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肝胆两昆仑”出自近代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qù liú gān dǎn liǎng kūn lún，诗句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去留肝胆两昆仑”全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版本一)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版本二)
翻译
逃亡生活是如此紧张，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注释
⑴望门投止：望门投宿。张俭：东汉末年高平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凡接纳其投宿的人家，均不畏牵连，乐于接待。事见《后汉书·张俭传》。
⑵忍死：装死。须臾：不长的时间。杜根：东汉末年定陵人，汉安帝时邓太后摄政、宦官专权，其上书要求太后还政，太后大怒，命人以袋装之而摔死，行刑者慕杜根为人，不用力，欲待其出宫而释之。太后疑，派人查之，见杜根眼中生蛆，乃信其死。杜根终得以脱。事见《后汉书·杜根传》。
⑶横刀：屠刀，意谓就义。
⑷两昆仑：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指康有为和浏阳侠客大刀王五；其二为“去”指康有为（按：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潜逃出京，后逃往日本），“留”指自己。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翟南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意思。—— 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我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撼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八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预新政。九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许多人劝谭尽快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决心留下来营救光绪帝。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
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止”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yù zhōng tí bì
狱中题壁
wàng mén tóu zhǐ sī zhāng jiǎn, rěn sǐ xū yú dài dù gēn.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wǒ zì héng dāo xiàng tiān xiào, qù liú gān dǎn liǎng kūn lún.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bǎn běn yī wàng mén tóu zhǐ lián zhāng jiǎn, zhí jiàn chén shū kuì dù gēn.
(版本一)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shǒu zhì ōu dāo yǎng tiān xiào, liú jiāng gōng zuì hòu rén lùn.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bǎn běn èr
(版本二)
拼音：qù liú gān dǎn liǎng kūn lún
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韵脚：(平韵) 上平十三元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汉族，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千古罕见真贵族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超前见识羞今人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也就是说，二千年来，无非上面是强盗，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为马，下面难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唤奴才，奴才献媚主子。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也就是说，领袖也好、官员也罢，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也就是说，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只会是越强越祸害，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愤青”？
勇气人格耀中华
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
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 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故居原为周姓房产，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清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大夫第”。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8年，时值谭嗣同就义100周年时，浏阳市政府组织力量对故居残存建筑进行了修缮，并重建门楼，同年9月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历史原因，1994年在浏阳旧城改造中，有关部门拆除了故居北面、南面的建筑和门楼，并在北面建了一栋7层居民住宅楼。2000年，浏阳举办第二届中国特产文化节，有关部门将故居南面房产部门拆除后留下的空地加以清理和整治，建成了现在的公共绿地。所以现在建筑占地面积只有780平方米，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故居北面部分墙体已经上硝、起霉、变形，何春平说，这主要是因为北面居民楼附属的煤棚紧贴故居墙体造成的。
浏阳市旅游部门正和规划部门联手，提出关于谭嗣同故居及其周边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设想。根据这个设想，周边不合适建筑将在拆除之列。在浏阳市规划局副局长金先林看来，恢复原貌没有政策性的障碍，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0米之内都不能有建筑，得知有关部门想将谭嗣同故居恢复原貌的消息后，谭嗣同的第四代孙、湖南株洲海联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谭志宏很欣慰：“明年是谭嗣同殉难110周年，作为后代，也在打算做一些事情，比如准备请中央美院的教授雕一座铜像，立在故居旁边。”
现在是最好的实施时间，“近年来保护历史建筑已成共识，有很好的民意氛围；其次恢复故居和建设广场所要拆迁和占用的房产多是政府部门所有，拆迁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