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匹红绡一丈绫”出自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bàn pǐ hóng xiāo yī zhàng líng，诗句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半匹红绡一丈绫”全诗：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翻译
有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
他满脸灰尘，显出被烟熏火燎的颜色，两鬓头发灰白，十个手指也被炭烧得很黑。
卖炭得到的钱用来干什么？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
可怜他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心里却担心炭卖不出去，还希望天更寒冷。
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晨，老翁驾着炭车碾轧冰冻的车轮印往集市上赶去。
牛累了，人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们就在集市南门外泥泞中歇息。
那得意忘形的骑着两匹马的人是谁啊？是皇宫内的太监和太监的手下。
太监手里拿着文书，嘴里却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
一车的炭，一千多斤，太监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老翁是百般不舍，但又无可奈何。
那些人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一挂，就充当炭的价钱了。
注释
⑴卖炭翁：此篇是组诗《新乐府》中的第32首，题注云：“苦宫市也。”宫市，指唐代皇宫里需要物品，就向市场上去拿，随便给点钱，实际上是公开掠夺。唐德宗时用太监专管其事。
⑵伐：砍伐。薪：柴。南山：城南之山。
⑶烟火色：烟熏色的脸。此处突出卖炭翁的辛劳。
⑷苍苍：灰白色，形容鬓发花白。
⑸得：得到。何所营：做什么用。营，经营，这里指需求。
⑹可怜：使人怜悯。
⑺愿：希望。
⑻晓：天亮。辗（niǎn）：同“碾”，压。辙：车轮滚过地面辗出的痕迹。
⑼困：困倦，疲乏。
⑽市：长安有贸易专区，称市，市周围有墙有门。
⑾翩翩：轻快洒脱的情状。这里形容得意忘形的样子。骑（jì）：骑马的人。
⑿黄衣使者白衫儿：黄衣使者，指皇宫内的太监。白衫儿，指太监手下的爪牙。
⒀把：拿。称：说。敕（chì）：皇帝的命令或诏书。
⒁回：调转。叱：喝斥。牵向北：指牵向宫中。
⒂千余斤：不是实指，形容很多。
⒃驱：赶着走。将：语助词。惜不得：舍不得。得，能够。惜，舍。
⒄半匹红绡一丈绫：唐代商务交易，绢帛等丝织品可以代货币使用。当时钱贵绢贱，半匹纱和一丈绫，比一车炭的价值相差很远。这是官方用贱价强夺民财。
⒅系（jì）：绑扎。这里是挂的意思。直：通“值”，指价格。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教授对此诗的赏析要点。
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愿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催人泪下。
这两句诗，从章法上看，是从前半篇向后半篇过渡的桥梁。“心忧炭贱愿天寒”，实际上是期待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夜来城外一尺雪”，这场大雪总算盼到了！也就不再“心忧炭贱”了！“天子脚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为了取暖，不会在微不足道的炭价上斤斤计较。当卖炭翁“晓驾炭车辗冰辙”的时候，占据着他的全部心灵的，不是埋怨冰雪的道路多么难走，而是盘算着那“一车炭”能卖多少钱，换来多少衣和食。要是在小说家笔下，是可以用很多笔墨写卖炭翁一路上的心理活动的，而诗人却一句也没有写，这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给读者开拓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一车炭、盼到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卖炭得钱换衣食，结果却遇上了“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在皇帝的文书和敕令面前，跟着那“叱牛”声，卖炭翁在从“伐薪”、“烧炭”、“愿天寒”、“驾炭车”、“辗冰辙”，直到“泥中歇”的漫长过程中所盘算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于这个诗眼。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作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衣正单”，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冰辙”作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衬出“宫市”掠夺的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
这篇诗没有像《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卒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并不是偶然的。
《卖炭翁》描写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
这首诗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到当时的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让读者看到一个烧炭的老人过着的十分穷苦的生活。“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烧炭的老翁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全部赖以为生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把斧头、一挂牛车，再加上十个被烟火熏黑的手指头。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南山上伐薪、烧炭，弄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劳动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这烧炭的老人对生活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他仅仅希望有吃有穿，维持一种最低的生活。按理说，一个人养活自己一个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可是就连这样一个愿望，他也难以实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木炭，本是供人取暖的东西，这老人辛辛苦苦地砍了柴、烧了炭，给别人带来了温暖，可是自己身上的衣服却单薄得可怜。衣服单薄本该盼望天气暖和，恰恰相反，被生活所迫的老人“心忧炭贱愿天寒”，他宁肯忍受加倍的寒冷，以便能多卖一点炭钱。这种矛盾的心情，深刻地表现出卖炭翁悲惨的处境和生活的艰辛。
《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第三十二首，自注云：“苦宫市也。”白居易写作《新乐府》是在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这正是宫市为害最深的时候。他对宫市有十分的了解，对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感人至深的《卖炭翁》来。“宫市”的“宫”指皇宫，“市”是买的意思。皇宫所需的物品，本来由官吏采买。中唐时期，宦官专权，横行无忌，连这种采购权也抓了过去，常有数十百人分布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街坊，以低价强购货物，甚至不给分文，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实际是一种公开的掠夺。（其详情见韩愈《顺宗实录》卷二、《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及《通鉴》卷二三五。）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腐朽豪奢的生活欲望，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外，还采取其他手段巧取豪夺人民的血汗。中唐以后，朝廷里经常派人到市场上去采购物品。他们一看到中意的东西，就随便付给很低的代价，或任意掠夺而去，有时还要物主把货物送进宫内，然后倒打一耙，向物主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曾具体记载过一位农民用驴子驮着木柴到城里去卖，宦官见了口称“宫市”，只给了几尺绢，就把木柴抢去了，还要夺走他养家糊口的驴子，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殴打了为非作歹的宦官。
白居易在长安时亲眼目睹这类弊政，心情十分愤慨。在《卖炭翁》中虽然没能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但他敢于大胆揭露“宫市”的罪恶，把以皇帝为总后台的统治者贪婪暴虐的面目，用独具特色的诗歌形式反映出来，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首小型叙事诗中，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卖炭老翁的感人形象。“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十四个字的肖像描写，不仅准确地表现了卖炭翁的职业和年龄特征，而且使人想到他的辛酸劳作和痛苦生活。长期受烟火熏烤使皮肤变色，终日扒摸木炭把十指沾黑，而“两鬓苍苍”又表现出卖炭翁的凄楚和衰老。这样拚死拚活的苦干，只不过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挣点钱勉强度日。“可怜身上衣正单”，“夜来城外一尺雪”。作者又以对照的写法来表现卖炭翁的困苦生活。“心忧炭贱愿天寒”，是更深入一层的心理刻划。一般人在衣单不能御寒时，总想天气暖和，可是卖炭翁却在“衣正单”时“愿天寒”，一怕天气暖，炭卖不掉，衣食无所出，二想天气寒冷，卖个好价钱。这两句诗深刻地表现了他对“卖炭得钱”的殷切期望，反映了他十分悲惨的生活境遇。同时，这样写使下文“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显得更加有力量，更能激起读者对狐假虎威的“黄衣使者白衫儿”的痛恨。
一般叙事诗往往失之语言的臃肿和拖沓。这首诗语言简练而又准确。“系向牛头充炭直”中的“系”和“充”两个字意味特别深长，卖炭翁拒绝收受“纱”和“绫”，蛮不讲理的宫使硬把它“系向牛头”，“纱”和“绫”本不是“炭直”，巧取豪夺的坏蛋却把这在宫中无用的烂绸之类拿来充数抵价。揭露宫使暴行的另外两句诗中，诗人连用了五个动词，“手把文书”的“把”’、“口称敕”的“称”、“回车”的“回”、“叱牛”的“叱”、“牵向北”的“牵”。宫使一个接一个的动作，使卖炭翁没有回话的余地，从这五个急迫连续的动作中，宫使凶残掠夺的面目暴露无遗，同时，在对比之下，卖炭老人的悲苦形象也更加突出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较多地体现了自居易《新乐府》的创作特点：形象鲜明，主题突出，语言通俗而生动，叙事简洁而完整。但也有它别具一格的地方：没有象另一组讽谕诗《秦中吟》那样，用“卒章显其志”的手法直接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而是以事实和形象本身来显示作者的倾向性，留给作者丰富的想象余地，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
mài tàn wēng
卖炭翁
mài tàn wēng, fá xīn shāo tàn nán shān zhōng.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mǎn miàn chén huī yān huǒ sè, liǎng bìn cāng cāng shí zhǐ hēi.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mài tàn dé qián hé suǒ yíng? shēn shàng yī shang kǒu zhōng shí.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kě lián shēn shàng yī zhèng dān, xīn yōu tàn jiàn yuàn tiān hán.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yè lái chéng wài yī chǐ xuě, xiǎo jià tàn chē niǎn bīng zhé.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niú kùn rén jī rì yǐ gāo, shì nán mén wài ní zhōng xiē.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piān piān liǎng qí lái shì shuí? huáng yī shǐ zhě bái shān ér.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shǒu bà wén shū kǒu chēng chì, huí chē chì niú qiān xiàng běi.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yī chē tàn, qiān yú jīn, gōng shǐ qū jiāng xī bù dé.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bàn pǐ hóng xiāo yī zhàng líng, xì xiàng niú tóu chōng tàn zhí.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拼音：bàn pǐ hóng xiāo yī zhàng líng
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韵脚：(平韵) 下平十蒸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7]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爱恋湘灵
白居易11岁那年，因避家乡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之后在那里与一个比他小4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白居易有一首诗名为《邻女》，追叙了十五岁的湘灵，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由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17年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虑过结婚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回符离住了近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封建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白居易无奈，便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门户大于一切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他们的婚姻无望了，但他们深厚的爱情并没从此结束。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在近8年里，母亲再没让白居易和湘灵见面，也不允许他提起湘灵。
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未结婚。这首诗里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此恨与《长恨歌》的恨不会毫无关系，所以说白居易亲身经历的这段悲剧般的爱情为《长恨歌》打下了基础。
直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变换旧村邻而湘灵已不知去向的时候，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恋爱悲剧才划上了离开的句号。
樊素小蛮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时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素口蛮腰，蓄妓（这里的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卖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但是他心爱的马居然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和小蛮等对白居易还是蛮有感情的，都不忍离去。樊素感伤落泪地说:“主乘此骆五年，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愦。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白居易也长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返庙，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当然最后于白居易70岁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家酿名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心瞩洛阳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从江西浮梁县到洛阳省母。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春游于洛阳。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去长安，打算回洛阳隐居。便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两匹马作价的钱，在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年）他与刘禹锡结伴归洛阳。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阳，与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交游。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洛阳，长期住在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至直18年后终老。正象他自己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诗词流传至今三千多首，数量居唐代名诗人之首。
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71岁时，他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做官30多年，以清贫自守，体察民情，从未忘记老百姓的疾苦。他73岁时捐资并提议民众共同治理被称为“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使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径从今免苦辛”，白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太和六年（832年）七月，白居易把自己为元稹撰墓志的钱，捐献给僧人修正香山寺，使香山寺面貌一新。
开成元年（836年），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65卷，共诗文3255篇。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为后人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他留下的3000多首诗中，讴歌洛阳的就有800多首。如《洛城东花下作》中的“记得归诗章，花多属洛阳”。《柳枝词八首》中的“何以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在白居易的笔下，人们了解了洛阳的美容，对洛阳更加热爱。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诗中写的“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会昌四年（844年）春，白居易已73岁了，他还到赵村（今洛阳市东南部）观赏杏花，写了《游赵村杏花》诗。
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和在洛阳的6位年过70的朋友，组成7老会。后来95岁的僧人如满和136岁的李元爽，也参加了7老会，号称“九志图”。他们饮酒赋诗，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临终前，他遗嘱“不归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埋在龙门东山琵琶峰上。人们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加以扩建，建成了“白园”。整个白园庄严肃穆，质朴典雅，布局结合地形，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错落。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干旱天气，西湖水很浅，不够灌溉农田；每到下大雨，又会湖水泛滥，不能积蓄。这种情况使西湖不能尽到最大的效用，造成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都发生问题。
白居易是怀着“下恤民庶”的抱负来到杭州做刺史的，到任以后，就把彻底治理西湖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西湖东北岸一带筑成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农田有水灌溉，人民有水喝。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离任前的两个月得以竣工。824年三月，白居易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一文，刻成石碑，立在湖岸上。这篇碑记就成为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提，人们就称它为“白公堤”，表达了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
当然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例如，当时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十分担心，而且提出了反对意见，白居易对此一一作出了解释与批驳。并且，白居易也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作了细密的测算。
当然，最后捍湖大堤的建造是十分成功的。
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还是当时杭州一条热闹繁荣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就以白堤为白公堤的替身，来寄托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之情。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说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实际时间仅20个月。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公却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对杭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边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按说水源还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大成问题。
原来，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唐代的杭州范围比今天要小得多。城中居民大多住在井边，取井水饮用，而井水却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居民为解决日常引用水问题，往往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又浪费力气。
第一位浚六井，解决饮水问题的官员是李泌。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只要西湖水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们就可免除远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心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亲自主持并完成了西湖水的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长安居大不易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典出《唐摭言》卷七）
白居易（772年～846年）， 字乐天，自称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的祖先是山西太原人，后来又迁居到陕西韩城，最后定居在陕西下邽。据说白居易刚生下来才两个月，①奶妈抱着他，并指着家里的书让他看，他虽然口不能言，但心里却早已认识“之”、“无”二字了。所以后来人们在谦逊地称说自己所识别的东西不多抑或知识有限时，便往往会用上这典故，说是“略识之无”。稍微长大了，白居易尤其喜欢读书，而且他的记忆力之好极为惊人，凡是他过目的书，就没有不把它紧紧记在了脑子里的。而他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非凡才华，便更是让人吃惊不已了。
诗才已经不同凡响的白居易，在16岁那年便只身来到了京城长安。他闻名去拜访当时掌管编纂国史以及为朝廷起草文告诏令的著作郎顾况，以便请顾老前辈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亲切指点。而苏州人顾况却是一个自视甚高、很少对他人有所推许的著名诗人，尽管他家门口车水马龙，来拜访和求教的人很多。那天傍晚，仆人就要掌灯开饭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小青年竟在此时此刻递上了他自己的名刺，并在他诗稿的封面署上“白居易”这三个工整的楷体字。
因频繁接待来访客人业已有些疲惫了的顾老诗人，一眼瞥见“白居易”三字，遂禁不住大笑起来：“呵呵，好大的口气！要知道，京城长安现在米价高得很，平时就是想居住下来也挺不容易呀，更何况居然要想白白居住！”说完，他趁家人还没有把饭菜摆上桌来的当儿，便漫不经心地浏览起白居易呈给他的诗稿。一打开扉页，里头第一首就是题为《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五律。
当他看到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眼睛蓦然一亮，顾老诗人就再也不能移开目光了。可以想见，此时他固然已不敢再漫不经心了。他一手捻着他那把略已花白的胡须，一手紧握着诗稿，转而细细地品味起来，并不时点了点头。然后他又腾出了那只轻捋胡子的手拍案叫绝道：“能写出如此之好的诗句，要想在长安居住下来，又有何困难可言哉！老夫刚才的话，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的啊！”
这是顾老诗人欣赏白居易该诗中野草所蕴涵着的顽强生命力，纵然在历经野火焚烧之后，但它一经那春风（请注意，此二字在古代诗文中是一个蕴涵极为丰富的词汇）吹拂，它便又生机勃勃地绽出嫩芽，并开始生长和迅速繁衍起来了。作为一个人，难道就不应该像这株莽原上的野草一样，在逆境中顽强斗争，以期倔强地生存下来吗？而这，该是多么需要精细观察和深刻领悟呀！不用说，这正是作为诗人所必备的良好素质，所以顾老诗人不禁为眼前这位天才少年所深深折服了。
接下来，得到了老诗人顾况的大力赞扬和多方介绍，少年白居易的诗名顿时便传遍了整个京城。但非常遗憾，由于白居易还没能得到更为强有力的引荐，虽然在长安居住了三年，他却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于是只得黯然离开了。直到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他才以高科考取进士，此后便踏上了仕途。再就是他的诗名不但在全国知名，到处流传着他许多杰出的作品，而且他的诗名还传到了鸡林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可见，顾老诗人当年并没有看错白居易。
按：① 然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则称七、八个月也。② 20世纪许多选本亦据《唐才子传》仅仅选录该诗前四句，要知道这并不科学；而且，它也是对白居易诗作的肆意阉割。至于其颔联，乃系是流水对的构句方式，同时它还使用了“隔句拗救”这作诗技巧。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10] 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洛阳故居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位于洛阳市郊区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占地80亩，整个布局按唐代东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馆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街等建筑。白居易故居北半部为住宅区，南半部主要为园林和湖泊，整个布局力求再现原貌。白居易纪念馆是一座仿唐式建筑，馆内有诗人的塑像，并陈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料及有关字画、壁画等，是凭吊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是根据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等的诗意而建造的园林。白居易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唐文化游乐园按照唐代的风俗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供了购物方面的各种服务,表现了白居易的文化特色。
龙门白园
白园（白居易墓）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安葬于此而得名。
白园坐落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的琵琶峰上，是一座依山傍水、秀色宜人的小巧园地，白园占地40亩。这里东西两山对峙。 白园包括龙门桥东头整个琵琶峰，占地44亩，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系根据诗人性格、唐代风采和得体于自然的原则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园林建筑。迎门为青谷区，丛竹夹道，悬瀑飞洒，荷池送爽，乐天堂、听伊亭、松风亭等仿唐建筑引人入胜。乐天堂内有白居易塑像。园中间为墓体区，有墓冢、24吨重的自然石卧碑、乌头门、登道、碑楼。整个墓区翠柏葱郁，奇花飘香。诗廊区在墓北山腰，陈列有当代书画家书写描绘的白诗碑刻和诗意瓷砖壁画。
墓址
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过，一桥飞架东西；宛若一道七色彩虹。依山势建有松风亭、白亭、翠樾亭、道时书屋、乐天堂等富有唐代风格的亭阁，古风遗韵，游人至此，雅兴顿生。从龙门桥过伊河，左侧即是白园的大门。进门直行，但见路转峰回，林木森森；山泉叮咚，池水清碧。幽雅至极。漫步石级而上，山腰有亭，名曰“听伊”，此亭系白居易晚年与其好友元稹、刘禹锡等对奕、饮酒、品茗、论诗之处。香山寺北侧的琵琶峰上，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墓园，称为白园，这位诗人曾以居士情结与如满和尚等人结为“香山九老”唱酬于香山寺的堂上林下，晨烟夕蔼，会昌六年，终老于河南履道里，如今，白园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文化名人的最佳场所。
由墓道向左、下至峰腰平缓处，即是古雅的九曲回廊，廊壁尽嵌现代诗人墨客吟咏的诗作以及白居易《琵琶行》全文石刻。在墓右侧，有巨石卧碑。刻有《醉吟先生传》，碑重24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石书。白园，山峦怀抱，柏青竹翠，临峰而立，清风送爽，可远眺龙门石窟，可旁观香山古寺。
《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第三十二首，自注云：“苦宫市也。”白居易写作《新乐府》是在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这正是宫市为害最深的时候。他对宫市有十分的了解，对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感人至深的《卖炭翁》来。“宫市”的“宫”指皇宫，“市”是买的意思。皇宫所需的物品，本来由官吏采买。中唐时期，宦官专权，横行无忌，连这种采购权也抓了过去，常有数十百人分布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街坊，以低价强购货物，甚至不给分文，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实际是一种公开的掠夺。（其详情见韩愈《顺宗实录》卷二、《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及《通鉴》卷二三五。）
《卖炭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组诗中的一篇。此诗以个别事例来表现普遍状况，描写了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通过卖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腐败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与抨击，讽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有很强的社会典型意义。全诗描写具体生动，历历如绘，结尾戛然而止，含蓄有力，在事物细节的选择上和人物心理的刻画上有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