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故人供禄米”出自唐代杜甫的《江村》,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dàn yǒu gù rén gōng lù mǐ,诗句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
“但有故人供禄米”全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堂上 一作:梁上)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翻译
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绕村流过,长长的夏日里,村中的一切都显得幽雅。
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
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作一只鱼钩。
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
注释
江村:江畔村庄。
清江:清澈的江水。江:指锦江,岷江的支流,在成都西郊的一段称浣花溪。曲:曲折。抱:怀拥,环绕。
长夏:长长的夏日。幽:宁静,安闲。
自去自来:来去自由,无拘无束。
相亲相近:相互亲近。
画纸为棋局:在纸上画棋盘。
稚子:年幼的儿子。
禄米:古代官吏的俸给,这里指钱米。”但有“句,一说为”多病所须惟药物“。
微躯:微贱的身躯,是作者自谦之词。
《江村》一诗的尾联上句,有两种版本,对于该两种版本的优劣,有说法认为:
“先看“多病所需唯药物”句。上面我们已经感知了诗人幽居江村的快乐与闲适只是表面的,诗人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年老多病之身所需的唯有药物,能满足这微薄的希望,微贱之躯夫复何求?而我们体会:乱离之世,命如蝼蚁,药物又有何用,不过苟延残喘而已;正是暂得安宁,家人相聚,才想到珍惜生命,也好让这艰难得来的快乐延续下去,这应该是很朴素很低微很不得已的一种希望。可这希望能否满足呢?将尾联下句“微躯此外更何求”连起来读,就会发现那只是一种奢望。读到此,想到此,我们会不会为老杜的辛苦艰难的生存境况而洒下同情之泪?
再看“但有故人供禄米”句。它使我们明白前面所描述的和乐安静的生活是建立在“故人供禄米”的基础之上的。而把尾联两句连起来读,其内在情绪与其说是庆幸,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辛酸。经过大半辈子的流离转徙,执著追求,被社会时代之流冲撞激荡,竟落得生活无着,渺无归属。尽管故人严武对自己关怀备至,但人生的失败感不能说不紧紧地压抑着一个自尊的男人的刚强的心,更何况这样的投靠还只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一旦失去了“故人供禄米”的条件,生活又将陷入困顿流离之中。因此,对前途隐隐的担心和无尽的忧伤还时时地折磨着诗人的内心,使他即使在眼前家人团聚的情境下仍有浓重的如梦似幻感。”
如果仅从优劣来辨析的话,实际上,杜甫在经过中原战乱以后,终定居于成都草堂,此时的心境应该是释然的。在蜀中,上至剑南节度使,下至县令、刺史,都来拜访杜甫,使得杜甫该阶段的诗充满了祥和、自然的气氛,如《江畔独步寻花》等,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仅是个例情况。杜诗做中强调个体情感,而末句则所对应表现出的感情应该是回顾过去的颠沛流离的岁月,而感到的对今日的安然的珍惜之情。所以“多病所需唯药物”和“但有故人供禄米”二句在情感的自然中,显然“多病所需唯药物”更好。
但如果从各版本出现的时间、与上句平仄声韵的话,则应为“但有故人供禄米”一句。
这是一首平淡自然的七言律诗,作者以清淳质朴的笔调,质朴无华的语言,点染出浣花溪畔幽美宁静的自然风光和村居生活清悠闲适的情趣,将夏日江村最寻常而又最富于特色的景象,描绘得真切生动,自然可爱,颇具田园诗萧散恬淡、幽雅浑朴的风韵.宋代蔡梦弼《草堂诗话》评价说:"其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只是平易.虽曰似俗,其实眼前事尔."
诗的前半写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令人赏心悦目,人在自然中感到自由、亲切、融洽.颈联写洋溢着欢乐、生气勃勃的家庭生活情景,深涵着诗人对天伦之乐的欣慰和珍惜.末两句写不求仕宦的平淡心境.这是杜甫诗中难得多见的轻松愉快之作.清代黄生《杜诗说》谓之"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作者杜甫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这首诗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细腻地描画了优美恬淡的景物,随意地叙写了闲适温馨的生活情趣,表现出作者杜甫难得的一段安定生活给他带来的满足和欣然。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在初夏时节的村庄,一条曲曲折折的江水环绕着村子静静流淌,水色清澈,有鱼儿在水中戏耍、来去无声,整个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幽静。一曲清江,给村落带来了安宁和清幽,这“清江”即成都的浣花溪,诗人以“清”称之,大概是喜爱它悠悠然绕村而流。因此给它一个美称。“抱村流“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它的可爱,同时也照应了“江村”的诗题。开头两句,就定下了全诗的氛围,挈领了全诗的旨意。万事悠悠,历经磨难的诗人不再有担忧和愁烦,且自怡然欣赏这村中的景色。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看吧,新建的草堂刚刚落成,就有顽皮的小燕子轻快地飞过来又飞过去,没有人去理会它们,可是它们自在地玩得那么开心,真像活泼的小孩子一样。诗人捋着胡子呵呵笑着,信步走到了江边,江上有两只白鸥在轻柔地浮游,它们或前或后,时而交颈而鸣,时而追逐着在水面上打着圈儿——它们一定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南朝诗人何逊曾有“可怜双自鸥,朝夕水上游”的句子,杜甫曾学习何逊的诗,当他看到这种场景,想必会心有所会、悠然忘机。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诗人怀着愉快的心情缓步向家中走去,看见老伴正坐在门前的树荫下,在纸上画着什么,走近看时,原来是一个棋局。“叮叮”的声音传来,小儿子在埋头认真地敲着一根针,这个贪玩的孩子,他是要自己做个鱼钩儿,好去江边钓鱼玩。这样的场面大概是村中常可见到的,可是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屡受挫折、颠沛半生的作者杜甫来说,是他少有的珍贵的福气,令他心头为之一暖。在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何曾想象过这样温馨的时刻。这两句捕捉到生活中最普通的画面,传达出一种普遍的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闲适美好。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从眼前和乐安宁的生活场景中发出感叹:有老朋友赠送我粮食和他的俸禄,我这个平凡卑贱的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两句看似庆幸、表示满足的话,仔细读来,其实不知潜含着多少悲苦和酸辛。杜甫能够居住在成都草堂,全赖友人的帮助,眼前虽有这样的和乐与安宁,却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之上的。被后人尊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却要靠着别人的赠与才能活下去,而且还要说自己“更何求”,即没有别的要求。这语言越是平静从容,越是让读者心感酸楚、为之落泪。他的志向本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数十个春秋过去了,如今人到晚年,要求仅只是一蔬一饭而已。诗人说得这样闲淡,仿佛他的心头已经不再有生活的阴霾,再也不愿去迎接那些纷扰和喧嚣。
从作诗的艺术角度来看,这首诗写法精严而又流转自然;字句精炼、刻画细微,而又让人无迹可寻。这是杜甫律诗的老到之处。尾联上句“但有故人供禄米”,一作“多病所需唯药物”,无论从平仄还是诗意上看,都以“但有”之句更佳。
复字不犯复:这首诗首联的两句中,“江”字、“村”字皆出现两次。按一般做律诗的规矩,颔、颈两联同一联中忌有复字,首尾两联散行的句子,要求虽不那么严格,但也应该尽可能避复字。这首诗用一对复字,就有一种轻快俊逸的感觉,并不觉得是犯复了。这情况像律句中的拗救,拗句就要用拗句来救正,复字也要用复字来弥补。况且第二句又安下了另外两个叠字“事事”,这样一来,头两句诗在读起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枝撑之感。
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结句忽转凄婉:杜甫有两句诗自道其做诗的甘苦,说是“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此诗本是写闲适心境,但他写着写着,最后结末的地方,也不免吐露落寞不欢之情,使人有怅怅之感。杜甫很多登临即兴感怀的诗篇,几乎都是如此。前人谓杜诗“沉郁”,其契机恐怕就在此处。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在几个月之前,诗人经过四年的流亡生活,从同州经由绵州,来到了这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虞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时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诗人拈来《江村》诗题,放笔咏怀,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本诗首联第二句“事事幽”三字,是全诗关紧的话,提挈一篇旨意。中间四句,紧紧贴住“事事幽”,一路叙下。梁间燕子,时来时去,自由而自在;江上白鸥,忽远忽近,相伴而相随。从诗人眼里看来,燕子也罢,鸥鸟也罢,都有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静,人事的幽趣尤其使诗人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做钓钩的天真无邪,弥觉可爱。棋局最宜消夏,清江正好垂钓,村居乐事,件件如意。经历长期离乱之后,重新获得家室儿女之乐,诗人怎么不感到欣喜和满足呢?结句“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虽然表面上是喜幸之词,而骨子里正包藏着不少悲苦之情。曰“但有”,就不能保证必有;曰“更何求”,正说明已有所求。杜甫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眼前优游闲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故人供禄米”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压痛点。一旦分禄赐米发生了问题,一切就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无妨说,这结末两句,与其说是幸词,倒毋宁说是苦情。艰窭贫困、依人为活的一代诗宗,在暂得栖息,杜甫能安居的同时,便吐露这样悲酸的话语,实在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的强烈控诉。
中联四句,从物态人情方面,写足了江村幽事,然后,在结句上,用“此外更何求”一句,关合“事事幽”,收足了一篇主题,最为简净,最为稳当。
《江村》一诗,在艺术处理上,也有独特之处:
一,是复字不犯复。此诗首联的两句中,“江”字、“村”字皆两见。照一般做律诗的规矩,颔、颈两联同一联中忌有复字,首尾两联散行的句子,要求虽不那么严格,但也应该尽可能避复字。现在用一对复字,就有一种轻快俊逸的感觉,并不觉得是犯复了。这情况,很象律句中的拗救,拗句就要用拗句来救正,复字也要用复字来弥补。况且,第二句又安下了另外两个叠字“事事”,这样一来,头两句诗在读起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枝撑之感了。
二,是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三,是结句,忽转凄婉,很有杜甫咏怀诗的特色。杜甫有两句诗自道其做诗的甘苦,说是“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此诗本是写闲适心境,但他写着写着,最后结末的地方,也不免吐露落寞不欢之情,使人有怅怅之感。杜甫很多登临即兴感怀的诗篇,几乎都是如此。前人谓杜诗“沉郁”,其契机恐怕就在此处。
jiāng cūn
江村
qīng jiāng yī qǔ bào cūn liú, cháng xià jiāng cūn shì shì yōu.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zì qù zì lái táng shàng yàn, xiāng qīn xiāng jìn shuǐ zhōng ōu.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táng shàng yī zuò: liáng shàng
(堂上 一作:梁上)
lǎo qī huà zhǐ wèi qí jú, zhì zǐ qiāo zhēn zuò diào gōu.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dàn yǒu gù rén gōng lù mǐ, wēi qū cǐ wài gèng hé qiú?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拼音:dàn yǒu gù rén gōng lù mǐ
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
韵脚:(仄韵) 上声八荠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祖父
杜甫的祖父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父母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妻子
杜甫于30岁时,暂时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的漫游,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然后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为爱妻立传,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多处提及她。
儿女
育有两子宗文、宗武,一女凤儿。
唐王朝,尤其是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无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王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
玄宗李隆基年轻时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等忠心爱国者为丞相,大力整顿相应弊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以至被后世称之为“开元盛世”。然而,玄宗后来居然任用了奸诈成性的李林甫为相,政治便开始出现腐败的苗头。天宝四年(745年),他在封杨玉环为贵妃后,纵情声色,奢侈荒淫,政治遂越发腐败了。此后他还依次封赠玉环的姊妹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及秦国夫人。她们出入宫廷,肆无忌惮,可以想见她们那“势倾天下”的吓人权力了。
而杨玉环的堂兄杨钊也由于杨贵妃的得势而平步青云,在他担任御史时就被玄宗赐名“国忠”,以示恩宠。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后,原本是武则天面首张易之的儿子而其后却冒姓杨的杨国忠,居然做上了丞相;而玄宗也竟然把全国的军政事务交给杨国忠处理。此时的杨家,由于他们兄妹“势倾天下”,遂开始了结党营私,专干些非法的事情,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终于导致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
正像所有腐败现象的前期一样,杨家兄妹之间不但花天酒地,而且杨国忠还毫无廉耻地跟虢国夫人通奸。他们如此淫乱的生活,居然也得到了玄宗皇帝的纵容;而老百姓则固然是有苦难言。
古历三月三日这个作为传统节日的上巳节,人们为了除去不祥气氛,便又到水边去“修禊”。天宝十二年,杨家一帮人不但去参加了这样的活动,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到曲江附近游春野宴,喧闹异常。大诗人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这些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书画相通”,这是中国艺术史及美学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杜甫知画又知书,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学外,杜甫对其他艺术也很留心。例如书法,‘九龄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从小就开始学习书法,后来在他的《观薛少保书画壁》、《观张旭草书图》、《李潮八分篆歌》诸诗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对书法的兴趣和修养。”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顿挫’称杜诗,顿挫者,指诗的章法曲折,意境深远。……这不是和书法的‘一波三折’等笔法相通么?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25]。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文学作品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诗歌地位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诗歌体制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创作经历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读书和漫游时期
(三十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此期间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赠李白》等。
困居长安时期
(三十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为官时期
(四十四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西南漂泊时期
(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泊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衡州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一个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他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
杜甫的祖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
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玄宗时期
(公元712——公元755年)
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公元712年)。杜甫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祖籍湖北襄阳。
玄宗开元五年,丁巳(公元717年),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七岁。始作诗文。
玄宗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杜甫九岁。始习大字。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年),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开元十九,辛未(公元731年),二十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二十一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二十二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二十三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年),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736年),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元737年),二十六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公元738年),二十七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年),二十八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二十九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公元741年),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玄宗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天宝二年,癸未(公元743年),三十二岁。在东都。
天宝三年,甲申(公元744年),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天宝四载,乙酉(公元745年),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天宝五年,丙戌(公元746年),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天宝六年,丁亥(公元747年),三十六岁。在长安。
天宝七年,戊子(公元748年),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天宝八年,己丑(公元749年),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天宝九年,庚寅(公元750年),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天宝十年,辛卯(公元751年),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天宝十一年,壬辰(公元752年),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天宝十二年,癸巳(公元753年),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天宝十三,甲午(公元754年),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天宝十四年,乙未(公元755年),四十四岁。安禄山反。杜甫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肃宗时期
(公元756——公元762年)
肃宗至德元年,丙申(公元756年),四十五岁。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杨国忠、杨贵妃。杜甫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肃宗至德二年,丁酉(公元757年),四十六岁。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春,杜甫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肃宗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四十七岁。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年),四十八岁。史思明称燕王。春,杜甫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肃宗上元元年,庚子(公元760年),四十九岁。闰四月改元,杜甫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五十岁。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肃宗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年),五十一岁。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代宗时期
(公元763年——公元770年)
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五十二岁。七月改元,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广德二年,甲辰(公元764年),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公元765年),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重庆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重庆云阳)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公元766年),五十五岁。十一月改元,春杜甫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重庆奉节,即刘备托孤地白帝城)。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大历二年,丁未(公元767年),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大历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大历三年,戊申(公元768年),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因公安治安太差,遂移衡州。
大历四年,己酉(公元769年),五十八岁。正月,经岳州至衡州(衡阳),游南岳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泝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衡阳)。然故人衡州刺史韦之晋任潭州刺史,杜甫又奔潭州,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但韦之晋忽然病卒。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
大历五年,庚戌(公元770年),五十九岁。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 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今衡阳)。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lěi)阳。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杜甫而还。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有二处,分别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和甘肃省成县,前者较著名。
杜甫墓,在河南巩义康店邙岭。
少陵台,位于山东省兖州市。
杜工祠,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畔。
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自成都﹑耒阳、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剑门诸祠。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杜甫遗愿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在首阳山下也有杜甫墓。今陕西省西安城南长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为明代创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为“杜甫纪念馆”。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为杜甫所建草堂,后经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
杜甫江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属于园林仿古建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所建。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阁不足一千米。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
与耒阳
杜甫晚年穷困潦倒,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全家经今湖北入湖南,沂沅湘以登衡山,溯湘江而上,大历五年继向郴州探亲,因耒水暴涨遇阻,寓居耒邑,耒阳聂令礼为上宾。是年,杜甫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聂令治葬筑墓,背经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横贴有“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10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1940年,湖南省政府重修杜甫墓,省政府主席薛岳重修杜工部墓石碑于墓前。
1956年7月墓祠定为湖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5年,耒阳一中建校,将祠主殿拆除,仅后栋西廊房及清人彭而述残碑。
1996年,耒阳市政府对墓及下残房进行了维修。今耒阳留有杜甫墓、杜公祠、杜陵桥、杜甫书院等遗址。
巩义故里
杜甫故里位于巩义市城区西北5公里处的康店镇康店村西部邙岭上。占地34亩,座北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景区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每年接待游客2万人次,门票收入10万元。1963年6月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页)。
二、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杜甫呢?
三、自沉于水而死
原因: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唐肃宗上元元年夏,诗人杜甫在朋友的资助下,在四川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盖了一间草堂,在饱经战乱之苦后,生活暂时得到了安宁,妻子儿女同聚一处,重新获得了天伦之乐。这首诗正作于这期间。
《江村》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七律。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夏,当时作者的成都草堂刚刚建成,作者便作此诗借景抒怀,表现了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首联描写环境,一个“抱”字用得精妙,生动地描绘出溪水紧紧围绕江村的情态。颔联写景物之幽:燕子自来自去,鸥鸟相亲相近,江村景色的幽静跃然纸上。颈联写人事之幽:老妻画棋盘,幼子弯针当作钓钩,各得其乐,也就引出了尾联中别无他求,心满意足的心境。全诗结构严谨,语言流畅,颇有生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