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去事方急”出自唐代韩愈的《送石洪处士赴河阳幕得起字》，诗句共5个字，诗句拼音为：qù qù shì fāng jí，诗句平仄：仄仄仄平平。
“去去事方急”全诗：
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
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
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
钜鹿师欲老，常山险犹恃。
岂惟彼相忧，固是吾徒耻。
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石洪处士赴河阳幕得起字》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首诗词。以下是诗词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中文译文：
长期以来我一直种植树木，
人们都说我是避世的士人。
突然有一天，我骑上将军的马，
自称为"报恩子"。
风云进入我的豪情壮志，
泉水和石头告别了幽深的耳朵。
钜鹿的老师即将年老，
常山的险地却依然可靠。
不仅是他们担忧相助，
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也感到羞愧。
离别之际事务紧急，
让我们一起喝酒，重新振作起来。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词表达了韩愈对石洪处士的送别之情。石洪是一位归隐田园的士人，他以种植树木为生，被人们称为"避世的士人"。然而，突然有一天，石洪骑上将军的马，自称为"报恩子"，展示了他内心的雄心壮志和报效国家的决心。
诗中提到的风云进入石洪的豪情壮志，意味着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同时，泉水和石头告别了幽深的耳朵，暗示着石洪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田园生活，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诗中还提到了钜鹿的老师，指的是古代传说中的农耕之神，他即将年老。而常山是一处险地，但石洪仍然依靠它，这表达了石洪对自己的能力和决心的自信。
最后，韩愈提到不仅是石洪的相助者感到担忧，他自己也感到羞愧。这反映了韩愈对石洪的赞赏和敬佩，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整首诗词通过描述石洪的离别和自己的思考，表达了对士人的理想和责任的思考。它呈现了士人的追求和报效国家的决心，同时也涵盖了作者对自己使命的思考。这首诗词充满了豪情壮志和对士人精神的赞美，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挣扎和思考。
sòng shí hóng chǔ shì fù hé yáng mù dé qǐ zì
送石洪处士赴河阳幕得起字
zhǎng bǎ zhòng shù shū, rén yún bì shì shì.
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
hū qí jiāng jūn mǎ, zì hào bào ēn zi.
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
fēng yún rù zhuàng huái, quán shí bié yōu ěr.
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
jù lù shī yù lǎo, cháng shān xiǎn yóu shì.
钜鹿师欲老，常山险犹恃。
qǐ wéi bǐ xiāng yōu, gù shì wú tú chǐ.
岂惟彼相忧，固是吾徒耻。
qù qù shì fāng jí, jiǔ xíng kě yǐ qǐ.
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拼音：qù qù shì fāng jí
平仄：仄仄仄平平
韵脚：(仄韵) 入声十四缉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里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愈墓位于河南省焦作孟州市孟县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
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10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13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5丈，围1.2丈；右株高4丈，围1.1丈。1986年11月，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 韩愈墓作为唐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去世。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他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