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可陵师”的全诗出处及翻译赏析

赏析

诗词《余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聊题两绝》是唐代僧人义净所作。以下是对诗词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中文译文：
我行走了几万里，愁绪交缠百重思。
难道要把六尺身影，孤独地跨越五天陲。
上将也许可以陵师，普通人却难以移变志。
如果讨论短暂的生命，又如何得到永恒长寿的祈愿。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词是作者义净在唐代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在西京寻访时所写。诗中表达了作者心境的反思和思考。

诗中的“我行走了几万里”表示作者对人生的历程和旅途。愁绪百重思描绘了作者内心的痛苦和忧虑。通过描绘“六尺身影”和“五天陲”，可以理解为作者战胜困难、超越痛苦的决心和毅力。上将可以陵师，表达了追求卓越的意愿，而普通人则难以改变自己的志向和命运。

最后两句扣题，讨论了生命的短暂和人们对长寿的追求。作者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质疑是否有可能实现永恒的愿望。

整首诗抒发了作者内心的迷茫、痛苦和思索，对人生、命运和心灵的探索有着深刻的思考。同时，诗中所表达的艰辛和追求也凸显了唐代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努力。

“上将可陵师”全诗拼音读音对照参考

yú yǐ xián hēng yuán nián zài xī jīng xún tīng yú shí yǔ bìng bù chù yī fǎ shī liáo tí liǎng jué
余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聊题两绝

wǒ xíng zhī shù wàn, chóu xù bǎi zhòng sī.
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
nà jiào liù chǐ yǐng, dú bù wǔ tiān chuí.
那教六尺影，独步五天陲。
shàng jiàng kě líng shī, pǐ shì zhì nán yí.
上将可陵师，匹士志难移。
rú lùn xī duǎn mìng, hé dé mǎn zhǎng qí.
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

“上将可陵师”平仄韵脚

拼音：shàng jiàng kě líng shī
平仄：仄仄仄平平
韵脚：(平韵) 上平四支

作者简介

（635～713）唐代译经僧。河北涿县人，一说齐州（山东历城）人，俗姓张。字文明。幼年出家，天性颖慧，遍访名德，博览群籍。年十五即仰慕法显、玄奘之西游，二十岁受具足戒。于咸亨二年（671）经由广州，取道海路，经室利弗逝（苏门答腊巴邻旁，Palembang）至印度，一一巡礼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园精舍等佛教圣迹后，往那烂陀寺勤学十年，后又至苏门答腊游学七年。历游三十余国，返国时，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其后参与华严经之新译，与戒律、唯识、密教等书籍之汉译工作。自圣历二年（699）迄景云二年（711），历时十二年，译出五十六部，共二三○卷，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今所传有部毗奈耶等之诸律大多出自其手，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共称四大译经家。师于译述之余，亦常以律范教授后学，盛传京洛。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著作中备载印度南海诸国僧人之生活、风俗、习惯等，系了解当时印度之重要资料。先天二年正月入寂，世寿七十九。建塔于洛阳龙门。

作者介绍

义净的生平

立意西行

　　义净七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善遇法师博学多能，精通佛经，对六艺、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禅师研习《法华经》数十年，造诣极深。在他们的教导下，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二十年（646年），善遇法师去世，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贞观二十二年，义净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数载勤学，义净学业大进。慧智见他天资聪颖，前途无量，遂劝他出外求学。义净辞别土窟寺，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

　　在东都洛阳，义净修习《对法》、《摄论》诸经，佛学水平又有提高。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于是他又来到长安，学习了《俱舍》、《唯识》等经，但胸中疑问不减。为祛蔽解疑，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咸亨元年（670年），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莱州的弘祎法师，众人志同道合，相约赴印度取经。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陆上的“丝绸之路”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相对而言，海路较为通畅。唐朝强大富庶，南亚、西亚诸国纷纷前来贸易，海舶云集广州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经成为义净诸人的一致选择。计议已定，遂相约离京东下，处一因母年高而罢，弘祎至江宁而止。义净等途经丹阳时，又有玄逵加入。咸亨二年（671年），义净坐夏扬州。秋，接受龚州（今广西平南）冯孝诠的邀请，同达广州。冯孝诠及其家人皆笃信佛教且家资雄厚，他们敬佩义净西天取经的志向，遂资助西行费用，冯孝诠并与波斯船主商定，许义净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时的广州，万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船只，这些海船一般形体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遂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向慧智禅师等故乡师友告别。再回广州，同行者唯有门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罢退

取经求法

　　海船出广州后，经二十天左右，义净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通往印

　　度的海上要道。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习声明（音韵学）。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被迫回国。净只身继续前行，于咸亨三年（672年）五、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由末罗瑜再经羯荼国，到达裸人国，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大乘灯原籍爱州（今越南清化），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后出家，到长安从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被迫滞留十二年。耽摩立底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很远，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很不安全。他们等到一个机会，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身体疲羸”、“孤步险隘”，落在众人后面，又遭强人打劫，受尽凌辱，几乎丧命，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赶上了大队，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

　　到达那烂陀寺后，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此后重回那烂陀寺，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前后十一年，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大约在垂拱元年（685年），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垂拱三年，他到达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余，专心从事翻译和著作。为了得到纸和笔，曾于永昌元年（689年）随商船回到广州，得到贞固律师等人的帮助后，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年），义净派遣大津将著作及新译的佛经送回国。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义净与弟子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回国。

译经事业

　　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并赐予他“三藏”之号，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东京福先寺、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享年七十九岁。葬于洛阳北原上，建有灵塔。乾元元年（758年），以塔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700年）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义净的翻译活动得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等二十部佛经时，印度沙门阿儞真那，中国僧人波仑、复礼、慧表、智枳、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笔受、证义，朝廷的成均（即国子监）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武则天十分高兴，亲制《圣教序》，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孔雀王经》、在大福先寺译《胜光天子》等经时，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景云元年（710年），义净在大荐福寺译《浴象功德经》等二十余部佛经时，吐火罗（今阿富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沙门达磨难陀、居士东印度伊舍罗、沙门惠积、文纲、惠诏、利贞、胜庄、爱同、思恒、玄伞、智枳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证梵本、读梵本、证义、笔受、证译，而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711年），在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时，太常卿薛崇嗣监护。中外名僧参加助译、朝廷名臣润色，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义净的学术贡献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

　　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他很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共四十余年间，57位僧人(包括义净本人，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高丽，今属越南的交州、爱州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书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这部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多叙述简略，有的仅三十余字，比如木叉提婆篇、慧琰大师篇。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比如玄照法师、道琳法师等。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但无论详略，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无则缺省。依此看来，该书似乎是一部“行状”的集合。据清人吴曾祺的《文体刍言》解，“行状，汉时只谓之状。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生卒年月，为乞人撰文而作。”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或者说，有褒无贬。由此观本书，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卷上的《交州木叉提婆师》全文，“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闲本讳。泛舶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迹。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矣。”另，卷上的《交州慧琰法师》全文，“惹琰法师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郦。随师到僧诃罗国，遂停彼国，莫辨存亡。”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卒殁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等。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生平成就等。

　　但该书不仅仅是“行状”的集合，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这将在下文中详为论述。义净只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行状”手法，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况。

　　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今尼泊尔）多有记载，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