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从今奈我何”出自宋代高登的《病中杂兴》，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zào wù cóng jīn nài wǒ hé，诗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造物从今奈我何”全诗：
不羡云霄欲网罗，百年人物总相磨。
死如归耳生如寄，造物从今奈我何。
《病中杂兴》是宋代诗人高登创作的一首诗词。以下是该诗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中文译文：
不羡云霄欲网罗，
百年人物总相磨。
死如归耳生如寄，
造物从今奈我何。
诗意：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高登在病痛中的感慨和思考。他不羡慕那些欲图名利的人们，因为他们都必然会经历百年的光阴，最终化为尘土。他将死亡看作是回归的归宿，而生命则像是寄居一般短暂而虚幻。面对造物主的安排，作者感到无奈，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应对。
赏析：
《病中杂兴》这首诗通过简洁而深刻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首两句“不羡云霄欲网罗，百年人物总相磨。”表达了作者不嫉妒那些追逐权势和名利的人，因为他们最终也无法逃脱时间的摧残，都会化为尘土。这种对世俗之物的淡然态度，显示出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超脱和对人生的审慎思考。
接下来的两句“死如归耳生如寄，造物从今奈我何。”展示了作者对死亡和生命的看法。作者认为死亡是归宿，是回归本源的一种状态，而生命则像是暂时寄居在世间的一种存在。这种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反映出作者在病痛中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死亡的接受。
最后一句“造物从今奈我何。”表达了作者对造物主（上天、命运等）的无奈和无法预料的感叹。作者无法改变或掌控自己的命运，面对造物主的安排，他感到困惑和无措。
整首诗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展现了作者在病痛中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与反思。作者通过对功名利禄的超脱、对死亡和生命的看待，以及对造物主的无奈，表达了一种超然于世俗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这首诗具有哲理性质，引发人们对生死、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bìng zhōng zá xìng
病中杂兴
bù xiàn yún xiāo yù wǎng luó, bǎi nián rén wù zǒng xiāng mó.
不羡云霄欲网罗，百年人物总相磨。
sǐ rú guī ěr shēng rú jì, zào wù cóng jīn nài wǒ hé.
死如归耳生如寄，造物从今奈我何。
拼音：zào wù cóng jīn nài wǒ hé
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韵脚：(平韵) 下平五歌
高登1104～1159) 字彦先,号东溪，漳浦县杜浔乡宅兜村人，南宋强项廉介的爱国者，词人，宣和间为太学生。绍兴二年(1132)进士。授富川主簿,迁古田县令。后以事忤秦桧,编管漳州。有《东溪集》、《东溪词》。
高登十一岁丧父，母亲勉力供其求学。他读书勤奋，为潜心钻研《易经》，深居梁山，结庐白石庵。二十岁时，他入太学，与太学生陈东、张元千、徐揆等结为至交。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金兵进犯京师，高登与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此事得到朝中不少大臣响应。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李邦彦、张邦昌等大臣，主张全部接受金兵提出的议和条件，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李纲极力反对，积极赞成姚平仲夜劫金营的建议。不料劫营风声走漏，姚军反为金兵击败。事后，李纲被罢黜。二月四日，高登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请求罢去李邦彦太宰职，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给种师道。京城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主动赶来声援，一时数万人汇集于宣德门，打死宦官数十人，开封府尹王时雍急忙调遣数万骑兵，准备捕太学生入狱，欲行镇压。高登与陈东等十位太学生屹立人前不动。钦宗怕出事，迫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
之后，吴敏、张邦昌继李邦彦任相，吴敏极力开脱李邦彦的罪责，力图再用李邦彦。高登愤然上书，指出李邦彦罪大恶极，不可再用，如若听从吴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翌日，他又再次上书，请罢吴敏、张邦昌，逐王时雍。为此他接一连写了五本奏章，但都得不到答复，只好作南归的打算。不久，忽然听到意外的消息，朝中有旨，张邦昌、李邦彦都调离京城，出居远郡，赵野、李棁、王孝迪等小人也相继被罢斥。高登十分高兴，认为已是可以倾腹尽言的时候了，又振笔直书，提出吴敏、王时雍也应罢斥，黄琮、杨次山、祖秀实等人应重用。高登在奏章之中，力褒忠良，怒斥奸邪，以国家兴亡为念，提出强国、强兵、强民的良策，直谏皇帝昏庸的危险，力排和议，力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但都未被采纳。
当金兵进逼京城之时，国子监六馆诸生都很恐惧，打算逃跑。高登慨然与林迈等请随驾，入隶于聂山军帐中。等到金兵退走后，居心叵测的吴敏却唆使学官虚构罪名，诬陷高登，使高登负冤被摒斥回乡。
公元1132年(绍兴二年)，高登虽人在家乡，仍念念不忘国事，振笔写了十条政见，上呈朝廷。那时，吕颐浩、秦桧任左右相，高登的政见，仍得不到采用，在廷对时，高登极意尽言，毫无隐讳，考官不满其正直忠谏，先任他为下州文学，后来又改任广西富川主簿，都是小官职。广西宪司董棻知道高登是不可多得的人材，派他负责桂林六郡司法工作兼贺州学官。高登到任，便切切实实地为当地学宫办了好事。本来，学宫有田地，有房屋，后来，太守变卖学田去买马。高登据理力争，要求退回学田。太守问：“卖马和培养人才，哪一项急要？”高登义正词严回答，学校是礼义之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当然比买马更重要。太守说：“你敢对抗上级长官！”高登毫不怯让地认为：“治理国家，就靠礼与法，两样都不要，哪还谈得上什么！”太守抗辩不过，只好退回学田。
任期满时，当地属官和百姓都恳求将高登留任，而无结果，就暗暗筹集五十万金，托郡守转赠高登。他们对太守说：“高君为官清廉，离去官职之后，恐怕清贫难度，请太守劝他接受我们的心意。”高登坚持不收。把这笔钱交由太守买书赠给学宫。为此，高登写了《辞馈金》一诗：“可取无取未伤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买书惠泮宫，聊助贤侯采芹藻。”途经广东，广东转运使连南夫留他主持新会县的赈灾工作，他为民秉公办赈，使数以万计的灾民免饿死。当地的老百姓感戴万分，也纷纷请求让高登留任。
公元1138年(绍兴八年)，他奉命到政事堂接受审察。政事堂是议论和审查政务的处所。高登在这里写上了万言的奏疏和《时议》六篇——《蔽主》、《蠹国》、《害民》各二篇。他在《时议》序文中写道：“方今贤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多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议，作《蔽主》上下二篇。财用未足，有蠹国者焉，太仓给冗食之兵，良田膳游手之民，作《蠹国》上下二篇。兆庶未宁，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贪残之念，募役长戕贼之奸，作《害民》上下二篇。”高宗看后，觉得言之有理。不料秦桧看到了文中抨击自己的劣迹，怀恨在心，弃置《时议》不理。两个月后，高登被降为静江府古县县令。
在古县任职期间，高登秉公处事，疾恶如仇。古县有个大富豪，名叫秦琥，在乡里横行霸道，号称“秦大虫”。高登上任时，秦大虫有意迎合高登，倡议搬迁学馆。高登初以为他有改恶从善之意，给他补学官之缺，并逐渐诱导他重新做人，谁知秦琥并非真心从善。有一次，秦琥有所托付，欲通关节，高登辞却了。秦琥散布恶言中伤高登。恰好秦琥被人揭发挪用学钱之罪，高登当面申斥。秦琥非但毫无认罪之意，而且当场放肆咆哮。高登毫不容情地绳之以法，秦琥羞忿而死。
因权相秦桧的父亲曾经在古县当过县令，广西经略胡舜陟想为秦父建祠堂，高登拒绝道：“秦桧当宰相胡作非为，此祠不可建！”胡舜陟大怒，调别人来代理高登职务，高登也因母病请假离职。之后，胡舜陟便平平顺顺地建起了秦祠，还亲自写记。反过来，他又提秦琥事，诬陷高登专杀之罪。朝廷下诏捕捉高登入静江府狱。此时，高登母亲病死在船中，高登途中草草为母收埋，又急急乘船北上，上书请求辞官回乡赎罪。高宗觉得其情可悯，而秦桧却心狠手辣，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时，高登有个旧友，当了右侍郎，当面对高登说：“丞相(即秦桧)说过，只要你拜见拜见丞相，你终身就不愁什么了。否则，你老是上书也没有用。”高登凛然答道：“我只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之后，秦桧奏称：“按旧法规，没有辞官赎罪例，要维持原诏，关入静江府狱。高登早已看透了秦桧在朝舞权弄柄的险恶本质，当回家葬母料理丧事完毕便坦然登程入静江狱。
高登昭雪出狱后，在归途之中，广漕司郑鬲、赵不弃留他在归善县代理县令。那年秋季，高登为试院出考题，高登便摘经史要语命题，叫考生直言时弊，指摘闽、浙水灾的根源。曾任宰相被贬到潮州的赵鼎，见高登如此刚正耿直，不畏权贵，十分敬佩，并与他长谈终日。不料，此事被郡守李仲文驰报秦桧，秦桧震怒，连同前事加罪，取了特旨，把高登编管容州(除去名籍，贬到广西容州入军籍监管)。郑鬲、赵不弃也受株连降职候处。同时，还将这件事通报南方诸省，以为考官警戒。
高登在容州，平日种蔬菜，栽竹木，毫不介意，但一听到有关国家、朝廷的政事，即使是小小错失，也常常蹙额发愁；如若听到朝廷计策上的重大失误，甚至恸哭不止。
容州地方穷僻，一听到太学生出身的高登谪居在此，数百人拿着经书来拜他为师，听他讲课。高登也乐以忘忧，一见到有那么多人前来从师，十分高兴地悉心为他们讲学论道。
公元1159年(绍兴二十九年)，高登久病，病况日益沉重。当他自感身体难以康复时，曾作了一篇《埋铭》，内中写道：“耳聩目昏，颜凋发秃，有儿归葬，蟠山之麓。”八月十三日，高登病逝，享年五十六。著述《家论》、《忠辨》等篇，有《东溪集》数卷。
公元1169年(乾道五年)，当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梁克家，在中书省刑房找出绍兴二十六年朝廷下给高登的赦书。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受任为右丞相的梁克家援引赦书上奏宋孝宗，请求撤销编管高登于容州的文书。公元1191年(绍熙二年)，当时任漳州知府的朱熹，又上书宋光宗(见宋熹《乞褒录高登状》)，重新提起为高登昭雪事，光宗下诏书，写道：“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同年，福建安抚使、福州知府赵汝愚批准建高东溪祠，朱熹撰写了《高东溪先生祠记》，祠建成之后，先后写了《谒高东溪祠文》、《又谒高东溪祠文》，还题写一副对联：“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和两通横额：“忠孝两全”，“百世师表”。
人物性格
高登幼年失去父亲，致力学习，用法度来约束自己。绍兴二年，在朝廷上接受皇帝询问，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回答，知无不言，无有什么顾忌回避的，主管部门厌恶他的正直，就授予他富川主簿一职，接着又命他兼任贺州学事。州学过去有田舍，州里出台法令将其撤掉交由买马司经管，高登请求恢复过去的制度。太守说：“买马、养士哪一个更急迫？”高登说：“买马固然紧急，然而学校是礼义诞生的地方，一旦废弃，读书人与堂下卒有什么区别？”太守说：“你这是违抗长官！”高登说：“治理天下所依仗的标准，只有礼义与法度罢了，既然两者都可以抛弃，还说什么！”太守不能改变他的想法，最终听从了他。任期结束，士民乞求他留任没有如愿，就相约馈赠钱币五十万，不留姓名，告诉太守说：“高君贫困没有什么来养家，希望太守劝他全部接受。”高登想不接受它（或赠金），未被允许，又无法归还，（就）请求把钱放到学府里，（用来）买书以答谢百姓。
廉洁奉公
高登被授予静江府古县县令，经过湖州，湖州太守汪藻安置他在宾馆里。汪藻想留他一起修订《徽宗实录》，坚决推辞，有人说：“这可以作为升官的阶梯。”高登说：“只是我意下不想这样。”就出发了。广西驻军首领沈晦问高登如何治理县事，高登条列十余事告诉他。沈晦说：“这是古人的做法，今人奸诈，恐怕不可行。”回答说：“忠信可在蛮貊之地推行，说不能行，是诚心不到罢了。”豪民秦琥雄霸乡里，挟持官吏把柄，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都被他屈服。高登到达，他颇有改变，高登也喜其变好，增补他担任学职。一日，琥有私人请求，高登拒绝了他，秦琥心生怨愤，企图通过诬陷来中伤高登。恰逢有人控告秦琥侵占州学钱财，高登喊秦琥来到，当面责备他，声气严厉，喝令他下去，告诉郡中及主管部门按法律处置他，秦琥气忿而死，全郡的人们都为此感到快意。
沉冤昭雪
驻军首领胡舜陟对高登说：“古县，是秦太师父亲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实际上太师就出生在这里，何不建祠祭祀他？”高登说：“秦桧做宰相不像样，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抓住秦琥一事，调荔浦丞康宁以代替高登，高登因母病离去。舜陟遂建起秦桧的祠堂并自己写了记，并且用专权杀人之罪来诬陷高登，朝廷下诏押送高登到静江府监狱。舜陟派遣健卒逮捕高登，恰逢高登母亲死在舟中，高登把她草草葬在水边，航海回朝廷上书，请求纳官赎罪。故交中有担任右司一职的人，对他说：“丞相说曾经在太学认识你，如果你能见一见他，终身的大事将不必忧虑，上书是徒劳的。”高登说：“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不久中书衙门上奏说按照惯例没有纳官赎罪的，仍旧押送高登回静江监狱。高登归葬其母，事情结束后来到监狱，而舜陟先因事下狱死了，冤情最终昭雪。
晚年生活
高登被贬官闲居期间，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对家事全不介意，只是听说朝廷所行事有小过失，就皱眉不乐，有大过失就随之恸哭，临死，所说的话都是天下大计。其治学把慎独作为根本，有《东溪集》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