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亭画舸系春潭”出自宋代郑文宝的《柳枝词》,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tíng tíng huà gě xì chūn tán,诗句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亭亭画舸系春潭”全诗: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文斐
一艘艘画船系着杨柳树枝停靠在岸边,岸边的杨柳树随风摇摆。诗人看着岸上的行人在附近的酒家饮酒送别还没喝到一半,船家却已经载着朋友起锚远走了。不管烟波浩渺,也不管雨打风吹,无情的画船带着行人离去了,将越走越远,满载着离恨去遥远的江南。郑文宝的《柳枝词》是写离恨,用了反衬手法,“画舸”“春潭”等美景寄寓离别时的不舍。同时,诗人还描绘了一个生活画面:“酒半酣”酒只半酣,船却起锚,多么的不舍和无奈啊!三四句,字面上是说行人“不管烟波与风雨”,依然远去,实际上是借对友人的毫无道理的埋怨进一步抒发自己依依不舍的真挚情谊。
这首诗抒写离情别恨。“亭亭”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刘禹锡《杨柳枝词》其八说:“长安陌上无穷柳,惟有垂杨管别离”。因此,本诗第一句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我们可以想见,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作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三四句是说,不管烟波浩渺,也不管雨打风吹,无情的画船带着行人离去了,将越走越远,满载着离恨去遥远的江南。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真是无理而妙。“不管”两个字,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末句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
此诗用清新柔婉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生动的送别场面,极富诗情画意,诗风委婉细腻,情真意切,为后来许多词曲作者所仿效。周邦彦把这首诗改写为《尉迟杯》词:“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得离恨归去。”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西厢记》“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这些词句显见地都是受了本诗的影响写出的。
这是首诗味隽永,意境优美,情致深婉的佳作。送别诗的风流早已被唐人占尽,但这一首确实是可以和唐人比美。《蔡宽夫诗话》说郑文宝的诗“须在王摩诘伯仲之间,刘禹锡、杜牧之不足多也。”尽管这一评价有夸大其词之嫌,但还是有些道理。
首句很有诗情画意,“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让人联想起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自然使人想起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春潭的美丽景象一下子就浮上了读者的脑海,确实是用笔老到,布局精巧。这样一幅春潭送别图就非常完美地展现了出来。第二句写送别时的情景,自然使人想到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而不是白居易的“醉不成欢惨将别”,因为主、客都只有“半酣”,且临别时“帐饮无绪”,怕“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第三句一下子就让人想起柳永的“念去去千里,暮霭沉沉楚天阔”和崔颢的“烟波江上使人愁”,以及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别情充溢宇宙。
最值得赞赏的是末句。恨也好,愁也好,怨也好,都是无形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没有点创造性思维,是难以形容的。前人曾把愁、怨、恨“物化”,说它可以量——“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可以抛——“故已抛愁与后人”,可以剪——“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可以割——“美酒如刀割断愁”…郑文宝用“载”是一个创新,他把愁恨搬上了船,后来李清照反过来说,这船“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又把它搬上了车,“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笔者也曾把它搬上飞机,“波音纵愿驮奴怨,载向云霄当坠”。这一个看似简单的“载”字,不知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多少空间!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刘一禹锡《柳枝词》说:“长安陌上无穷树,只有垂杨绾离别。”
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竹庄诗话》卷十七引《诗事》里的话说:“终篇了不道着‘柳’,唯一‘系’字是工夫,学者思之。”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这一形象化的说法,后来常被诗人所仿效,如周邦彦用入其《尉迟杯》一词中:“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如清人陈衍《宋诗精华录》所说,“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
liǔ zhī cí
柳枝词
tíng tíng huà gě xì chūn tán, zhí dào xíng rén jiǔ bàn hān.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
bù guǎn yān bō yǔ fēng yǔ, zài jiāng lí hèn guò jiāng nán.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拼音:tíng tíng huà gě xì chūn tán
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韵脚:(平韵) 下平十三覃
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郑彦华子。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师事徐铉,仕南唐为校书郎,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善篆书,工琴,以诗名世,风格清丽柔婉,所作多警句,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等。
郑文宝,生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六十一岁,系五代南唐左千牛卫大将军郑彦华之子。郑文宝从小受业于当时能诗又善工小篆的著名诗文书法大家、南唐吏部尚书徐铉,不仅诗文出众,书法也独树一帜。他所写的小篆小至一片中指指甲大,颇具匠心。徐铉曾得意地向人夸耀说:“篆字难于小而易于大,文宝的篆书小字胜过李阳冰(著名书法家),大字则与之不相上下。”同时,郑文宝又向崔遵度学琴法。南唐时,郑文宝在20岁左右以其父荫授奉礼郎,后迁校书郎。
北宋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后,郑文宝仍被宋朝廷录用,被任命为广文馆生。太平兴国八年(983),郑文宝参加北宋朝廷举办的科举,中进士,被授与修武(今河南获嘉)主薄。淳化二年(991),郑文宝调任殿中丞,并奉命出使四川、陕西负责清理整顿税收。当时四川、陕西一带地方官为了增加税收,规定登口岸经商的商人要交纳“到岸税”,商人们苦不堪言。郑文宝奏请朝廷免除商人的“到岸钱”,促进了当地商贸的发展,深得百姓拥戴。郑文宝在川、陕期间,正逢夔州广武驻军叛乱;叛军四处抢劫,惊扰百姓。郑文宝作为朝廷钦差大员果断担负起平叛重任。他当机立断,率军乘船顺流而下,一夜行程数百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叛军。因此,他获得朝廷嘉奖,赏赐五品朝服,升任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在陕西任职期间,正值闹灾荒,庄稼歉收,灾民流离失所。他为灾民计,诱劝当地豪门富商捐出3万斛粮食赈灾,使8万多灾民暂时得救。郑文宝先后12次亲自带队从环庆(今甘肃环县与庆阳一带)穿过沙漠,督运粮草到灵武(今宁夏灵武县)。郑文宝为了详细了解民情,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尊重当地风俗,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的欢迎。他每到一处少数民族区都受到当地酋长的热情款待,有的酋长还认他当干父。
咸平年间(998~1003)西部边境经常遭受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族地方武装的侵扰。他们抢夺朝廷钱粮,掠夺百姓财物,使这一带老百姓陷入战乱之中,居无定所,民不聊生。一次,李继迁劫走宋朝廷运往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粮草;并且攻占清远(灵武东南),围困灵武,直接威胁到整个西部边境的安全。朝廷委任郑文宝以工部员外郎兼随军转运使之职负责平乱。郑文宝受命后,冒雪率精兵轻装奔袭清远,一举击败李继迁,解除了灵武的危急。当时,守卫环庆的龙猛卒部士兵7年未换防,又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军晌,遂产生思乡和不满的情绪,逐渐酿成谋乱。郑文宝得知后,他体恤和同情士兵的处境,果断决定先借库银发放军饷,以安定军心;然后上奏朝廷,并且表示支取的库银由他偿还。朝廷体谅到郑文宝的良苦用心,便下诏免除库银的偿还。朝廷为了表彰郑文宝的政绩,赐予他黄金和紫袍。不久,郑文宝转任刑部员外郎。
景德三年(1006)郑文宝奉诏回京时在途中染上疾病,留居在他儿子任职的襄城县养病。大中祥符元年(1010年),朝廷任命郑文宝为兵部员外郎、暨忠武军行军司马。郑文宝因病未能到职。大中祥符六年,郑文宝逝世于襄城,后归葬宁化故里。
郑文宝有三子:长子郑云龙留居宁化;次子郑云虎随父入朝,解职后卜居永安桃源洞;第三子郑云熊游学连城后卜居连城表籍里,其裔孙郑国瑚于明永乐八年(1409)迁居宁化安乐新村里三大村。
郑文宝从小聪明好学,深得徐铉真传。曾亲自去峄山访求秦刻石,未果。便于北宋淳化四年(993)以其师徐铉(916一991)摹本刻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长安本”,又名“陕本”。因郑文宝不明形制,将其刻为“碑”形,即后世所称的《峄山碑》。此碑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第五室。宋代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泰峄山刻石》记述了郑文宝访求刻石和刻碑的情况:
右《秦峄山碑》者,始皇帝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峄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铉所摹,文宝又言尝亲至峄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摹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摹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明代杨士奇《东里续集·长女峄山碑》跋曰:
右《峄山碑》,盖宋淳化四年郑文质以徐兹所授《峄山》摹本刊置于长安学中者。文质,兹之徒也。今泰山有秦刻,李斯真迹尚在,但磨灭多矣,间于邹侍讲家见摹本止廿九字,其去此甚远也。
又碑后附有郑文宝跋,碑字雄浑温雅,无一笔开后人恶道,《石鼓》后无可比肩,汉印之传于后者,皆步其轨蹰。跋曰:秦相李斯书《峄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故散骑常侍徐公枯,酷耽玉著,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峄山碑》摸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己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坚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峄山,求访秦碑,邀然无睹。逮于旬决,险怅于棒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稚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赐排鱼袋郑文宝记。
郑文宝留居襄城养病期间,除了写大量诗词歌赋之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纂修南唐国史。他是由南唐入宋的,目睹了南唐辛酸的国运和国史,有必要为后人留下这段真实的史事。于是,他收聚了大量的、丰富的史料。并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写成《江表志》3卷。《江表志》记叙了南唐各代的朝廷大政,弥补徐铉、汤说《江南录》的许多缺漏,多为后人研究南唐史所采用,后来陆游作《南唐书》就采用其中不少内容。尔后,郑文宝又以丛谈琐事缀辑成《南唐近事》1卷,类似小说体裁,富有史实。
郑文宝一生著作颇丰,除《江表志》、《南唐近事》之外,留传下来的还有《历代帝王谱》、《谈苑》、《玉玺记》、《郑文宝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