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与千里隔”的全诗出处及翻译赏析

赏析

《和子瞻记梦二首》是宋代苏辙创作的一首诗词。以下是该诗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中文译文：
兄从南山来，梦我南山下。
探怀出诗卷，卷卷盈君把。
诗词古人似，弟则吾弟也。
相与千里隔，安得千里马。
携手上南山，不知今乃夜。
晨鶪隔墙唱，欹枕窗月亚。
百语记一词，秋菊悲蛩吒。
此语鲍谢流，平日我不暇。
我本无此诗，嗟此谁所借。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词是苏辙与朋友子瞻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对友情的思念和对诗词的热爱。

诗的开头写道，兄弟子瞻从南山归来，梦见作者在南山下。这里的南山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代表着远离尘嚣的安宁之地。

子瞻从怀中取出一卷诗卷，诗卷密密麻麻，充满了诗人的抱负和才华。这些诗词让子瞻感觉仿佛是古人的作品，而作者苏辙则自谦地说，如果这些诗词像古人的作品，那么子瞻就是自己的弟弟，以示亲近之意。

然而，兄弟之间相隔千里，如何能够相见呢？这里的千里马是一种象征，表示寻找一种能够跨越遥远距离的方式。作者希望能够与子瞻一同上南山，但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显示了时间的迷离。

清晨的鸟儿在墙外歌唱，枕边的月光倾斜透入窗户。这些景象将诗人带入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之中，让他的思绪飘荡。

作者说，他无法将百言记下，只能写下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秋天的菊花悲哀地鸣叫，蛩虫的叫声响彻夜空。这里的菊花和蛩虫都是秋天的象征，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孤寂和忧伤。

最后，作者苏辙表示这首诗并非他自己创作，而是借用了他人的诗句。他借用了鲍照和谢灵运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绪。这种自谦和致敬的态度展示了苏辙对前辈文人的敬仰和对友谊的珍视。

总的来说，这首诗词表达了苏辙对友情的思念和对诗词的热爱。通过诗中的意象和对话，展现了作者内心的情感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相与千里隔”全诗拼音读音对照参考

hé zi zhān jì mèng èr shǒu
和子瞻记梦二首

xiōng cóng nán shān lái, mèng wǒ nán shān xià.
兄从南山来，梦我南山下。
tàn huái chū shī juàn, juàn juàn yíng jūn bǎ.
探怀出诗卷，卷卷盈君把。
shī cí gǔ rén shì, dì zé wú dì yě.
诗词古人似，弟则吾弟也。
xiāng yǔ qiān lǐ gé, ān dé qiān lǐ mǎ.
相与千里隔，安得千里马。
xié shǒu shàng nán shān, bù zhī jīn nǎi yè.
携手上南山，不知今乃夜。
chén jú gé qiáng chàng, yī zhěn chuāng yuè yà.
晨鶪隔墙唱，欹枕窗月亚。
bǎi yǔ jì yī cí, qiū jú bēi qióng zhā.
百语记一词，秋菊悲蛩吒。
cǐ yǔ bào xiè liú, píng rì wǒ bù xiá.
此语鲍谢流，平日我不暇。
wǒ běn wú cǐ shī, jiē cǐ shuí suǒ jiè.
我本无此诗，嗟此谁所借。

“相与千里隔”平仄韵脚

拼音：xiāng yǔ qiān lǐ gé
平仄：平仄平仄平
韵脚：(仄韵) 入声十一陌

作者简介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作者介绍

苏辙的生平

　　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八年（1085），旧党当政，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直至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居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人物主要活动年谱：

　　嘉祐六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

　　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

　　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

　　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贬谪筠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

　　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的评论

治学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
　　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引文见《宋史·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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