇大捺、长笔四展见功夫，这是黄书的明显特点，但黄书也有时将一些字的笔画故意缩短和上收，其中最突出的如《王纯中墓志铭》、《诗送四十九侄帖》，《松风阁诗》等中的“修”字和“参”字，黄庭坚都将字中的三撇蹙写和上收为三点，这种异乎寻常的处理，使字体结构中的“展”与“蹙”形成对比，长笔短画，多姿多态，使这些字的笔画多变化和不重复。这是黄书的又一特点。
五、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黄庭坚对一些下面带有四点的字，写时都将笔画连续，成一道波浪形，如《黄州寒食诗卷跋》中的“兼”字，《花气诗帖》中的“薰”字，《经伏波神祠诗卷》中的“马”字，《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王纯中墓志铭》中的“无”字等。这样处理，使字的上半部较为端正、平稳，表现为“静”，而下面的四点写作波浪形，连续一笔而成，则显得潇洒飘逸，表现为“动”，这样便使字体结构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六、不泥古法，得笔外意：
黄庭坚的草书如龙飞风舞，超轶绝尘，为世人所称赞。他虽师承张旭、怀素，但他不泥古法，力求创新。金代诗人施宜生称赞黄庭坚的草书时说：“行行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意溢毫摇手不知，心自书空不书纸。”（《中州集》卷二“跋山谷草书”）赵秉文在《题涪翁草书文选书后》说：“涪翁参黄龙禅，有倒用如来印手段，故其书得笔外意，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黄庭坚草书的有些字形虽与张旭、怀素所写的字有些相似，但他善于用笔，深得此中三昧，所以黄书的线条千姿万态，变化多端。旭、素的许多笔画虽也豪逸放肆，但多是一笔简单而过，而黄书则一波三折，或箨龙坼石，或轻梢遏云，妙兼数体，圆转卓绝。我个人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庭坚的草书已超过张旭和怀素。另外，苏东坡说过：“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从生活阅历、文章学问等方面来说，黄庭坚远比旭、素丰富和渊博。
黄庭坚，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江西修水县人。生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二日（1045年7月28日），北宋诗人，书法家，词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1105年九月三十日（11月8日）死于宜州贬所。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教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跌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集》七十卷。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意境，于今宜宾市郊北凿石饮水为池，现为宜宾市江北公园，曰“流杯池”。受当地人喜爱。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是北宋书法家、诗人黄庭坚晚年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其中，《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这件书迹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像是船夫摇桨用力的样子。不论收笔、转笔，都是楷书的笔法，下笔平和沉稳，变化非常含蓄，轻顿慢提，婀娜稳厚，意韵十足。在后段提到前一年已去世的苏轼时，心中不免激动，笔力特别凝重，结字也更加倾侧，是尚意书风的典型，其风神洒荡，意韵十足，堪称行书之精品。被称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九。
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存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
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像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登快阁》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我国南方楼台亭阁甚多，但最具名气的屈指可数。快阁算得上是全国闻名的古阁楼建筑之一。它以独特的建筑风格、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载入《中国名胜词典》。
快阁雄踞在泰和县城东侧的泰和中学校园内。这座阁楼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874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初为奉祀西方慈氏（俗称观音大士）之所，名“慈氏阁”。宋初太常博士沈遵任泰和县令期间，因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常登阁远眺，心旷神怡，遂易名“快阁”。史称：“阁曰快，自得之谓也”。
快阁名闻天下，始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名诗《登快阁》。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江西诗派首领，在北宋诗坛上，与苏轼齐名，世号“苏黄”。黄庭坚任泰和知县时，也常登阁游憩，并于元丰五年（1082年）赋诗一首：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登快阁》诗。此后，“阁名遂大著”。史载：“迨黄太史庭坚继至，赋诗其上，而名闻天下”。
快阁因有黄庭坚的题诗，吸引了许多达官名流和饱学之士前来游览题咏，历经宋、元、明、清诸代不绝。著名的有南宋陆游、文天祥、杨万里，元代的刘鹗，明朝的王直、罗钦顺，清代的高咏等。历代题咏的诗篇数以百计，其中文天祥的《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为黄庭坚《登快阁》诗之后最负盛名的诗篇。1278年10月，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广东，被元人所执，囚于船中，解往大都。船过泰和，文天祥望见快阁，如遇庐陵父老乡亲，作《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以志伤怀：“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义，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恐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蓬窗。”其凛然气节和赤子之情跃然纸上，至今读来令人感慨不已。
星移斗转，世事沧桑。一千多年来，这座著名的古建筑却屡建屡毁。据记载，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毁于水，十九年修复；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公修，道光四年（1824年）由邑人曾敏才捐资重建；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兵燹，五年重建。
快阁为砖木结构，共三层，高台回廊，大红石柱，青瓦重檐，瓷鸥盖顶。檐楔彩色螭头，梁雕龙画凤，穹顶图饰。阁厅正面墙上嵌有黄庭坚像及黄庭坚自题像赞。藏经室临河左右侧的墙壁上，分别嵌有一石匾。左侧是宋代诗人陆游题写的“诗境”二字，右侧是黄庭坚的手书箴言，即著名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题词笔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阁下的涪园、盟鸥馆、山谷祠与快阁参差媲美，构成“西昌八景”之一的“快阁盟鸥”。
前言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主要表现于其行书和草书中。我们分别就其行书和草书来探讨其艺术风格形成之渊源。
行书
宋代近接盛唐，书家很难不受唐代书风影响。但宋代书家更注重内在精神情趣的诉求，因而和案头文牍融而为一的行书手札便成为一个时代书风发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书家的成就无不首先表现在行书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的笔墨实践中，自然不会为近时书风所束缚笼罩。自晋代以后，特别是经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之后，作行书者莫不以“二王”为标准。黄庭坚最早是学时人周越的。大凡学书，学时人容易上手，但同时易流于俗气。随着眼宽识高，黄庭坚很快便转学于“二王”甚至说是《兰亭》。他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羲之书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笔者看来，黄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甚至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游于苏门的四学上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氏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山谷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黄此自道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