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闻箫鼓赛秋成”出自宋代张耒的《和李令放税》，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bù wén xiāo gǔ sài qiū chéng，诗句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不闻箫鼓赛秋成”全诗：
晚田既废麦初耕，冠盖侵星独出城。
但见饥寒号岁晚，不闻箫鼓赛秋成。
仓无农父千斯庆，税比周人什一轻。
抚字从来须守令，莫辜圣世念疲氓。
《和李令放税》是一首宋代的诗词，作者是张耒。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农村的景象，表达了对农民的关怀和对社会不公的忧虑。
诗词的中文译文如下：
晚田既废麦初耕，
冠盖侵星独出城。
但见饥寒号岁晚，
不闻箫鼓赛秋成。
仓无农父千斯庆，
税比周人什一轻。
抚字从来须守令，
莫辜圣世念疲氓。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以农村的景象为背景，描绘了农民在晚田废弃之后重新开始耕种的场景。诗中提到的"冠盖侵星独出城"，形象地描述了农民们戴着斗笠、驾着牛车离开城市，独自返回农田的情景。
诗中还描绘了农民们面临的困境，"但见饥寒号岁晚"，表达了农民们在丰收季节即将来临之际，却依然面临饥寒的困苦。与此同时，他们没有享受到秋天的欢乐，"不闻箫鼓赛秋成"，暗示着他们无暇顾及其他，只能专注于生计。
诗中还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忧虑。"仓无农父千斯庆，税比周人什一轻"，指出了农民们的负担沉重，纳税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其他阶层。作者呼吁官员要遵守法令，保护农民的权益，"抚字从来须守令，莫辜圣世念疲氓"，希望能够减轻农民的负担，让他们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
总的来说，这首诗词通过描绘农民的生活状况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忧虑，展现了作者对农民的关怀和对社会公平的呼吁。
hé lǐ lìng fàng shuì
和李令放税
wǎn tián jì fèi mài chū gēng, guān gài qīn xīng dú chū chéng.
晚田既废麦初耕，冠盖侵星独出城。
dàn jiàn jī hán hào suì wǎn, bù wén xiāo gǔ sài qiū chéng.
但见饥寒号岁晚，不闻箫鼓赛秋成。
cāng wú nóng fù qiān sī qìng, shuì bǐ zhōu rén shén yī qīng.
仓无农父千斯庆，税比周人什一轻。
fǔ zì cóng lái xū shǒu lìng, mò gū shèng shì niàn pí máng.
抚字从来须守令，莫辜圣世念疲氓。
拼音：bù wén xiāo gǔ sài qiū chéng
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韵脚：(平韵) 下平八庚
北宋文学家，擅长诗词，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全宋词》《全宋诗》中有他的多篇作品。早年游学于陈，学官苏辙重爱，从学于苏轼，苏轼说他的文章类似苏辙，汪洋澹泊。其诗学白居易、张籍，如：《田家》《海州道中》《输麦行》多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风格平易晓畅。著作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续拾遗》一卷。《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张耒原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后迁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区）。马端临《文献通考》作“谯郡人”，秦少游《书晋贤图后》记载：“独谯郡张文潜与余以为不然……”，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年)，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年-1085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年)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年）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年)，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年），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年）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年)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年)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年)，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耒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在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相继辞世后，仍作为文坛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宋史·文艺传》称其：“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url]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