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以义死”出自宋代欧阳修的《纵囚论》，诗句共4个字，诗句拼音为：níng yǐ yì sǐ，诗句平仄：平仄仄仄。
“宁以义死”全诗：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翻译一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翻译二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③意：估计。
④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⑤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人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zòng qiú lùn
纵囚论
xìn yì xíng yú jūn zǐ, ér xíng lù shī yú xiǎo rén.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xíng rù yú sǐ zhě, nǎi zuì dà è jí, cǐ yòu xiǎo rén zhī yóu shèn zhě yě.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níng yǐ yì sǐ, bù gǒu xìng shēng, ér shì sǐ rú guī, cǐ yòu jūn zǐ zhī yóu nán zhě yě.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fāng táng tài zōng zhī liù nián, lù dà pì qiú sān bǎi yú rén, zòng shǐ huán jiā, yuē qí zì guī yǐ jiù sǐ.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shì yǐ jūn zǐ zhī nán néng, qī xiǎo rén zhī yóu zhě yǐ bì néng yě.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qí qiú jí qī, ér zú zì guī wú hòu zhě.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shì jūn zǐ zhī suǒ nán, ér xiǎo rén zhī suǒ yì yě.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cǐ qǐ jìn yú rén qíng zāi? huò yuē: zuì dà è jí, chéng xiǎo rén yǐ jí shī ēn dé yǐ lín zhī, kě shǐ biàn ér wèi jūn zǐ.
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gài ēn dé rù rén zhī shēn, ér yí rén zhī sù, yǒu rú shì zhě y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yuē: tài zōng zhī wèi cǐ, suǒ yǐ qiú cǐ míng yě.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rán ān zhī fū zòng zhī qù yě, bù yì qí bì lái yǐ jì miǎn, suǒ yǐ zòng zhī hū? yòu ān zhī fū bèi zòng ér qù yě, bù yì qí zì guī ér bì huò miǎn, suǒ yǐ fù lái hū? fū yì qí bì lái ér zòng zhī, shì shàng zéi xià zhī qíng yě yì qí bì miǎn ér fù lái, shì xià zéi shàng zhī xīn yě.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wú jiàn shàng xià jiāo xiāng zéi yǐ chéng cǐ míng yě, wū yǒu suǒ wèi shī ēn dé yǔ fū zhī xìn yì zhě zāi? bù rán, tài zōng shī dé yú tiān xià, yú zī liù nián yǐ, bù néng shǐ xiǎo rén bù wéi jí è dà zuì, ér yī rì zhī ēn, néng shǐ shì sǐ rú guī, ér cún xìn yì.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cǐ yòu bù tōng zhī lùn yě! rán zé hé wéi ér kě? yuē: zòng ér lái guī, shā zhī wú shè.
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ér yòu zòng zhī, ér yòu lái, zé kě zhī wèi ēn dé zhī zhì ěr.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rán cǐ bì wú zhī shì yě.
然此必无之事也。
ruò fú zòng ér lái guī ér shè zhī, kě ǒu yī wéi zhī ěr.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ruò lǚ wèi zhī, zé shā rén zhě jiē bù sǐ.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shì kě wèi tiān xià zhī cháng fǎ hū? bù kě wèi cháng zhě, qí shèng rén zhī fǎ hū? shì yǐ yáo shùn sān wáng zhī zhì, bì běn yú rén qíng, bù lì yì yǐ wéi gāo, bù nì qíng yǐ gàn yù.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拼音：níng yǐ yì sǐ
平仄：平仄仄仄
韵脚：(仄韵) 上声四纸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在其父欧阳观任绵州推官时出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四岁丧父，随叔父欧阳晔在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用芦苇在沙地上写字、画画，还教他识字。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1030年（仁宗天圣八年）进士。
1031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1034年（景佑元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1036年（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1040年（康定元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
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1045年（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1054年（至和元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1057年（嘉佑二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1060年（嘉佑五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1065年（英宗治平二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1069年（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
1070年（熙宁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
1071年（熙宁四年）六月，行兵部尚书、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
1072年（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1023年和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1030年，欧阳修再次参加礼部组织的春闱，欧阳修名列第一。同年3月11日，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封建社会最高等级的考试——殿试在崇政殿举行。3月14日，殿试放榜，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琴论家”
欧阳修一生不仅喜欢弹琴、听琴、藏琴，而且喜欢写琴诗琴文，以记琴声与琴事、以论琴意与琴理，深得琴中趣。从欧阳修现存的诗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人的欧阳修，而且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论家的欧阳修。
“醉翁”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写下了他的名篇《醉翁亭记》。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与酒须臾不离。
“千古伯乐”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风流丑闻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脱一下，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不久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当时的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文学成就
诗文革新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诗词歌赋
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抒情。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首部牡丹专著
1034年，欧阳修亲睹“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邀游”，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10]
创立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欧阳修创立应用文概念，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二是简洁质朴，三是得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政治成就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保持了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曾慥（zào）《乐府雅词》序：“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王安石：“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苏轼：“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尤展成《花间集》：“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朱熹：“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毛先舒评其《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可谓层深而浑成。”
郭绍虞《宋诗话考》：“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呜呼！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追古溯今，世间已无欧阳修，堪与之比肩者，可有其二者否？——袁春乾
第一，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第二，政治上他采取的路径是用批评、谏诤来缓解社会危机。第三，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欧阳修研究专家、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安群
全国现有两座欧阳修纪念馆，一座建在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上，一座位于江西省永丰县恩江河畔的永叔公园内。
安徽滁州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滁州其间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这成为琅琊山文化底蕴的精髓，为了纪念欧阳修，安徽省滁州市政府从上个世纪60年代筹建纪念馆之初，就征集到郭沫若先生的亲笔题名。在新落成的纪念馆内，陈列着重塑的欧阳修雕像以及欧公生平所画的30幅画。
吉安永丰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纪念馆修建于1984年。1997年，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90周年进行了陈列修改。2007年，为迎接欧阳修千年华诞，对陈列室进行了重新设计规划，开辟了三个展厅，分为刚正爱民政治改革家、北宋文坛领袖、功绩卓著史学家、道德文章天下师等四个部分。利用图表、文字、照片、实物和场景等方式，全面介绍欧阳修的生平，系统展示了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政治、经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成就，展现了他一生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留下的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一直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国际友人所敬仰和尊崇。欧阳修纪念馆1996年列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县纪委确定为廉政教育基地。
欧阳修纪念馆建在永叔公园内，园内主要有醉翁亭、六一亭、至喜亭、泷冈阡表碑亭等建筑，还有欧阳修石刻雕像、“画荻教子”雕像、“文坛泰斗”两组人物青石雕像及文化长廊、纪念碑廊等，加上古朴高雅的状元楼（宋）和雄浑端庄的报恩寺塔（明）坐落其间，更显文化底蕴的丰厚。
欧阳修墓及祠
位于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15米，并排右侧有薛夫人墓。陵园坐北向南，在南北中轴线上建有外照壁、大门、内照壁、东西两庑、大殿、墓冢，四周建有围墙，外照壁高约5米、长6米，厚0.7米。大门3间，门前左右修有台阶，阶旁各有一衔环石狮。内照壁与垣墙同高，将庭院分为前后两部分。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便门，庭院中间修有南北甬道，直达大殿，甬道两旁立有石猪、石羊等石雕，对称排列，间距3米，石雕高约1米，甬道两侧各建有厢房3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