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榆柳枝”出自明代谢榛的《塞下二首》，诗句共5个字，诗句拼音为：xiāo tiáo yú liǔ zhī，诗句平仄：平平平仄平。
“萧条榆柳枝”全诗：
青山行不断，独马去迟迟。
宿雾开军垒，寒城见酒旗。
沙连天尽处，霜重日高时。
惨淡兵戈气，萧条榆柳枝。
乾坤疲战伐，将相系安危。
寄语筹边者，功名当自知。
¤
诗词：《塞下二首》
朝代：明代
作者：谢榛
青山行不断，独马去迟迟。
宿雾开军垒，寒城见酒旗。
沙连天尽处，霜重日高时。
惨淡兵戈气，萧条榆柳枝。
乾坤疲战伐，将相系安危。
寄语筹边者，功名当自知。
中文译文：
青山蜿蜒延绵不断，独自一马行进缓慢。
夜晚的雾气散去，军垒显露出来，在寒冷的城市中看到了酒旗。
沙漠延伸至天际尽头，霜重时日已高。
战争的气息黯淡凄凉，榆树和柳树的枝条凋零。
疲惫的战争摧毁了大地，将士和将相的生死系于其中。
寄语那些筹备边防的人们，功名利禄应当自知。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是明代谢榛创作的，以塞外的景象为背景，表达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和边防军民的艰辛。诗中描绘了广袤的青山、沙漠和寒冷的城市，通过寥寥数语展现了边境地区的荒凉和孤寂。
诗中的“青山行不断，独马去迟迟”描述了行进缓慢的旅行者，可能是边防军人或者是一个离别的人。在夜晚，雾气散去，军垒和酒旗显露出来，暗示着战争的存在和军队的驻守。沙漠延伸至天际尽头，霜重日高时，表达了边境地区的严寒和荒凉。
诗中的“惨淡兵戈气，萧条榆柳枝”揭示了战争所带来的悲凉和荒芜。战争使得大地疲惫不堪，榆树和柳树的枝条凋零，象征着战乱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和破坏。
最后两句“乾坤疲战伐，将相系安危。寄语筹边者，功名当自知。”表达了将士和将相们紧紧牵连在战争的安危之中。诗人寄语那些筹备边防的人们，提醒他们应当明白功名利禄的虚幻，真实的安危应当由自己来承担。
这首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展现了边境战争的残酷和边防军民的艰辛，传递了对和平的珍惜和对战争的忧虑，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那些为国家边防筹备的人们的嘱托和鼓励。
sāi xià èr shǒu
塞下二首
qīng shān xíng bù duàn, dú mǎ qù chí chí.
青山行不断，独马去迟迟。
sù wù kāi jūn lěi, hán chéng jiàn jiǔ qí.
宿雾开军垒，寒城见酒旗。
shā lián tiān jǐn chù, shuāng zhòng rì gāo shí.
沙连天尽处，霜重日高时。
cǎn dàn bīng gē qì, xiāo tiáo yú liǔ zhī.
惨淡兵戈气，萧条榆柳枝。
qián kūn pí zhàn fá, jiàng xiàng xì ān wēi.
乾坤疲战伐，将相系安危。
jì yǔ chóu biān zhě, gōng míng dāng zì zhī.
寄语筹边者，功名当自知。
¤
拼音：xiāo tiáo yú liǔ zhī
平仄：平平平仄平
韵脚：(平韵) 上平四支
谢榛（1495～1575）明代布衣诗人。字茂秦，号四溟山人、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十六岁时作乐府商调，流传颇广，后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以声律有闻于时。嘉靖间，挟诗卷游京师，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为“后七子”之一，倡导为诗摹拟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后为李攀龙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诸藩王间，以布衣终其身。其诗以律句绝句见长，功力深厚，句响字稳，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
诗论主张
谢榛论诗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四溟诗话》里。他的基本态度是与李攀龙、王世贞一致的，也是极力主张模拟盛唐，鄙视宋人，并且认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但与李攀龙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径较宽，认为初盛唐14家“咸可为法”，并且看到这些大家风格各有不同：“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薰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他强调，对这14家应“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谢榛较重视诗歌创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机”和“超悟”。由此出发，他强调情真，不要摹拟太甚：“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还强调“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的独创性。这些看法显然比李攀龙诗论开通和高明。
但是，谢榛尽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还在追求诗篇中的“警句”。他认为：“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从客生。”而且认为这类“超悟”式的独特的警句，既可以通过“静室隐几，冥搜邈然”的办法，也可以通过“阅书醒心，忽然有得”的办法，这些都是脱离生活的错误门径。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仅得佳句而难见完篇，这种现象正是他创作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诗歌创作
谢榛的诗歌创作有两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因他长期转徙于公卿、藩王之间，过着类似乞讨的生活，所以其诗经常发抒他飘游中的凄苦情怀。如《夜坐感怀寄徐文山》等篇，苦情愁绪，溢于言表。他描写旅途的困顿也颇为真切精细：“凉雨何冥冥，黑云复浩浩。山行夜不休，破屋临古道。数口远相投，芜秽不及扫。园荒无主人，马散啮秋草。”（《雨中宿榆林店》）诗人也时常升腾起“他年学耕稼”（《春夜即事》）和“亦有逃禅意”（《暮秋夜柬宗上人》）的愿望。但实际上他仍然是到处奔波。二是由于他长期游历秦、晋、燕、赵，所以塞外风光常常出于笔端。象《塞上曲四首》、《胡笳曲》、《九月雪》、《冬夜闻笛》等诗，较为生动地描绘出“吹落梅花雪满山”、“菊花含冻不成秋”的景色，也表现塞外人们的风貌和情怀：“弯弧仰射双□下，日晚穹庐带雪归”，“野烧连山胡马绝，何人月下唱凉州？”有些诗歌还吐露出他期望良将守边的想法。他在《送许参军还都下兼寄严冢宰敏卿》里就大声疾呼：“三关父老且挥涕，当代应多卫霍俦！”
谢榛善长近体，五律更优。如《暮秋同冯直卿、秦廷献、李士美迎黄花山》：“深入黄花谷，高临玉女台。迎人千嶂出，随意一樽开。寒露垂瑶草，秋风扫石苔。子长耽胜绝，猿鸟莫相猜。”句烹字炼，表现出他风度端凝的艺术功力。此外，他的一些七绝也能节制精严、神采焕发，如《怨歌行》等，抒发情怀，颇为蕴藉。
谢榛是一位布衣诗人，一生浪迹四方，未曾入仕。出身寒微，眇一目，自幼喜通轻侠，爱好声乐。15岁师从乡丈苏东皋学诗，16岁写的乐府曲辞，即在临清、德平一带传诵。30岁左右，西游彰德，献诗于赵康王朱厚煜，为所宾礼，因成为赵王门客。彰德旧为邺地，是汉末建安时期文人荟萃之地，而赵王亦富有文才，喜揽文士，这应该是谢榛居邺的原因。此间，谢诗主要内容是写邺城风光及友人酬答。居久，谢榛不耐陪宴凑趣的帮闲生活，遂以邺城为中心，开始了大河南北的浪游。20余年间，南向沿江而东，游庐山，至南京；溯江而上，观览荆襄形胜。北赴京都，登居庸关，游五峰山，写下了不少纪游诗。与其交往者，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宗室藩王，也有僧侣、隐逸、酒家、学子，其诗也大半是友人唱酬、抒情言怀之作。其间，他曾两登嵩山，寻访禅僧；朱仙镇凭吊抗金英雄岳飞，吹台悼念李白、杜甫、高适。虽其很少与农民接触，但对农民的痛苦生活也有所了解，并表示了深切同情，如《渔樵叹》。 谢榛以“淡泊”自许，但仍关心时事。嘉靖二十七年（1548），内阁首辅夏言和兵部尚书曾铣，因反对权奸严嵩，遭谗被杀；一些友人亦因此而先后贬谪外地，他写了不少安慰、鼓励他们的诗歌。第二年，在河南他听到浚县卢柟冤狱，即北游赴京，奔走于公卿之间，终使冤狱得以平雪。
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攻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朝野震动。奸相严嵩不准诸将出击，致使京畿之地惨遭虏掠。诗人睹此，忧愤无端，写《秋日即事五首》、《哀哉行》、《元夕同李员外于鳞登西北城楼望郊外人家，时经虏后，慨然有赋》诸诗以纪其事。
谢榛于嘉靖二十七年（1549）第一次赴京期间，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相识。当时李、王初出茅庐，而谢已是声闻遐迩的老诗人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诗、写诗，探索诗歌创作的道路。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再度返京时，李、王与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遂邀谢榛，结为诗社，史称“后七子”。在结社之初，谢榛以布衣执牛耳，为七子领袖，以后王世贞推尊李攀龙，而排斥谢榛；李诗名渐盛，遂成为“七子”魁首。
谢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较完备的论诗主张的人，《四溟诗话》即其论诗言论的结集。他主张复古，认为诗至盛唐便发展到了顶点。但他反对尺尺寸寸的模拟、蹈袭古人成句，主张据眼前景翻出新意。因此，谢榛论诗主取法盛唐，与“前七子”及“后七子”诸人并无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则有许多不同，并指出盛唐诸人有可瑕疵之处，并非尽善；宋诗亦时有佳句，未可全废，持论较李、王诸人公允。同时，谢榛论诗，以格调为主，然也十分重视感兴，与李、王诸人模拟论不同，已开启性灵、神韵之渐。
嘉靖三十九年（1560），赵康王卒，年逾花甲的诗人几十年浪迹四方，落拓一身，渔樵未定，只得返回故乡谋生。不久，他又离家出游，四十三年（1564），应故人之召，客居晋阳，作《留穷诗》，在穷愁之中自我宽慰。后浪游关陕，仆仆道路，心境十分悲凉。这期间即兴感怀，诗多写其凄苦悲凉的心情。如《百花叹》、《偶成》、《积雨感怀》，以及示儿诸诗。
万历元年（1573）冬，谢榛自关中还，过彰德，谒见赵康王的曾孙穆王朱常清。这位穆王也雅好茂秦诗，待以优礼。在招待谢榛的宴席上，穆王命所爱贾姬奏其所制竹枝词，榛大为感动，第二天一早献新词14阙，姬全部谱曲演奏。第二年元旦，穆王招待谢榛。宴后，“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80余首，投笔而逝。”（《明史》本传）
谢榛诗文，著有《四溟集》24卷，一说10卷，《四溟诗话》（亦题《诗家直说》）4卷。
后七子社的前身是“刑部诗社”。嘉靖二十三年（1544），临海（今属浙江）人王宗沐、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袁福徵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这时，正好孝丰（今属浙江）人吴维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于是几个人就共结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佥都维岳”）。这一诗社是京城中下层官员自发的文学活动，以南方人为主。当时谢榛虽然曾经来往于山东与北京，但是却没有加入这一诗社。在刑部诗社中，吴维岳“尤为同社推重”，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说他“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弇州续稿》卷五一）。按，“毗陵”指唐顺之，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是当时著名的唐宋派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据此可知，刑部诗社的论诗旨趣基本上追随便唐宋派，跟前后七子的主张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先芳（1511-1594）进士及第，在北京等候分配职务。李先芳原籍是监利（今属湖北）人，寄籍濮州（今山东鄄城一带），也算是山东人了。这时他附鼓吹风雅，跟殷士儋（1522-1582）、李攀龙（1514-1570）、靳学颜（1514-1571）、谢榛等人，结社吟诗（《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同知先芳”）。这一京城诗社中人，多为山东人，可以称为“鲁籍诗社”。鲁籍诗社仅仅是一帮同乡好友的聚会唱和，当时没有完全一致的论诗志向和创作主张。例如，李攀龙声称“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殷士儋《墓志铭》，李攀龙《沧溟集》附录）。而李先芳“论古诗，断自魏、晋以上为上乘，近体十二子、李、杜以上为大家”，这跟李攀龙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但他又选录宋、元诗，刊刻赠人，这就跟李攀龙大不一样了（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四）。至于殷士儋、靳学颜等人，或者倾心吏治，或者爱好经学，诗歌创作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谢榛则云游天下，行踪不定，只是偶尔参加诗社活动，还没有在诗社中发挥什么大的作用。
李先芳很欣赏他年轻的老乡、同年进士王世贞（1526-1594），这时便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第二年（1548），王世贞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吴维岳等人邀请他加入了刑部诗社（李攀龙《沧溟集》卷一六《送王元美序》）。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为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离开北京，鲁籍诗社解体。临行前，李先芳介绍李攀龙加入刑部诗社。不久，吴维岳出京任山东提学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职，刑部诗社中的几位元老都纷纷离开了诗社。于是，在刑部诗社中，李攀龙得以跟王世贞一起倡导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五一《吴峻伯先生集序》）。当然，这时他们的诗学主张还是相当笼统、相当抽象的，缺乏明晰的理论思路和深刻的理论阐发。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刑部诗社只剩下李攀龙、王世贞寥寥数人，不成气候。这年秋天，谢榛客游京师。他已是享誉天下的著名诗人，李攀龙为了借重他的名声，当即延请他参加刑部诗社的聚会。《诗家直说》卷三记载道：
己酉岁（嘉靖二十八年）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鳞（李攀龙）、王元美（王世贞）及余赏月。因谈诗法，予不避谫陋，具陈颠末。于鳞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觉飞动，亶亶不辍，月西乃归。于鳞徒步相携曰：“子何太泄天机？”予曰：“更有切要处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头别尔。”于鳞默然。
这时，诗社中人对谢榛景仰备至。谢榛的人品、才气、交游，尤其是谢榛的诗学见地，都为社中人所称赞和景仰。李攀龙有《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诗，中有“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的诗句，形容谢榛意气之高，应求之广，生动如见。王世贞有《谢生歌七夕送脱屐老人谢榛》诗，是送谢榛离京南下的诗作，写道：“谢生长河朔，奇笔破万卷。日月纵游遨，乾坤任偃蹇。开元以来八百载，少陵诸公竟安在！精爽虽然付元气，骨格已见沉沧海。”对谢榛的倾倒之情，也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攀龙为了张大诗社的旗帜，延纳新进士、刑部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1519-1554）和吏部的宗臣（1525-1560）入社，声势渐渐盛大。这实际上改变了刑部诗社的面貌，成为一个新的诗社了。于是有所谓“五子”之说。“五子”实际上是“六子”，钱谦益说：“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列朝诗集》丁集上“宗副使臣”）“六子”说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谢榛《诗家直说》卷四记载：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查考《宗子相集》卷四及《兰汀存稿》卷一的《五子诗》，都是嘉靖三十一年春的原作，没有经过改动，它们均以谢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或宗）、王。大概参加诗社的是五个人，就称“五子”，是六个人，就称“六子”。《五子诗》的排列次序，显然是按年龄排列。大约诸子结社之初，大家还都比较谦虚，还能“相序以齿”，谢榛正好以年长居首。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国伦（1525-1593）加入了诗社，于是才有“七子”之名，称“七子社”。
由于谢榛在诗坛上早已享有盛誉，还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所以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对诗社中人产生了一种引导作用，甚至是指导作用。李攀龙在《寄茂秦》诗中称：“论诗到尔长。”（《沧溟集》卷六）这一点被后代的文学史家所肯定，如钱谦益说：（七子）“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谢山人榛”）朱彝尊也说：“七子结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定于四溟。”（《静志居诗话》卷一三）这种情形，在谢榛的《诗家直说》卷三中有详细的记载：
予客京时，李于鳞（李攀龙）、王元美（王世贞）、徐子与（徐中行）、梁公实（梁有誉）、宗子相（宗臣）诸君召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佺期）、宋（之问），或云李、杜，或云王（维）、孟（浩然）。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公笑而然之。是夕，梦李、杜二公登堂谓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这段话较为集中、全面、具体地体现了谢榛的学唐复古的诗学主张和诗学步骤，而且切实可行，便于效法。谢榛的诗学理论，对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这种“传染”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也是历久弥新的。这一点，从其他六子后来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不久，谢榛又离开了京城，在各地漂游。他本来就是浪迹天涯的山人，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这时，李攀龙在六子当中最年长，俨然成为一言九鼎的诗社宗主。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记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畜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弇州四部稿》卷八三）
还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不知什么缘故，李攀龙跟谢榛已经发生了龃龉。次年（1554），李攀龙竟然致书与谢榛绝交（《沧溟集》卷二五《戏为绝谢茂秦书》）。而王世贞等人都站在李攀龙一边，交口诋毁谢榛，最后甚至把他在“七子社”中除名。比如王世贞在他的著名谈艺之作《艺苑卮言》中，说谢氏的诗“丑俗稚钝，一字不通”，却偏要“高自称许”，骂他“何不以溺自照”，就是俗语中骂人的话：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脸。谢榛有《杂感寄都门旧知》诗，说：“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就是为此而发的感慨。在谢榛看来，双方交恶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曾经对诸子的诗作都做过直率的批评，而诸子不肯接受，也不能接受。实际上，这主要还是因为李攀龙、王世贞头角渐露，声望日高，他们几个人又都是进士出身，怎能容忍身为布衣的谢榛成为诗社领袖呢？徐谓曾作《廿八日雪》为谢榛鸣不平：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后来诸子与谢榛仍有来往，并时时提到他，双方并没有彻底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