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勤来访相臣家”出自明代王鏊的《十一绝句》，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yīn qín lái fǎng xiāng chén jiā，诗句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
“殷勤来访相臣家”全诗：
北固山前驻翠华，殷勤来访相臣家。
太湖怪石惭多幸，也得相随载后车。
《十一绝句》是明代诗人王鏊的作品。以下是这首诗的中文译文：
北固山前驻翠华，
殷勤来访相臣家。
太湖怪石惭多幸，
也得相随载后车。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以北固山为背景，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深情厚意和友谊的珍贵。北固山是苏州太湖名胜之一，以其秀丽的风景和怪石而闻名。
首句"北固山前驻翠华"，描绘了诗人驻足在北固山前，欣赏着山上翠绿的花草景色。"翠华"一词可以理解为花朵的群翠或山上的翠绿之色。
第二句"殷勤来访相臣家"，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热情邀请。"相臣"可以解读为亲密的朋友。诗人以殷勤的态度邀请朋友来访，展示出他对友谊的珍视和追求。
第三句"太湖怪石惭多幸"，描述了太湖的怪石众多，使诗人感到自愧不如。太湖是中国著名的淡水湖泊，以其风光秀丽和奇特的岩石而闻名。诗人在此表达了对太湖景色的惊叹和对自己才华的谦虚。
最后一句"也得相随载后车"，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无论是在太湖的怪石之间，还是在北固山的翠绿之中，诗人都希望能够与朋友一起共享美好的时光，并亲自陪伴朋友回家。
整首诗以北固山和太湖为背景，通过描绘自然景色和表达友情之情感，展示了诗人对友谊的珍惜和对自然美景的赞美。诗中融入了自然景色和人情味，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情的表达，传递出作者对友谊和珍贵时刻的珍视和追求。
shí yī jué jù
十一绝句
běi gù shān qián zhù cuì huá, yīn qín lái fǎng xiāng chén jiā.
北固山前驻翠华，殷勤来访相臣家。
tài hú guài shí cán duō xìng, yě de xiāng suí zài hòu chē.
太湖怪石惭多幸，也得相随载后车。
拼音：yīn qín lái fǎng xiāng chén jiā
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
韵脚：(平韵) 下平六麻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成化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博学有识鉴，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
正直清廉
王鏊居官清廉，为人正直，时称“天下穷阁老”。弘治初，王鏊升为侍讲学士，担任讲官。宦官李广引导皇帝游玩西苑，王鏊就讲周文王不敢在出游狩猎方面纵情娱乐的故事，反复规劝皇上，情真意切，皇上被感动了。讲完后，皇上对李广说：“讲官指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寿宁侯张峦以前与王鏊有交往，等到张峦富贵以后，王鏊就再不与他来往了。皇太子出就封国，朝中大臣请求遴选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宫僚，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职兼任谕德。不久转任少詹事，又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王鏊曾经向皇上陈奏边防策略，他认为如今火筛、小王子并不值得畏惧，而本朝奸佞小人乱政，大臣将士功罪不分明，职责不专一，法令不实行，边境空虚，这些才是最可怕的。但愿皇上振奋刚健决断的气魄，经常召见大臣，咨询了解守边将士的勇敢或胆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明确规定主将的职权。优待体恤边境战事中死亡者的家属，招募边境上骁勇的人。分配兵力，多方出击，出奇制胜，敌人必定不敢长驱直人。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正德元年四月，担任左侍郎，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八党”。不久刘瑾却掌管司礼，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职，内阁只剩下李东阳一个人。刘瑾想要推荐焦芳，但朝廷大臣们只推荐了王鏊。刘瑾迫于公论，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职，兼任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个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锁，面临杀头之祸。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你侮辱他们，还要杀他们，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里？”李东阳也竭力相救，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罚。刘瑾对尚书韩文怀恨在心，一心想杀害他，又想借其他事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奔前跑后，竭力相救，他们才得以幸免。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说他修筑边境城墙浪费资金。王鏊争辩说：“一清为国家修筑边防，怎么能把功臣当成罪人？”刘瑾憎恨刘大夏，把他抓到京城，想要判他“激变”罪名处死他。王鏊又争辩说：“岑猛只是迁移延时没有行动而已，没有叛变怎么叫做激变？”当时中外大权全都归于刘瑾，王鏊起初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他有时还会听取意见。然而焦芳一味随和，没有主见，刘瑾专权蛮横日益厉害，灾祸殃及缙绅。王鏊无法挽救局面，竭力要求离职。正德四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在家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交相举荐，他始终没有再入朝。
王鏊坚持正义不阿谀逢迎，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这实在是明晓去就的分寸，作为一个清正的大臣，怎么能以随和应付、曲意周旋的态度去逢迎取悦呢？
仗义执言
明武宗是个喜欢逸乐的皇帝，不问政事，信任他当太子时早夕侍奉他的太监刘瑾等八名太监（人称“八虎”），朝政黑暗。刘健、谢迁等本想除去“八虎”，结果反而自遭失败，相继去位。于是，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一个月后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正德三年（1508年），以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王鏊仗义执言，在刘瑾迫害朝廷官员时，他多次挺身而出，采用各种办法，坚持与宦官势力作斗争，据理力言，竭尽全力地营救、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一、正德四年（1509年）时，刘瑾专权乱政，打击迫害带头上疏论劾“八虎”罪恶的户部尚书韩文。不仅将韩文罢官，又创“罚米法”，令韩文输米千石至大同，置韩文于死地。王鏊据理抗争，韩文终于得免。二、尚宝卿崔璿、郎中张玮、副使姚祥等3人无辜遭诬陷，都在途中乘轿被逮，枷于东西长安街，毒刑敲打几死。王鏊不顾个人安危，寻着刘瑾当面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他们不仅受侮辱而且遭杀，我还有什么脸颜居此位！”说完愤然离去。李东阳也奋力相救，崔睿等才免遭一死，远遣戍边。三、刘瑾攻击三边总制杨一清，诬陷其筑边墙是劳民伤财，逮捕下狱。王鏊据理抗争，当面对刘瑾说：“杨一清才高望重，为国修边，到底有什么罪？！”李东阳亦力救，于是得以释放。四、兵部尚书刘大夏为人正直，刘瑾对此恨之入骨，要想以兵变之罪处死。王鏊得知后挺身而出，为之鸣冤，刘大夏得以幸免。
正德初年，刘瑾根基未稳，见王鏊开诚建言，有时还是听从其言。因此，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响，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但是，后来由于焦芳一味奉迎，刘瑾气焰日益嚣张，流毒缙绅，王鏊孤军奋战，独木难支，难以挽回局势，于是愤然请求告老回乡。正德四年（1509年），王鏊接连3次上疏辞职。刘瑾对王鏊既恨又怕，于是怂恿皇帝准其去位；五月，王鏊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还乡。此后，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荐举，王鏊终不肯再复出。《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称他是：“筹边计熟，立朝行危，急流勇退，弗事委蛇。”
王鏊致仕回乡至逝世共14年，人在朝野，但他关心朝政，关注民生，心系百姓，人称“山中宰相”。
君子之泽
说到“君子之泽”，读书人自然会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斩”，是的，荫庇后世甚至福泽绵长，几乎让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一语成谶。但孟子也说过：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玉环飞燕皆尘土”。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无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苏州近郊的陆巷古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尽相同的佐证。
陆巷古村位于东洞庭山（东山）的后山－－嵩峰山麓。这是一个位于太湖之滨的小小村落：一说是东吴大将陆逊的埋骨之地，一说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乱之所。让陆巷古村名闻遐迩的是在明代，村里出了个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成化年间，王鏊乡试、会试皆为第一，殿试时，被正考官借故“抑之置第三”。解元、会元、探花，一个农家子弟就这样走出江湖之远，走向风云变幻的庙堂之高，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就这样被完全改变。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为一品宰相。之后，古村名人辈出，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声、王世琛、王芑孙、王颂蔚等闻名于世。这不足百户的小小山村屡屡大兴土木，平整土地，挖沟修道，架梁造宅。现今古村内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会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处，如果耐心，还可以查到东山王家榜上有名的历代贡士、历代名人和学者教授56人之多。
如果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分为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那么这三个阶层的相对频繁的角色转换，绝大部分要靠科举制度来完成。比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或者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袭的，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角色转换或者循环过程。
行书七律诗轴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科举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实上，科举制度犹如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王氏后人一次次通过科举完成由地主到士绅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转换。在东山王家，君子之泽被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续写，有声有色而又辉煌无比。
值得思考的是，仕与隐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两难抉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铨，也是举人，曾被推荐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愿为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职的王鏊曾修书赞扬其弟，称自己“输与伊人一着高”。
当王鏊带着成功者的光环从太湖深处一路走出，他肩负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他还必须承担光大王氏门楣的责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王鏊入朝历经宪、孝、武三朝，可谓位极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还有宦官刘瑾为首的一干人兴云播雨——奸臣当道，大势难挽，国不能救，王鏊于是愤而辞职，据说他在告老还乡时，因顺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养养金鱼，就被刘瑾趁机诬陷，说小小太湖连三洲（苏州、常州、湖州），团团围困八百里，王鏊湖中养鱼是假，屯兵谋反是真，差点让王鏊人头落地。
王鏊致仕回乡后，修宅买田，蛰居东山，做起了隐士：或潜心学问，撰写方志，或泛舟太湖，赋诗题铭。惠和堂落成后，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诗中这样写到：“归来筑室洞庭原，十二峰峦正绕门。”为了表明他与官场的清浊之分，王鏊还筑有别墅招隐园－－事实上，王鏊在京为官时，就曾筑有小适园，似乎要给自己在官场风云中留一块小憩之地，现在他心愿得偿，可以将自己宅后花园取名为“真适园”了。园内遍植梅花，疏影横斜，幽香阵阵，与他的胞弟、著名隐士王铨幽雅古朴、小巧别致的“遂高堂”互为呼应，成为独立于高墙深宅之外的养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们就此隐居下去，那么，洞庭东山王家就会很快式微，沦落乡间。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科举制度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诗礼传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毕竟，科举制度已经营多年，士人长期浸淫于儒家经典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作为立身行事的唯一标准了：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
王鏊信札因为“科举文化”这种不需要原创性，只需要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所以后人常常批评科举制度，说它是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罪魁祸首。但人们必须承认，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的一次相对公平的再分配。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足以使整个社会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虽然三年大比，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但《范进中举》一类的故事又告诉我们，没有年龄限制的科举考试，给每一个失败者都保留了下一次胜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为探花，始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东山王家压在心头永远的痛。但这种阴霾很快因为其后人考中状元而一扫而空：传说王氏先族为了寻求一块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资购买化龙池畔有数亩之广的号称“吉壤”的土地，让子孙后辈死后，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统末年，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相联如贯珠，后人称之为“念珠坟”。王鏊死后，又有堪舆家指出：“可惜凤凰旗不正（指坟对面的山），只能出个探花郎。”王家急忙请求弥补，得到堪舆家的指点，在坟前建飨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后，王鏊八世孙的王世琛终于中了状元，而王家后辈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这是“风水”之说的应验，但王氏一族为了进入社会上层，也的确是挖空了心思。事实上，真正延续东山王家“君子之泽”的，可能还是那句大白话：书包翻身，知识改变命运。
钟情山水
王鏊对宜兴的风景名胜饶有兴趣，尤其对善卷灵迹推崇备至，曾为善卷洞赋诗、撰序，著《善卷洞》、《善权寺古今录序》。王鏊同宜兴人亦交往甚密，感情十分融洽。明成化八年进士(传胪)邵贤，自山东提学副宪告老还乡后，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东邱娱晚堂”，作为宴饮和欣赏良辰美景诸老聚会的地方。多位老人或登邱、或吊古、或棋奕、或垂钓、或吟咏，各得其所，百无禁忌。正德三年，王鏊来宜，在此会见了宜兴挂冠而老者12人。他们是：前九江推官万盛，黄州府经何钊，平乐知府李廷芝，湖广布政司参议翁信封，翰林学士吴经，工部侍郎沈晖，宜春知县杨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司李云，山东按察司副使邵贤，归州知州胡琏，抚州知府胡孝。王鏊兴致勃勃地撰写了《东丘娱晚记》碑文。该碑现保存在周王庙内。
苏州王鏊祠
王鏊祠原名王文恪公祠，位于景德路274号，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祠堂为其子中书舍人王延哲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奏建，其地本景德寺废基。历经清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多次修缮。
建筑坐北朝南，分头门、过厅、享堂三进，彼此以庭院过渡，两侧连以廊庑，占地约1000平方米。头门面阔五间，进深五界，硬山顶，明间立砷石，设抱框，置金刚腿，做断砌门，额枋挑门簪一对。过厅面阔五间，进深七界，硬山顶，明间前后设长窗，次间及稍间砌半墙，置短窗。础石均为青石素覆盆式，明间和次间廊柱、金柱、脊柱皆承以木。
享堂面阔三间15.02米，进深11界13.84米，高7.66米，硬山造。前设轩廊，檐枋下饰挂落，次间和梢间檐柱间安栏杆，廊东西两端粉墙辟砖细贡式门洞。前廊柱间装落地长窗，明间八扇，次间各六扇。各柱均承以覆盆式连磉青石础，明间金柱又于础上加置合盆式石。石础雕饰不统一，有缠枝花卉、莲荷婴戏、萱草双鹤、牡丹莲荷婴戏等，雕饰工细。梁架扁作。廊枋上置斗三升隔架科承。脊桁坐斗，缀山雾云，饰抱梁云，雕刻精细。后檐柱间，明间设长窗八扇，次间砌半墙，各置短窗六扇。
王鏊祠是保存较完整的一座祠堂建筑，头门虽已改为清式，过厅和享堂仍为明代遗构。1980年曾全面整修，现为苏绣艺术博物馆址。
王鏊故居
王鏊故居“惠和堂”位于苏州东山镇陆巷村，现存的“惠和堂”是一处明基清体大型群体厅堂建筑，其占地面积约为五千平方米，共有厅、堂、楼、库、房等一百零四间，建筑面积约二千多平方米。其轩廊制作精细，用料粗壮，大部分为楠木制成；瓦、砖、梁、柱也均有与主人宰相身份相对应的雕绘图案。
王鏊故居“怡老园”位于苏州市学士街内。
父王琬，曾官光化知县。王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8岁能读经史，12岁能作诗，16岁随父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国子监诸生就争相传颂，一些大臣都称他为天下奇士。明成化十年(1474)，王鏊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解元”。翌年，会试又取得第一名“会元”，殿试一甲第三名，一时盛名天下。
孝宗即位(1488年)，王鏊被迁为侍讲学士，充任讲官。当时孝宗宠信李广，整日在李广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复劝谏，终使孝宗感动，在选择太子僚属时，就命他兼任谕德，不久转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
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鏊被进为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十二月，王鏊进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次年晋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王鏊一生为人正直，时称“天下穷阁老”。朝廷忠良尚宝卿崔睿等3人被刘瑾借故毒刑敲打几死，王鏊不顾个人安危，当刘瑾面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刘瑾千方百计杀逆己朝臣韩文、刘健、谢迁，因王鏊“前后力救得免”。刘瑾权倾内外，焦芳又一味奉迎，气焰日益嚣张，王鏊与韩文等上疏请诛刘瑾等“八党”，不被采纳。正德四年(1509)，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此后，朝廷大臣交相荐举，终不肯复出。
王鏊致仕回乡至逝世，家居共14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他居官清廉，全无积蓄，被人称为“天下穷阁老”。他潜心学问，文章尔雅，议论精辟，使弘治、正德间文体为之一变。著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
嘉靖三年(1524年)，王鏊病逝，享年75岁。逝世后，追封太傅，谥“文恪”。其故里陆巷有惠堂及解元、会元、探花牌楼。葬东山梁家山，其墓前曾有唐寅手书的“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的牌坊。现陆巷有“惠和堂”。“双进士坊”等遗址。
家居共14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筑“颜乐堂”、“宜晚轩”，富藏书。与吴宽、唐寅、文徵明等藏书家互相唱和。曾自称：家世藏书，分散于数处，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绍书论他为明一代藏书家之一。藏书印有“济之”、“御题文学侍从”、“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王济之图书”、“大学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泽世家”等。刊刻图书有《孙可之集》、《古尚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