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三马腹中事”的全诗出处及翻译赏析

赏析

《韩干三马》是苏辙在宋代创作的一首诗词。以下是诗词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诗词中描绘了三匹马的情景：老马侧立，鬃尾垂下，御者高拱，手持青丝；心知后马有争意，两耳微微竖起，如同立着锥子；中马直视，翘起右足，眼神已经动了，心先驰去；仆夫转身奔跑，右手稳稳控制着黄金的缰绳；雄姿骏发的最后一匹马，回头奋发，真是权力的奇迹。守马的人立在山上，静静地握住缰绳，未听到斗争的决断，不知道谁是雄马谁是雌马。物生命运的先后也是偶尔的，但有心的人怎能忘记这些？

诗意：
《韩干三马》通过细腻的描写，表现了马的姿态和心理，同时也暗含了对人们世俗争斗、权力之争的讽刺。诗人通过画师韩干的绘画，将三匹马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展现出来，暗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斗争和竞争，但这些斗争又是如此微小、无足轻重，似乎在嘲笑人们因权力和地位而争斗不休，却忽略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赏析：
《韩干三马》以马的形象作为隐喻，通过对马的描写和马的内心活动的展示，表达了作者对人们世俗争斗和权力斗争的深刻思考。诗词中描绘的细节生动而精准，将马的动作和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诗人通过“两耳微起如立锥”、“眼光已动心先驰”等描写，将马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示了马的敏感和对竞争的追求。而诗中的守马人则以屹立山间的形象出现，象征着冷静与超然，他不为权力之争所动，保持着一种独立的观察态度。

整首诗以马为主题，通过描写马的细节和内心活动，间接表达了作者对人们争斗和权力斗争的思考。马的形象在诗中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既代表了人们的欲望和追求，又暗示了这些追求的虚无和无意义。

最后两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干非画师。”则是诗人对于画师韩干的评价。诗人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告诉我们，韩干的绘画并不仅仅是画马的皮毛，而是在画马的同时，也在揭示人们对于生活和权力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荒谬和可笑。

《韩干三马》这首诗词通过对马的描绘和马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暗示了人们世俗争斗和权力斗争的荒谬和可笑。马在诗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代表了人们的欲望和追求。诗人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幽默的评价，以及画师韩干的作品，呈现了一幅生动而深刻的画面，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意义和权力追求的思考。

“画出三马腹中事”全诗拼音读音对照参考

hán gàn sān mǎ
韩干三马

lǎo mǎ cè lì zōng wěi chuí, yù zhě gāo gǒng chí qīng sī.
老马侧立鬃尾垂，御者高拱持青丝。
xīn zhī hòu mǎ yǒu zhēng yì, liǎng ěr wēi qǐ rú lì zhuī.
心知后马有争意，两耳微起如立锥。
zhōng mǎ zhí shì qiào yòu zú, yǎn guāng yǐ dòng xīn xiān chí.
中马直视翘右足，眼光已动心先驰。
pū fū xuán zuò bēn yì xiǎng, yòu shǒu zhèng kòng huáng jīn jī.
仆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黄金羁。
xióng zī jùn fā zuì hòu mǎ, huí shēn fèn liè zhēn quán qí.
雄姿骏发最后马，回身奋鬣真权奇。
yǔ rén dùn pèi yì shān lì, wèi tīng jué zhòu zhēng xióng cí.
圉人顿辔屹山立，未听决骤争雄雌。
wù shēng xiān hòu yì ǒu ěr, yǒu xīn hé zhě néng wàng zhī.
物生先后亦偶尔，有心何者能忘之。
huà shī hán gàn qǐ zhī dào, huà mǎ bù dú huà mǎ pí.
画师韩干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
huà chū sān mǎ fù zhōng shì, shì yù jī shì rén mò zhī.
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
bó shí yī jiàn xiào bù yǔ, gào wǒ hán gàn fēi huà shī.
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干非画师。

“画出三马腹中事”平仄韵脚

拼音：huà chū sān mǎ fù zhōng shì
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
韵脚：(仄韵) 去声四寘

作者简介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作者介绍

苏辙的生平

　　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八年（1085），旧党当政，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直至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居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人物主要活动年谱：

　　嘉祐六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

　　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

　　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

　　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贬谪筠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

　　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的评论

治学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
　　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引文见《宋史·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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