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话巴山夜雨时”出自唐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què huà bā shān yè yǔ shí，诗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却话巴山夜雨时”全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翻译
您问归期，归期实难说准，巴山连夜暴雨，涨满秋池。
何时归去，共剪西窗烛花，当面诉说，巴山夜雨况味。
注释
1.寄北：写诗寄给北方的人。诗人当时在巴蜀（现在四川省），他的亲友在长安，所以说“寄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亲友的深刻怀念。
2.君：对对方的尊称，等于现代汉语中的“您”。
3.归期：指回家的日期。
4.巴山：指大巴山，在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交界处。这里泛指巴蜀一带。
5.秋池：秋天的池塘。
6.何当：什么时候。
7.共：副词，用在谓语前，表示动作行为是由两个或几个施事者共同发生的。可译为“一起”。
8.剪西窗烛：剪烛，剪去燃焦的烛芯，使灯光明亮。这里形容深夜秉烛长谈。“西窗话雨”“西窗剪烛”用作成语，所指也不限于夫妇，有时也用以写朋友间的思念之情。
9.却话：回头说，追述。
你问我何时回家，我回家的日期定不下来啊！我此时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正在盛满秋池的绵绵不尽的巴山夜雨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一齐坐在家里的西窗下，共剪烛花，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那该多好！
这首诗所寄何许人，有友人和妻子两说。前者认为李商隐居留巴蜀期间，正是在他三十九岁至四十三岁做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时，而在此之前，其妻王氏已亡。持者认为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有过巴蜀之游。也有人认为它是寄给“眷属或友人”的。从诗中所表现出热烈的思念和缠绵的情感来看，似乎寄给妻子更为贴切。
开首点题，“君问归期未有期”，让人感到这是一首以诗代信的诗。诗前省去一大段内容，可以猜测，此前诗人已收到妻子的来信，信中盼望丈夫早日回归故里。诗人自然也希望能早日回家团聚。但因各种原因，愿望一时还不能实现。首句流露出离别之苦，思念之切。
次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是诗人告诉妻子自己身居的环境和心情。秋山夜雨，总是唤起离人的愁思，诗人用这个寄人离思的景物来表了他对妻子的无限思念。仿佛使人想象在一个秋天的某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池塘涨满了水，诗人独自在屋内倚床凝思。想着此时此刻妻子在家中的生活和心境；回忆他们从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咀嚼着自己的孤独。
三、四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对未来团聚时的幸福想象。心中满腹的寂寞思念，只有寄托在将来。那时诗人返回故乡，同妻子在西屋的窗下窃窃私语，情深意长，彻夜不眠，以致蜡烛结出了蕊花。他们剪去蕊花，仍有叙不完的离情，言不尽重逢后的喜悦。这首诗既描写了今日身处巴山倾听秋雨时的寂寥之苦，又想象了来日聚首之时的幸福欢乐。此时的痛苦，与将来的喜悦交织一起，时空变换，
此诗语言朴素流畅，情真意切。“巴山夜雨”首末重复出现，令人回肠荡气。“何当”紧扣“未有期”，有力地表现了作者思归的急切心情。
现传李诗各本题作《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的人，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朋友。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它作于作者的妻子王氏去世之后，因而不是“寄内”诗，而是写赠长安友人的。但从诗的内容看，按“寄内”理解，似乎更确切一些。
第一句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翻译一下，那就是：“你问我回家的日期；唉，回家的日期嘛，还没个时间啊！”其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接下去，写了此时的眼前景：“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已经跃然纸上的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便与夜雨交织，绵绵密密，淅淅沥沥，涨满秋池，弥漫于巴山的夜空。然而此愁此苦，只是借眼前景而自然显现；作者并没有说什么愁，诉什么苦，却从这眼前景生发开去，驰骋想象，另辟新境，表达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愿望。其构思之奇，真有点出人意外。然而设身处地，又觉得情真意切，字字如从肺腑中自然流出。“何当”（何时能够）这个表示愿望的词儿，是从“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现实中迸发出来的；“共剪……”、“却话……”，乃是由当前苦况所激发的对于未来欢乐的憧憬。盼望归后“共剪西窗烛”，则此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盼望他日与妻子团聚，“却话巴山夜雨时”，则此时“独听巴山夜雨”而无人共语，也不言可知。独剪残烛，夜深不寐，在淅淅沥沥的巴山秋雨声中阅读妻子询问归期的信，而归期无准，其心境之郁闷、孤寂，是不难想见的。作者却跨越这一切去写未来，盼望在重聚的欢乐中追话今夜的一切。于是，未来的乐，自然反衬出今夜的苦；而今夜的苦又成了未来剪烛夜话的材料，增添了重聚时的乐。四句诗，明白如话，却何等曲折，何等深婉，何等含蓄隽永，余味无穷！
姚培谦在《李义山诗集笺》中评《夜雨寄北》说：“'料得闺中夜深坐，多应说着远行人'（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是魂飞到家里去。此诗则又预飞到归家后也，奇绝！”这看法是不错的，但只说了一半。实际上是：那“魂”“预飞到归家后”，又飞回归家前的羁旅之地，打了个来回。而这个来回，既包含空间的往复对照，又体现时间的回环对比。桂馥在《札朴》卷六里说：“眼前景反作后日怀想，此意更深。”这着重空间方面而言，指的是此地（巴山）、彼地（西窗）、此地（巴山）的往复对照。徐德泓在《李义山诗疏》里说：“翻从他日而话今宵，则此时羁情，不写而自深矣。”这着重时间方面而言，指的是今宵、他日、今宵的回环对比。在前人的诗作中，写身在此地而想彼地之思此地者，不乏其例；写时当今日而想他日之忆今日者，为数更多。但把二者统一起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构成如此完美的意境，却不能不归功于李商隐既善于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又勇于进行新的探索，发挥独创精神。
上述艺术构思的独创性又体现于章法结构的独创性。“期”字两见，而一为妻问，一为己答；妻问促其早归，己答叹其归期无准。“巴山夜雨”重出，而一为客中实景，紧承己答；一为归后谈助，遥应妻问。而以“何当”介乎其间，承前启后，化实为虚，开拓出一片想象境界，使时间与空间的回环对照融合无间。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面重复的，这首诗却有意打破常规，“期”字的两见，特别是“巴山夜雨”的重出，正好构成了音调与章法的回环往复之妙，恰切地表现了时间与空间回环往复的意境之美，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宋人王安石《与宝觉宿龙华院》云：“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邂逅我还（回还之还）还（还又之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钟山？'”杨万里《听雨》云：“归舟昔岁宿严陵，雨打疏篷听到明。昨夜茅檐疏雨作，梦中唤作打篷声。”这两首诗俊爽明快，各有新意，但在构思谋篇方面受《夜雨寄北》的启发，也是显而易见的。 （霍松林） 。
《夜雨寄北》，选自《李义山诗集》，是李商隐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是诗人写给远在北方的妻子的。当时诗人被秋雨阻隔，滞留荆巴一带，妻子从家中寄来书信，询问归期。但秋雨连绵，交通中断，无法确定，所以回答说：君问归期未有期。这一句有问有答，跌宕有致，流露出诗人留滞异乡、归期未卜的羁旅之愁。诗人与夫人王氏伉俪情深，时刻盼望能速归故里，与妻子共坐西窗之下，剪去烛花，深夜畅谈。而此时，只能苦苦思念。诗只有四句，却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既包含空间的反复对照，又体现时间的回环跳跃。“何当”为设想之词，设想由实景而生，所以第二句中的巴山夜雨成为设想中回忆的话题，自然成为“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样的巧妙诗句。
李商隐的爱情诗多以典雅华丽、深隐曲折取胜，这首诗，《万首唐人绝句》中题作《夜雨寄内》，“内”就是“内人”，指妻子。诗人在巴山雨夜中思念妻子，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诗人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写出他对妻子的一片深情，亲切有味。全诗构思新巧，自然流畅，跌宕有致。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是诗人身居遥远的异乡巴蜀写给他在长安的妻子的诗（或写给友人）。李商隐对妻子的爱很真挚，他们结婚不到12年，妻子便死了。就是在那12年中，由于诗人到处飘泊，也不能和妻子经常团聚。俗话说：小别胜新婚。李商隐与妻子的分别却常常是久别，因而对夫妻恩爱、相思情长就体会的更深、更强烈。在其笔下就呈现出“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般的挚着热烈，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首小诗写得明白如话，不用典故，不用比兴，直书其事，直写其景，直叙其话；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蕴无限深情于质朴无华的词语之中，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余地。
首句起笔以“君”直呼对方，以独特的视角勾画出一幅夫妻相思温情脉脉的画面：亲爱的妻啊，你肯定是怀着急切的心情问我归期是何日，那么，现在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这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以错位的视角写相思之情，即对方未必真有信寄来询问归期，而是诗人设想妻子思念、询问归期。在我国古诗中写相思之情的诗，往往并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念对方，而是写对方如何思念自己，通过这种手法委婉地表达诗人的思念之情。如杜甫的《月夜》就是通过设想妻子在月夜对自己的思念来表现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君问归期未有期”一句看似平淡，却把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注入到了每一个字中，委婉、深情、耐人寻味。
“巴山夜雨涨秋池”直写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写景。诗人以简练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巴山，秋夜，大雨倾盆。作者对这个环境作了较为具体的描写，不仅写了天上所下之雨，而且写了地下所积之雨。透过写实的景物，使人仿佛感受到了这样一个气氛：周遭一片黑夜迷茫，大雨滂沱，池水涨满，作者身边无一个亲密的友人，雨骤风狂，人事寂寥，此情此景使人倍感孤独、凄凉。这淋淋的秋雨使人心烦，盈盈的池水令人情满，自然作者的内心情感也汹涌难平。那么，“涨秋池”给人的感觉岂止是滂沱的秋雨和上涨的池水?分明是作者在不眠之夜对妻子无限思念的感情波涛。所以，写景中又深深地透着写情，写的是环境，但绝不单单是环境，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情”字。这样，情景交融就构成了一种艺术境界。
本诗写了两次：“巴山夜雨”，第一次是实写，第二次是虚写、想象与妻子团圆，“共剪西窗烛”时再回忆起巴山夜雨情景。
如果说前两句是实写当前景的话，那么后两句则是虚写未来情。诗人在秋雨绵绵之夜，触景生情，展开想象的翅膀，用丰富而自然的联想来表现他们夫妻的恩爱之情。诗人在此选取了两种情态：一个是动态“共剪”，一个是语态“却话”。“共剪西窗烛”，具体细腻而又无限传神地描绘出了一幅良宵美景图，一个“共”字极写了亲昵之情态。而“何当”一词却又把诗人描绘的美景推向了远方，推向了虚处。这美景原来不过是诗人追念、向往的，至于何时重回温柔乡中，一切都在“未有期”中。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又是多么无奈的事情。这一句，字字含情，却又不着一个“情”字，表达非常含蓄。
传情莫过于语言，“言为心声”，诗人想象夫妻二人团聚在一起，秉烛夜话，进行心灵的交流。“却话”是回溯追想，诗人此时设想彼时，而彼时正谈论此时，谈论的是巴山夜雨之时的思念之情。在这首短小的四句诗中两处出现“巴山夜雨”的字样，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古诗中是绝少见的，
形象、细腻、含蓄、深刻，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
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从诗中“巴山”一语看来，诗写于巴蜀之地。李商隐曾经应聘到四川，任东川节度柳仲郢的幕僚，时间是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先于此一年，李商隐的妻子却已故去。给李商隐诗集作笺注的清代人冯浩，尽管认为诗题不必改作“寄内”（因为“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但内容却是“寄内”的。为此，他把诗的写作时间，推前至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按冯浩考证，李商隐这一年是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郑亚的幕府。当年郑亚由于政敌的诬陷，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未去循州，由水路经长沙，于次年回到长安。冯浩认为在归途中李商隐曾经“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于巴蜀间兼有水陆之程”。《夜雨寄北》就是写在归途中经过巴蜀时。近人岑仲勉、陈寅恪曾经指出关于巴蜀之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冯浩也没有说得太死。他含糊地说，李商隐这时到过巴蜀，“玩诸诗自见，但无可细分确指”。可见，通常把《夜雨寄北》，说是李商隐寄给自己妻子的；这一说，似还可再斟酌。
李商隐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刚刚踏入仕途，就被卷进了牛、李的朋党之争中。（牛，牛僧孺；李，李德裕。朋党，官僚集团。）852年随柳仲郢入蜀，实属迫不得已。仕途多艰，妻子早逝，心境是悲凉的。几年以前，当他在徐州卢循正幕府时，他颇为踌躇满志。“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赠四同舍》）到四川以后，这种乐观情绪消失了。“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他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甚至与同府的幕僚也没有什么交谊。《夜雨寄北》，写得一往情深，而且诗寄的“君”，关切地问着他的归期，他也盼着与“君”“共剪西窗烛”。这个“君”，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以往过从较密；二，此刻仍有诗书交往；三，彼此心心相印。从现存的李商隐的诗文看来，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这样的“君”，那就是晚唐的词人温庭筠。李商隐在徐州幕时，温曾有诗“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李商隐在四川时，也有三首诗寄赠温。温的出身较李要名贵些，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但他也同样受到牛党令狐绹的排挤和压抑，晚年才做了方城尉与国子助教。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大概可以说，《夜雨寄北》，是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写给温庭筠的。这样，或许能更为精细地品味出诗中蕴含的情感内容。
“君问归期未有期”，诗一开始，就摆出了不可解脱的矛盾。归期的希望与未有期的失望，两相对立。悲怆沉痛，笼罩全篇。“巴山夜雨涨秋池”，表面上看，是即景点题。但是这一景象把归期未有期的沉痛情绪，渲染得更形象、更浓郁了。独在他乡异域的巴山，是秋天，又是深夜，又是夜雨。这一情境本身就是令人伤感的。尤其是“涨秋池”三字，秋雨绵绵，把池水都涨满了。诗人抓住了这一精细的而又富于生活实感的画面，调动读者的想象，似乎秋池里涨的不是秋水，而是诗人难以解脱的痛苦。
绝句虽属短制，但也讲究结构的技艺。前人有言，绝句大抵起承二句困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这首诗的第三句，就显示了这种工夫。“何当共剪西窗烛”，宕开一笔，从眼前跳脱到将来，从巴山跳脱到北方（长安），用示现的修辞方法，写出诗人的遐想。“共剪西窗烛”，可能溶化了杜甫《羌村三首》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诗境，但是由夫妇化为友朋，活用了，情味更浓。“何当”二字，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照应首句“未有期”，既有热切地盼望，又有难以料定的惆怅。在情意上，与前两句，似断非断。
第四句显得更为精彩。“却话巴山夜雨时”，是承“共剪西窗”而来，为顺流之舟。在短小得只能有四句的绝句体裁里，毫不可惜地运用了重复句意，不能不谓之大胆。然而，再次出现的“巴山夜雨”，无单调之嫌，文意反而曲折深厚。如果说，前一句“巴山夜雨”是以景写情，那么这一句的“巴山夜雨”却是以情写景。它与“西窗剪烛”，组成一幅温暖的动态画面，表现了诗人对于归期的向往，对于“君”的深厚友情。这给诗中增添了欢欣感。这种欢欣只是一种难以卜料的期待，因而示现于将来的欣慰，又加剧了眼前归期未有期的痛苦。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不断起伏、跳跃，但是通篇的情感色调又是和谐、统一的。
李商隐的诗，特别是他晚年的诗，感伤情绪很浓。这种感伤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反映了他个人遭遇的不幸。《夜雨寄北》，虽然有些欢欣的折光，总的看来，也是感伤的。只是这种感伤表现得很曲折、很深沉。一句“巴山夜雨涨秋池”，隐含了多少丰富的潜台词。这里似乎不是由于夫妻分离而感到的痛苦，实在是深深包含了诗人此时此地回顾一生的哀愁，隐含着对于现实的愤懑与绝望。
这首诗即兴写来，写出了诗人刹那间情感的曲折变化。语言是朴实的，在遣词、造句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李商隐的大部分诗，辞藻华美，用典精巧，长于象征、暗示。这首《夜雨寄北》，表现了李商隐诗的另一种风格：质朴、自然，却同样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特色。
当时李商隐在东川（今四川三台）节度使柳仲郢的幕府中担任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之职，他的妻小却远在长安（今陕西西安），长安在巴蜀东北，故称寄北。
这是一首朴素的小诗。整首诗明白如话，明朗清新，没有起兴，没有典故?也不用象征。这在李商隐的诗里并不多见，他大部分作品以词采“华艳”着称。这首诗短短四句，只是娓娓道来：你问我何时归来，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归期。眼下这夜色中的巴山，秋雨绵绵，池塘里秋水已满。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起在西窗下剪烛夜谈，再来叙说今天的巴山夜雨呢？
一般说来，近体诗是要避免字面的重复的。可是在这首诗中，作者却好像刻意地重复着“巴山夜雨”这个短语，而巴山夜雨，也确实成为全诗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意象。这一意象在诗里出现两次，但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
第一次出现的“巴山夜雨”，在“巴山夜雨涨秋池”中，是诗人现实中的背景，它点明诗人当时所在的时空位置：秋天、雨夜、巴山；也是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羁旅情愁的写照。巴山，这里代指蜀地，在李商隐时代，还是未被开发的“凄凉地”，唐代的另一诗人刘禹锡就曾感慨“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秋雨绵绵，秋夜漫漫，独处凄凉之地，诗人的身世之悲，漂泊之感，思念之情，一如巴山夜雨，池中秋水，淅淅沥沥，在心头漫溢。
行笔至此，那凄苦的秋风秋雨，似乎已浸透纸背，寒入骨髓。然而，诗人此时笔锋一转：“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一个温馨浪漫的画面，立刻取代了刚才的凄风苦雨。而此处的“巴山夜雨”，是在想象中，拉远成一个淡淡的记忆——那迷蒙阴冷的秋夜，仿佛只为烘托西窗下这摇曳的红烛；那巴山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只为此时耳畔的喁喁私语伴奏。同样的巴山夜雨，瞬间变得如此温情脉脉，令人怀念。幸福也许就是这样，它需要对比、需要映照，在与过往不幸或者愁苦的比照中，现时的幸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吧？用现在人们常说的话，就是“忆苦思甜”。而在李商隐这里，就是与爱妻共剪西窗烛时，依偎一起遥望巴山夜雨。在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在“此时”遥望“彼时”的幸福，因为巴山夜雨还没有从现实的背景转化成回忆的背景，他只是在此时想象着、憧憬着自己在不远的未来，可以以那样的方式，幸福地遥望此时。但即使只是一种对幸福的遥望，也已经让诗人沉浸在某种幸福之中了。夜色中的巴山、池塘里的秋水，也因此被抹上一层诗意的美丽。
有人考证，认为此诗是作者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七月至九月间，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时作。那时诗人妻王氏已殁（王氏殁于大中五年夏秋间）。为此，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诗人寄给长安友人而非妻子。但李商隐入梓州，与其妻去世，均在大中五年夏秋之际，即使王氏去世居先，义山诗作在后，在当时交通阻塞和信息不灵的时代，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这首《夜雨寄北》，实在是一首伤心之作。诗人在巴山夜雨中对幸福的遥望，如果终究没能在现实里落脚，那它又是以怎样的伤痛结束？这一切今天的我们已无从知道，只是，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时，会不会感动于那样一种遥望？一边是天人永隔，一边还在浑然不知地深情遥望。在那音讯难通的时代，在那生离犹如死别的日子，他们的思念比之现代的情侣，是不是更深挚，更真切？
诗人是否得到他遥望的幸福，我们不得而知，他也再无交代，但是，他的诗歌至少描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在巴山夜雨那样的愁苦中，幸福，也是可以遥望的。（来源：五车书斋）
这首诗选自《玉溪生诗》卷三，是李商隐留滞巴蜀（今四川省）时寄怀长安亲友之作。因为长安在巴蜀之北，故题作《夜雨寄北》。
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他们认为，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1）七月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而王氏是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病故，李商隐过了几个月才得知妻子的死讯。
现传李诗各本题作《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的人，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朋友。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它作于作者的妻子王氏去世之后，因而不是“寄内”诗，而是写赠长安友人的。
就诗的内容看，按“寄内”解，便情思委曲，悱恻缠绵；作“寄北”看，便嫌细腻恬淡，未免纤弱。
yè yǔ jì běi
夜雨寄北
jūn wèn guī qī wèi yǒu qī, bā shān yè yǔ zhǎng qiū chí.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hé dāng gòng jiǎn xī chuāng zhú, què huà bā shān yè yǔ shí.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拼音：què huà bā shān yè yǔ shí
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韵脚：(平韵) 上平四支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
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
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8]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柳枝）
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
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
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也有猜测，《锦瑟》也是为纪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断裂比喻妻子去世。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社会交往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仕途人物 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酬和诗友 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志同道合 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来往 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僚
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使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大儿子出世取名叫白老，这个儿子却十分蠢笨。直到小儿子出世，小儿子倒十分聪慧，大家都笑说如果白居易投胎，小儿子才是。
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活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诗歌成就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但用典相对较多，有晦涩之嫌。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又《集》外诗16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录入4首，共存诗614首，但是有的诗显然为误入。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李商隐《东还》诗脍灸人口，赏读该诗，可看出李商隐所表露归去寻师学仙只是一句托辞，所谓学道不过借此疏解自己内心不平与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更有面对朝政种种荒淫无道的愤慨以及对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唐皇朝的哀叹。
《东还》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
秋风动地黄云暮，归云嵩阳寻旧师。
注：郑板桥十分喜欢这首唐 李商隐《东还》诗，常用其独特的“板桥体”题写赠送亲友，故后来误把这首李商隐《东还》诗认为是郑板桥写的，在“郑板桥集 - 诗词”、《书七绝十五首长卷》等书箱中都被收录。《东还》诗作者是李商隐！
诗歌风格
李商隐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辞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诗歌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维入选29首、李白入选27首。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未学到李商隐诗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响力也随着欧阳修等人走上文坛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清二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明末诗人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为王彦泓作品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偷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14]）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觉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等肯定是男女之情的诗句，而且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情。唐人对于男女之情没有太多的约束，如果李商隐是和一般的歌女什么的来往，就可以像杜牧一样大大方方地说什么“楚腰纤细掌中轻”之类的话。联系到电影《2046》上那个周慕云最后也是一腔郁闷，想说又无处说，只好无奈地挖个树洞，把话说到树洞里，猜想李商隐多半是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而且这位有夫之妇的身份很不寻常，甚至可能是皇妃之类高贵的人，因为大家一会看下《碧城三首》那几首，暗喻了女主角的身份之高，恐怕只有皇室中人才够得上。在唐代，未婚男女间的私情以及官宦才子们和风尘女子的私情都是比较能被社会容忍的，像《莺莺传》和《李娃传》什么的都是这样，但有夫之妇和人偷情也是很危险的，像《非烟传》上，步飞烟和书生陆象私通，就被她老公绑在柱上活活打死了。所以李商隐这些《无题》诗作只能认为就是和那位和李商隐有情的美丽的女子来往的诗作，并非全是李商隐所写。之所以这样说，是觉得《无题》诗中有一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只有美丽的女子才会这样细致地注意到镜中鬓改的细节，唐朝还有位美丽的诗人叫做薛媛，有首诗也不错，她诗就是这样写的：“欲下丹青笔，先拮宝镜寒。 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 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 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倒和“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同一机杼。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现今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豀）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邠国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辖沁阳市、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19岁因文才深得牛党要员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引为幕府巡官。25岁进士及第。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辟为书记。王爱其才，招为婿。他因此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之间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生，46岁便忧郁而死。
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有《李义山诗集》。
出身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2]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治今陕西富平西北）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今属河南）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属河南）县令。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年）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5-6]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6] 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墓葬祖籍
《全唐文·李商隐》载《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安阳君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始命於安阳，年二十九弃代，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覃怀志·陵墓》：“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陵墓》：唐李商隐墓在城东（按《文集》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古迹志》：“河内不应有商隐墓，旧志云在城东者非也。”但是，该志对李商隐的高祖、曾祖墓记载颇详：“唐李既济墓：李商隐之高祖也，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云曾祖安阳君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讳某，字既济，其墓长乐贾至为之铭。”“李叔恒墓，商隐之曾祖即所谓安阳君也，旧唐书云，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义山文集作叔洪。”民国二十六年《沁阳县志·陵墓》：李商隐墓相传在城东。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河内县古迹图》将李义山墓标记在河内城以东, 朱沟支渠以西, 沁阳以南的范围内, 离城仅数里。且《河内古籍图》中所标的李商隐墓位置也是似是而非。能够证明其似是而非的，是该志和李商隐墓标在同一平行线的沁园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古迹》关于沁园的记载：“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沁水北岸，金时官僚宴游之地，有石图本尚存。”既然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为什么画在城东几里的地方？如若按照该志所画沁园的位置的比例推论李商隐墓的位置，也应在离县城三十里的雍店之东原。如此说来，文献对李商隐墓准确的记载，应当是“雍店之东原”和“清化北山下。”。
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还有两种说法。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另一处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苜蓿洼村南。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后者是其祖辈迁居所至的家乡。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资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点还没有定论。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内县志》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河内通志·陵墓》里的相关内容。《河内县志》里标示出了“李义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记载：“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
当地政府于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隐墓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8年、2001年两次对墓地进行了整修。现墓冢区四周砌围墙，整个平面呈方形，边长9米，周围以青石砌筑平台，台上筑盝顶形封丘，前树墓碑，碑首雕作盘龙，碑身正面正中篆书“唐故李商隐之墓”，碑阴上部刻李商隐生平简介，下部刻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内的古迹图。四周铺设方砖，植松柏。唐代李商隐爱妻《王晏媄墓》埋葬同墓园。荥阳的李商隐墓没有成形的墓园，荒冢距离位于苜蓿湾村南200米左右的农田里。据荥阳政府网站的介绍，墓冢高约4.2米，东西长约10.4米，南北宽约10.6米。没有墓碑，荒冢上遍布枯木和野草。现为郑州市和荥阳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沁阳庙后村明洪武年间，川籍移民周明彦创建村落，因村前有个小土孤埠，故名独埠周家。清咸丰年间，孙、李、姜等姓陆续迁入，并在土埠上修筑庙宇，故易名庙后。1925的庙后、刘家疃、小宁家三村为一村，统称庙后。清咸丰年间迁入的李姓怎么会于李商隐有关系？
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他们认为，李商隐于大中五年七月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而王氏是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病故，李商隐过了几个月才得知妻子的死讯。
《夜雨寄北》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写给远在长安的妻子（或友人）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是诗人给对方的复信。诗的开头两句以问答和对眼前环境的抒写，阐发了孤寂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思念。后两句即设想来日重逢谈心的欢悦，反衬今夜的孤寂。这首诗即兴写来，写出了诗人刹那间情感的曲折变化。语言朴实，在遣词、造句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与李商隐的大部分诗词表现出来的的辞藻华美，用典精巧，长于象征、暗示的风格不同，这首诗却质朴、自然，同样也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