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而动星象”出自宋代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诗句共5个字,诗句拼音为:jì ér dòng xīng xiàng,诗句平仄:仄平仄平仄。
“既而动星象”全诗: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
相尚以道。
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
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
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
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翻译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注释
先生:指严光。
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蛊:六十四卦之一。
上九:九爻。
屯(zhun)六十四卦之一。
复:复除徭役
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
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 仕 途,隐 居 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腐败,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 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著名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 陵 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动乱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 细 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 倒 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 ,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 很 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 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 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 子 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yán xiān shēng cí táng jì
严先生祠堂记
xiān shēng, hàn guāng wǔ zhī gù rén yě.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
xiāng shàng yǐ dào.
相尚以道。
jí dì wò chì fú, chéng liù lóng, dé shèng rén zhī shí, chén qiè yì zhào, tiān xià shú jiā yān? wéi xiān shēng yǐ jié gāo zhī.
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
jì ér dòng xīng xiàng, guī jiāng hú, dé shèng rén zhī qīng.
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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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zài gǔ zhī shàng jiǔ, zhòng fāng yǒu wéi, ér dú" bù shì wáng hóu, gāo shàng qí shì", xiān shēng yǐ zhī.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zài tún zhī chū jiǔ, yáng dé fāng hēng, ér néng" yǐ guì xià jiàn, dà dé mín yě", guāng wǔ yǐ zhī.
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gài xiān shēng zhī xīn, chū hū rì yuè zhī shàng guāng wǔ zhī liàng, bāo hū tiān dì zhī wài.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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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zhòng yān lái shǒu shì bāng, shǐ gòu táng ér diàn yān, nǎi fù wèi qí hòu zhě sì jiā, yǐ fèng cí shì.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
yòu cóng ér gē yuē" yún shān cāng cāng, jiāng shuǐ yāng yāng, xiān shēng zhī fēng, shān gāo shuǐ cháng!"
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拼音:jì ér dòng xīng xiàng
平仄:仄平仄平仄
韵脚:(仄韵) 上声二十二养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第一件
范仲淹担任邠州地方官时,有一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就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却没有十分气愤,而是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一个客居在邠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给丧家一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完丧事。参加宴会的客人中间有的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第二件
范仲淹曾给别人写墓志铭。当他写完封好,正准备寄走时,忽然想起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第二天,便把墓志铭交给尹师鲁过目。师鲁看后说:『你的文章当前影响很大,后代人将会引用你的文章作根据,所以下笔不能不谨慎啊。如今你把转运史写成部刺史,把知州写成太守等汉代官名,的确是够清雅的了,但是当今已经没有这些官名了,后代必将因此产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的儒生们争论不休的原因啊。』范仲淹用手按着小桌子说:『幸亏请你过目,不然,我差一点就失误了。』(《宋人佚事汇编》)
第三件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8],时人谓之范履霜。”
第四件
断齑(jī)划粥:在范仲淹小时候生活十分清贫,父亲很早就过世,母亲因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改嫁。范仲淹只好到庙里去学习。他每天用两升小米煲粥,隔夜粥凝固后便划成四块,早晚就着腌菜各吃两块,苦读成才。后衍生成一成语为:断齑划粥
徐州情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岳阳楼记》中的经典名句。千百年来,这句话不知勉励了多少为官者或知识分子。而作者——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因此被人们所熟知。翻开所有的文学书籍,都无一例外写着:“范仲淹,江苏吴县人”,也就是江苏苏州人。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历史秘密:作为“苏州人”的范仲淹,却生于徐州,死于徐州。这一独特空间的“生死结”,多少透露了一种人生宿命。文史学者田秉锷先生说,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因为这一切都是上一辈的生活际遇造成的。据说,范仲淹的老家其实并不在苏州,而是河北幽州。
“在五代的时候,天下大乱,幽州更乱,这时范仲淹的高祖父(五世祖)叫范隋,唐朝末年的时候,他是做幽州梁相县的主簿(副县级),那时候为了逃避战乱跑到了浙江(那时候的浙江叫两浙,实际上是现在的苏南和浙北),于是在苏州安了家。” 范隋在苏州安家之后,其后代便一直在苏州生活着。直到五代即将结束时,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一家人仍在苏州。当时大宋王朝在北方建立的时候,南方还存在着好多分裂政权,比如说南汉,比如说吴越国,还有南唐,淮河以南还有好多国家,赵匡胤就有一个任务,统一中国。
当时,吴越国的国王叫钱俶。范仲淹的祖辈在吴越国担任重要官职。田秉锷先生说:“范仲淹的曾祖父叫范梦灵,当时做吴越国的粮料判官,就是管粮油的官职,他的祖父叫范赞,是吴越国的秘书监的一个小官,替吴越国王来掌管图籍,掌管档案,范仲淹的父亲叫范墉,范墉年轻时,也在吴越国钱俶手下做文字官。
由于南方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聪明的吴越国国王钱俶决定投靠赵匡胤。田秉锷先生说:“他知道统一是国家大事,而且吴越国作为一个小国家,在战争上如果跟宋国打的话,他打不过他,于是他就积极投靠赵匡胤,就表示‘我愿意称臣纳贡,我愿意不作国王。’这样,赵匡胤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南唐,打南唐的时候,吴越国抄了南唐的后路,才造成了南唐李后主被俘。” 不过,当时投降宋朝并不是容易的事,是有条件的。宋朝当时政策很苛刻,最后,吴越国国王钱俶带着他的所有后宫妃子、王族、臣民,带着倾国的财宝,乘着大船顺着过去的泗水,就是现在的大运河,到了大宋国都开封。这一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公元978年。
此时,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也带着全家老小,跟随吴越王钱俶来到了开封。田秉锷先生说:“我估计那时候范墉的年纪不是太大,所以范仲淹的祖坟,高祖、曾祖、祖父的坟茔都在苏州的天平山下,他父亲就跟着吴越王到了汴京。归顺大宋王朝以后,吴越王钱俶被封为淮海国国王,又改封为邓王,后来就是在端贡元年(公元988年),吴越王去世。这时吴越王带的所有人马就被宋王朝重新分配工作,范仲淹的父亲就被分配到武宁军节度使下做掌书记。武宁军住的司令部就在徐州,节度使以管军为主。他是职位相当于秘书长,于是,范仲淹的父亲就在徐州安家了。” 随后,范仲淹的两个哥哥先后在徐州出生。公元989年8月2号,范仲淹出生了。此时距离其父范墉来徐州已经有11年了。
然而命运的变化总是不可预测,就在范仲淹两岁那年,父亲范墉去世。幼小的范仲淹只好跟随家人回到了苏州老家。田秉锷先生说:“这时候他的母亲、哥哥就带着他,护送着父亲的灵柩坐船重回苏州,安葬在苏州天平山下的范氏陵园里。父亲已经去世了,等于是全家断了生路,他母亲没有办法,就改嫁给一个朱姓军官,这个朱姓军官当时做平江推官,平江就是现在的苏州,是州里的副职,改嫁朱文翰以后,范仲淹就随母到了朱家。”
随母亲来到朱家的范仲淹,此时已改姓朱,取名叫朱说(月)。几年后,在苏州作官的后父朱文翰辞官回到了山东长山县老家。范仲淹也跟着后父到了山东。 田秉锷先生说:“可以说,范仲淹从两三岁开始,就随母到了朱家,在朱家过了童年、少年,读书、识字应该都是后父把他培养起来的,后来到了20多岁以后,范仲淹中了进士,有功名了,这时候就迎母亲回到范家,又过几年,他才恢复了范姓,名字叫范仲淹。”随后,恢复了姓氏的范仲淹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他曾经作过知州、作过经略副使,防守边关,抵抗住了西夏人的大举进攻。田秉锷先生说:“当时宋代有一个制度,重文轻武,因为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叛将没有了,但是军队的首脑,真正能打仗的军官也不多了,所以,两宋时代武备特别疲弱,经常受侵略,所以他经常派文官做监军,范仲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边疆。”
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和清廉的官员。田秉锷先生说:“当时宋朝政治上开始腐败,官僚机构的运作开始不灵,范仲淹最早提出改革的口号,向皇帝提出10大建议,包括:减轻赋税、廉洁吏治、加强武备、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法制等共10条。当时他做副宰相,负责惩办贪官污吏,当时有一句话就说,‘只要范仲淹拿大笔一勾,一个家庭就要痛哭流涕’。因为他对贪官只要勾了,就查,一查就抓,一抓就判,那么这个家庭就要痛哭流涕,但范仲淹说:‘我宁可大笔一挥,让一个家庭痛哭流涕,我不能让一路的百姓痛哭流涕。’” (注:路,是当时宋朝的一个建制,若干个县可以组成一个路) 正因为他雷厉风行的反贪污,反腐败,遭到了保守派的竭力攻击,因此只干了不到3年副宰相,便被贬职做了知州。而那篇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就是被贬职时写出来的。很多人都到岳阳楼去过,很多人都写过岳阳楼记,范仲淹怎么写的呢?他就抓住了由岳阳楼记一个悲、一个喜,比如说“阴风怒号,浊浪排空”,那时候你感到很悲凉;第二个就是“春和景明,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就很喜,他抓住悲、喜两个字,不是景物让我们喜,是天下事让我们忧,让我们喜。最后他就归结到一点,就是“进也忧,退也忧”。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实际上就在封建时代给所有的封建士大夫提出一个忧乐标准,也就是给我们当前说的“为天下老百姓而忧愁,为人民的幸福而欢乐。”所以这句话已经1000多年了,已经成为勉励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和格言。
晚年的范仲淹仍然处在贬官的命运里没有改变。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64岁时,由于身体多病,他决定辞去山东青州知州职务,到颖州(安徽阜阳)任职。得到皇帝的准许后,这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范仲淹从青州出发到颖州阜阳赴任。途经他的生身之地徐州时,病情加重,只好停下来就地养病。没想到这一病,却再也没有起来。田秉锷先生说:“这时候徐州的知州是孙娩,也是范仲淹的好朋友,他来了以后又病重了,又是好朋友,就在这住下来了。这时范仲淹很有组织原则,卧在床上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就说‘我病重了,让我暂时在徐州调养一段时间。’皇帝知道后,特别降旨,派御医带着好药,到徐州为他诊病,但是,范仲淹终于积劳成疾病逝在徐州。这时,他的家人才把他成殓以后运到河南安葬,所以,现在范仲淹的墓还在河南。”
早年生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历10月1日),范仲淹生于河北真定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在百日后随家人去吴县(今苏州市)。 父亲范墉,从吴越王钱俶归宋,历任成德、武信、武宁节度使掌书记,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今邹平县长山镇范公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5],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划粥断齑[6]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在意,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书中,以读书为乐趣。
这样过了快三年,范仲淹几乎把长山县的书籍读了个遍,此处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秘密。他发现自己原是望亭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生活。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愧恨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好好学习,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步入仕途
刻苦攻读,终于中第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南京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1]。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校舍宏伟,众然而立,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国子监、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成为北宋时全国最高学府。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来到此地之后,范仲淹如鱼得水,欢兴致极,所以他十分珍惜这天堂般的知识殿堂,不思昼夜,刻苦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即使别人叫苦连天,他依然乐在其中。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回家糊涂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此诗是范仲淹写给书院同窗晏殊的)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整个城市热闹非凡,人们挤挤拥拥唯恐错过龙颜,范仲淹却不为所动,一个人闭门,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范仲淹只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这位学生就是日后北宋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范仲淹。
应试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入仕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惊慌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作“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服丧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来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邠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作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波折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来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已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降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眷。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放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建德市梅城镇)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为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放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些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府。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戍边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当前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已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如今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给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逝世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皇祐元年(1049年),范调往杭州作知州。他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公积金,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对婚丧嫁娶也均有资助(有俸禄的官员除外),这种善举感动天下,全国范姓人民视范仲淹为圣贤而敬之。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6月19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范仲淹死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据说一方面其母改嫁无法入苏州安葬,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个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所以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他葬伊川后,长子范纯佑、次子范纯仁(任过宰相)、三子范纯礼和四子范纯粹及九孙、六曾孙也葬在他夫妇周围。
北宋皇帝闻讯后难过万分,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并亲书褒贤之碑。纪念范公的碑文由曾支持他变法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撰写。两年方成,热情饱满,词语生动。
范公的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现编入初中鲁教版及人教版语文八下教材第六单元、苏教版语文九上教材和沪教版语文九上教材),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如《渔家傲》《苏幕遮》,苍凉豪放、感情强烈,为历代传诵。欧阳修曾称<渔家傲>为“穷塞主词”。著作为《范文正公集》。范纯仁是他的次子,父子都当过宰相。范仲淹在散文、诗、词均有名篇传世
“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在答友人梅尧臣的《灵乌赋》(约作于景祐三年(西元1036年)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所作。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当时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要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灵乌赋》为范所作的同名答文)中强调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彰显了古代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即现今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范仲淹此言颇类似于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 Patrick Henry 在公元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但比他晚讲了七百四十年。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欧阳修为范仲淹刻墓碑曰:“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纪念馆
范仲淹纪念馆坐落在景色秀丽的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天平山为江南名山,景色雄丽,历史上属范氏祖茔,以“奇石、红枫、清泉”三绝而闻名于世,为苏州著名景区。1981年苏州市政府拨款修葺了几经废毁的建筑,并于1985年重塑范文正公彩色坐像,1989年又修建了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石牌楼,树立了一尊范仲淹铜像,成为本地和附近城市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当今,苏州市委、市政府为适应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挖掘整理一大批历史文化遗迹,并根据范仲淹的生平事迹制成了蜡像。蜡像采用科学技术制成,动静结合,十分逼真,对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范仲淹、学习先贤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提供了极好的教材。此馆被苏州市委、市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新馆
2006年10月28日,坐落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放。
新馆建在原范仲淹祠堂西侧,为宋代建筑风格,采用了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有范仲淹所作的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及各地研究范仲淹的专著、论文等。
另外,附房展示了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走廊的墙上还布置了16幅瓷板画,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展现范仲淹的一生。
遗迹
范仲淹墓,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范仲淹死后葬于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河南伊川出县城向东17公里,有一村,名叫许营,村北500米就是范园。麦田中一丛翠绿点缀其间,那就是范园。分前后两域,前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有欧阳修撰文石碑。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墓围古柏参差,绿树成荫。2006年05月25日,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