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节惟新”的全诗出处及翻译赏析

赏析

诗词中文译文：
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
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
金石何铿锵，簪缨亦纷纶。
皇恩降自天，品物感知春。
慈恩匝寰瀛，歌咏同君臣。（缺一韵）

诗词的中心思想和诗意：
这首诗词是李泌为唐代皇帝所举行的宴会而作的诗词，向描述了宴会的盛况和气氛。宴会在曲江滨举办，皇帝乘坐豪华的轩车，接受百官的祝贺和拜贺。宴会上，金石器具的声音不断引人注目，参加宴会的人们簪戴华丽，彰显着威严和尊贵。这样的盛会使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同时也感受到皇恩的滋润。这是一幅歌颂君主恩德和君臣团结的画面。

赏析：
这首诗词通过描写宴会的盛况和气氛，展现了唐代封建帝王的威严和尊贵。作者运用繁华的场景和华丽的华服，塑造了一个富丽堂皇，气势磅礴的宴会形象。金石声韵与簪缨华丽交相辉映，形象地表达了皇权的威严和声势。同时，诗中也透露出春天的气息，使人感受到皇恩的滋润和恩宠。整首诗词以君臣的共同欢庆为中心，凸显了唐代君臣的和睦和团结一心，展现了国家的繁荣和兴盛。

“中和节惟新”全诗拼音读音对照参考

fèng hé shèng zhì zhōng hé jié qǔ jiāng yàn bǎi liáo
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

fēng sú shí yǒu biàn, zhōng hé jié wéi xīn.
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
xuān chē shuāng què xià, yàn huì qǔ jiāng bīn.
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
jīn shí hé kēng qiāng, zān yīng yì fēn lún.
金石何铿锵，簪缨亦纷纶。
huáng ēn jiàng zì tiān, pǐn wù gǎn zhī chūn.
皇恩降自天，品物感知春。
cí ēn zā huán yíng, gē yǒng tóng jūn chén.
慈恩匝寰瀛，歌咏同君臣。
quē yī yùn.
（缺一韵）。

“中和节惟新”平仄韵脚

拼音：zhōng hé jié wéi xīn
平仄：平平平平平
韵脚：(平韵) 上平十一真

作者简介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西安）人，唐朝大臣。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言。为杨国忠所忌，归隐名山。安禄山叛乱，肃宗即位灵武，召他参谋军事，又为幸臣李辅国等诬陷，复隐衡岳。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又屡为权相元载、常衮排斥，出为外官。

作者介绍

李泌的贡献

　　李泌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他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是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被历来以儒家出身、执笔写历史的大儒们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
　　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早慧
　　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学识。在唐玄宗（明皇）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他只有七岁，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个性比较软弱，而且肯听话的高级巨僚。李泌虽然年少，跟在张九龄身边，便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便有正直无私的清誉，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软性人才吗？张九龄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马上很慎重地认错，改口叫他小友。
　　李泌到了成年的时期，非常博学，而且对《易经》的学问，更有心得。他经常寻访嵩山、华山、终南等名山之间，希望求得神仙长生不死的方术。
　　到了天宝时期，玄宗记起他的幼年早慧，特别召他来讲《老子》，任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因而与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钻研于道家方术的修炼，很少吃烟火食物了。 有一天晚上，他在山寺里，听到一个和尚念经的声音，悲凉委婉而有遗世之响，他认为是一位有道的再来人。打听之下，才知道是一个作苦工的老僧，大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常收拾吃过的残羹剩饭充饥，吃饱了就伸伸懒腰，找个角落去睡觉，因此大家便叫他懒残。李泌知道了懒残禅师的事迹，在一个寒冬深夜，独自一个人偷偷去找他，正碰到懒残把捡来的干牛粪，垒作一堆当柴烧，生起火来烤芋头。这个和尚在火堆旁缩做一团，面颊上挂着被冻得长流的清鼻水。李泌看了，一声不响，跪在他的旁边。懒残也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一面在牛粪中捡起烤熟了的芋头，张口就吃。一面又自言自语地骂李泌是不安好心，要来偷他的东西。边骂边吃，忽然转过脸来，把吃过的半个芋头递给李泌。李泌很恭敬地接着，也不嫌它太脏，规规矩矩地吃了下去。懒残看他吃完了半个芋头便说：好！好！你不必多说了，看你很诚心的，许你将来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道业却不说了！拍拍手就走了。

出谋划策
　　到了安禄山造反，唐明皇仓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到处寻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肃宗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局面，他便分析当时天下大势和成败的关键所在。肃宗要他帮忙，封他做官，他恳辞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肃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难的问题，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
　　这个时候，李泌已少吃烟火食。肃宗有一天夜里，高兴起来，找来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炉吃火锅，因李泌不吃荤，便亲自烧梨二颗请他，三王争取，也不肯赐予。外出的时候，陪着肃宗一起坐车。大家都知道车上坐着那位穿黄袍的，便是皇帝，旁边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肃宗听到了大家对李泌的称号，觉得不是办法，就特别赐金紫，拜他为广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军司马。并且对他说：先生曾经侍从过上皇（玄宗），中间又作过我的师傅，要请你帮助我儿子作行军司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帮忙了。谁知道他后来帮忙到子孙四代呢！ 李泌看到肃宗当时对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将来可能影响太子的继位问题，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他与肃宗争论了半天，结果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肃宗对玄宗的故相李林甫非常不满，认为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坟墓，烧他的尸骨。李泌力谏不可，肃宗气得问李泌，你难道忘了李林甫当时的情形吗？李泌却认为不管怎样，当年用错了人，是上皇（玄宗）的过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难免会有过错。你现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严厉处分，间接地是给上皇极大的难堪，是揭玄宗的疮疤。你父亲年纪大了，又奔波出走，听到你这样作，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伤心，一旦病倒，别人会认为你身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养老父。这样一来，父子之间就很难办了。肃宗经过他的劝说，不但不意气用事，反而抱着李泌的脖子，痛哭着说：我实在没有细想其中的利害。这就是李泌“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笔。唐明皇后来能够自蜀中还都，全靠他的周旋弥缝。
　　肃宗问李泌剿贼的战略，他就当时的情势，定出一套围剿的计划。首先他断定安禄山、史思明等的党羽，是一群没有宗旨的乌合之众，目的只在抢劫，“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因此，他拟定战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诩，入河东，隔断盗魁四将，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让盗众能通关中，使他们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粹劲骑，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各路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帝子建宁王李谈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肃宗统统照他的计划行事，后来都不出其所料。这便是李泌的“挫其锐，解其纷”的战略运用。 后来最可惜的，是唐肃宗急功近利，没有听信李泌的建议，致使河北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沦陷于盗贼之手，便自粉饰太平，因此而造成历史上晚唐与五代之际华夷战乱的后遗症。
　　为了特别褒扬久被埋没的李泌长才，再略加说明他的行谊事绩。肃宗为了尽快收复首都长安，等到郭子仪筹借到西北军大集合的时候，便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李泌就说：如果动用大军，一定想要速得两京，那么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我们日后会再受到困扰。我们有恃无恐的强大兵力，全靠碛西突骑（骑兵）、西北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师，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关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等情况，春天来得较早，气候容易闷热，骑兵的战马也容易生病，战士们思春。也会想早点回家，便不愿再来辗转作战了。那么，沦陷中的敌人，又可休养士卒，整军经武以后，必复再度南来，这是很危险的办法。但是肃宗这次，却坚决地不听李泌的战略意见，急于收复两京，可以称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仪借来回纥外兵，从元帅广平王等收复两京的一幕出现。 两京收复，唐明皇还都做太上皇，肃宗重用奸臣李辅国。李泌一看政局不对，怕有祸害，忽然又变得庸庸碌碌，请求隐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肃宗也认为天下已定，就准他退休，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颁予三品禄位。
　　另有一说，李泌见到懒残禅师的一段因缘，是在他避隐衡山的时期。总之，“天道远而人道迩”，仙佛遇缘的传说，事近渺茫，也无法确切地考据，存疑可也。 英雄退步学神仙 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过不了多久，身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肃宗跟着也死了，继位当皇帝的，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皇太子广平王李豫，后来称号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就召李泌回来，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跟着就赐他府第，又强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吃肉，这个时候，李泌却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机会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对他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为奸臣常衰所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后再迁任杭州刺史。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到处仍有很好的政绩，这便是李泌的“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自处之道。
　　当时奉命在奉天，后来继位当皇帝，称号为唐德宗的皇太子李适，知道李泌外放，便要他到行在（行辕），授以左散骑常侍。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代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到了德宗继位后的第三年，正式出任宰相，又封为邺侯。勤修内政，充裕军政费用。保全功臣李晟、马燧，以调和将相。外结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睡。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总之，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经的筹划，都做到了安和的绩效。 但德宗却对他说：我要和你约法在先，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当权，就记恨报仇，如对你有恩的，我会代你还报。李泌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害我的李辅国、元载他们，都自毙了。过去与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也自然显达了。其余的，也都零落死亡了。我实在没什么恩怨可报的。但是如你方才所说，我可和你有所约言吗？德宗就说，有什么不可呢！于是李泌进言，希望德宗不要杀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言之者。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怒反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认为很对，接受了李泌的建议。李晟、马燧在旁听了，当着皇帝感泣而谢。

认真负责
　　不但如此，他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曾经与皇帝力争相权。因为德宗对他说：“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张延赏），刑法委浑（浑碱）。”李泌就说：“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德宗听了，便笑着说，我刚才说错了话，你说的完全对。

调和皇家矛盾
　　不幸的是，宫廷父子之间，又受人中伤而有极大的误会，几乎又与肃宗一样造成错误，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之间的误会，触怒了德宗说：“卿不爱家族乎？”意思是说，我可以杀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说：“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独任汝为相，不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巨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欲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者。”
　　接着李泌又提出唐肃宗与代宗父子恩怨之间的往事说：“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梯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杀了儿子建宁王李谈）德宗说：“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故耳。”李泌说：“臣昔为此，故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观兹事。且其时先帝（德宗的父亲代宗）常怀畏惧。臣临辞日，因诵《黄台瓜辞》，肃宗乃悔而泣。”（《黄台瓜辞》，唐高宗太子——李贤作。武则天篡位，杀太子贤等诸帝子，太子贤自恐不免故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搞令瓜希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德宗听到这里，总算受到感动，但仍然说：“我的家事，为什么你要这样极力参与？”李泌说：“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说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间又往返辩论很多，并且还告诉德宗要极力保密，回到内宫，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处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气馁，不可自裁，他对太子说：“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最后总算解开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德宗特别开延英殿，独召李泌，对他哭着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李泌听了，拜贺之外，便说：“臣报国毕矣，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准他辞职。过了一年多，李泌果然死了，好像他又有预知似的。
　　历来的帝王宫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王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间权势利害的悲惨斗争，真是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况且“疏不间亲”，古有明训。以诸葛亮的高明，他在荆州，便不敢正面答复刘传问父子之间的问题。但在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都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排难解纷，调和其父子兄弟之间的祸害，实在是古今历史上的第一人。

最后贡献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
　　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

李泌的文学成就

　　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

李泌的处世态度

　　我们说李泌的处世态度十分机智，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四次归隐，五次离京
　　第一，该仕则仕，该隐则隐，实践了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
　　不固执己见，适应客观形势以做到出处自由，这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而李泌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综合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知道李泌至少有四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权力的中心——朝廷：
　　第一次发生在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省蕲春县)安置，而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李泌传》)。
　　第二次大约发生于肃宗至德末、乾元初。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旧唐书·李泌传》说他当时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新唐书·李泌传》)。
　　第三次发生在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刚一即位，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还为他娶朔方故留后李的甥女为妻。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任此任，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顺便要提到的是，元载是一位靠应试老、庄、列、文起家的文人，却容不得同道。第四次则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末、建中初。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常衮的排斥，先让李泌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又调任杭州刺史。
　　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也仅呆了两年，至贞元元年(785)，又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比较高，所以不能被视为受到排挤。到了贞元三年(787)，李泌才回到朝廷，当上了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邺侯。贞元五年(789)，一代奇才李泌去世。
　　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且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屡蹶屡起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每次被赶出朝廷，虽然我们不敢断定他就没有怨心，但我们的确没有听到他的怨言，这是他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能够东山再起的根本保证。李泌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前两次为主动人京外(第二次肃宗曾召李泌，李未接到诏书即起身赴行在)，后三次都是被召，这说明李已经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李泌还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出处都过得十分充实，心情都很平静。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今人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避祸全身
　　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旧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以谦退处世
　　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泌的介绍

　　李泌（722～789）　字长源，唐陕西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是南岳第钦赐的隐士。肃宗为他在南岳烟霞峰下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之为“邺侯书院”，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李泌在此过了12年（757～768）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的生活。端居室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馆。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有句“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可见其在南岳藏书之多。曾随玄和先生张太虚学习道教秘文，又与懒残和尚（明瓒禅师）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养和篇》和《明心论》。“尤工于诗”，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等，“有文集二十卷”。精于书法，至今福严寺侧石壁上，尚有石刻“极高明”三个大字，传为李泌山中读书时手书，此处因名“高明台”。薨后赠太子太傅，其子李蘩（曾任随州刺史）在南岳庙左建南岳书院。千百年来，李泌一直是南岳衡山的一位传奇人物，为儒家、佛家、道家所共同赞颂。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李泌的才能评述

道士本色
　　李泌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上留下光彩的一笔，主要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但李泌与道教的联系则更早，而且他往往是以道士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因此，我们先谈他对道教的信仰。
　　据《邺侯外传》记载，在李泌还未出生时，就显示出了种种灵异。首先是一位异僧预言周氏(即李泌之母)的第三子(即李泌)当为帝王师。后来，“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惟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顷”。在儿童时代，没有经过任何修炼的李泌竟然能站立在屏风上，或在笼上行走，于是有一位道士见了就断言说：“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白日升天就意味着离开人间去当神仙，当神仙虽然是件好事情，无奈继续留在人间的父母、亲人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于是人神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邺侯外传》记载：“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 …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齑，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勺扬浓蒜泼之，香、乐遂散。”在这场争夺战中，李家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李泌白日升天的时日往后推迟了一些，但人间则多了一位造福国、民的李姓宰相。
　　后来，李泌在游衡山、嵩山时，“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衰，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邺侯外传》)这段记载明显带有神话色彩，但也说明了李泌早年有过进山修道的经历。从此以后，李泌就长期绝粒食气，修黄老谷神之要。
　　李泌的父母于天宝十二年(753)前后去世，此后一段时间，李泌的主要兴趣就在于学道，《邺侯外传》说：“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篆，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根据这一记载，李泌虽然很早就在学道，但正式成为道士的事，还是发生在他生活于衡山期间o，因此我们说，李泌是一位衡山道士。
　　衡山学道期间，李泌还是吃了不少的苦，他“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援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邺侯外传》)。如果不是山谷中的枯叶厚，李泌差一点儿被摔死。多年学道，再加上天资聪颖，李泌在道术上很有成就，据说他能够多年不吃饭(绝粒)，身轻如燕，而且能够让手指出气，这股气可以吹灭烛火。他的一些独特隐居方式也为后人所效仿：“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邺侯外传》)“(李泌)隐衡山，……尝取松谬枝以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
　　(《新唐书·李泌传》)这两条记载大同小异，都说明了李泌的养生方法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他创制的祭神方式，也为时人所接受：“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邺侯外传》)应该说，李泌在当时的宗教界，是一位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
　　关于李泌去世之后的情况，《邺侯外传》说：“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人相信他死后成仙了，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宗教地位是很高的。二是他最终选择了衡山作为自己的归宿，或者说是当时人认为他与衡山的缘分最深，故有此说。在衡山受篆，最后又仙归衡山，这说明了李泌一生的政治事业在朝廷，而宗教事业在衡山。

哲学思想
　　在哲学方面，李泌反对命定论。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记载，在建中元年(780)，就有术士桑道茂上书德宗，说“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到了建中四年(783)，德宗真的因兵变而逃往奉天。事后，德宗谈起此事时，认为这是命中注定，非人力可以改变。接着，李泌与德宗有一个精彩的对话：(李泌)对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误，应作纣)曰：‘我生不有命白天?’武王数纣曰：‘谓
　　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则桀、纣矣。”帝曰：“朕请不复言。”(《新唐
　　书，李泌传》)通过这段对话，可见李泌是一位头脑十分清醒的政治家，特别是在天命思想浓厚的古代，李泌的这一看法更为难得。他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是指导他政治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政治才能
　　在他几岁大的时候，就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新唐书·李泌传》)。他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善于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
　　这一点十分重要，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决定了这个集团的成败存亡。肃宗即位后，打算任英武多才的建宁王李谈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力争，认为应该由其兄太子李豫(即代宗)担任此职。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二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听取了李泌的建议。李谈遭谗被杀后，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见《新唐书·十一宗诸子列传》）。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在克复二京后，李泌再一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当时，肃宗上奏避难蜀地的玄宗，表示自己愿意再回东宫为太子，李泌断言玄宗不会回来了，当肃宗问起该怎么办时，“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玄宗接到第一次奏章后，果然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新唐书·李泌传》)直到接到第二本奏章，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去当了“天子父”。因为玄宗知道，即便是儿子真心让位，那些功臣也不会愿意，权力交接的结果很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动乱，更何况自己已经老了。李泌可以说是洞察了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人物的心理，从而作出相应的恰当安排。
　　（2）具有阔大的政治家胸怀
　　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即位后，便想复仇：“(肃宗)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广，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对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旧怨，将内惭不怿，万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帝感悟，抱泌颈以泣曰：‘朕不及此。’”(《新唐书·李泌传》)李泌想尽办法，就是希望肃宗能够以一位心胸开阔的皇帝形象出现在臣民面前。他对别人这样要求，对自己也是如此。贞元三年(787)，当李泌被任命为宰相时，他对皇上表态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臣无可报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二)这充分表现出一位宗教家、政治家的气度。
　　（3）反妥协，反割地，作风果敢
　　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紧接着，身为太尉、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亦反，再加上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德宗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于是就有大臣提出与李怀光妥协。这时，“李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用带有文学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怀光与朝廷的关系，说服了皇上，李怀光叛乱最终被平息。
　　对国内的悍将态度如此，对国外强敌的态度也如此。朱泚叛乱时，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并答应事成后把安西、北庭两块地方割让给吐蕃。后来，还是依靠唐军的力量击败了叛军，而吐蕃不仅不积极进兵，甚至连追击溃退叛军时也不卖力，而且还趁机把武功地区抢劫一空。平叛后，吐蕃派使者来要土地，德宗也已经同意，而李泌坚决反对，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吐厥，皆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意见合情合理，朝廷最终拒绝割让土地。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李泌果敢坚强的一面，他不仅捍卫了朝廷的尊严，而且还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4）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死节精神
　　以上所举事例，都还没有直接涉及到李泌的个人利益，那么在关系到自身安危时，李泌又是如何表现呢?德宗立李诵(即顺宗)为太子，太子妃的母亲是郜国公主，郜国公主犯蛊媚罪被幽禁，此事自然牵连到了太子，于是德宗便有意废除对蛊媚事毫不知情的太子。对此，李泌反对的态度相当坚决，以至于德宗说：“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竟拿灭族来威胁李泌，而李泌执意更坚：“世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新唐书·李泌传》接着记载说：李泌“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泌毫不妥协，不顾全家性命，竟然与皇上争执达数十次之多，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实为难得。
　　除上述外，李泌的政绩还很多，如调整官俸、裁减冗员、如何安置功臣等等，都能匡正时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军事才能
　　在安史之乱、肃宗灵武即位之时，李泌就对国家命运作出了正确的预测：第一，叛军猖獗不会持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人寥寥，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财物全部送回自己的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第二，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愈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这个方略是非常正确的，他反复告诫肃宗“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开始，这一计划也得到肃宗的认可，但后来肃宗急功近利，坚持先收复长安，结果把叛军赶回河北，从而形成割据局面，遗患无穷。李泌的这段谈话可以和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谋略家都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李泌还写了一篇《议复府兵制》，希望能够恢复原有的府兵制，以便从根本上遏止军阀割据。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数十年后，杜牧在《原十六卫》中又一次提出这一问题。

经济才能
　　在经济方面，虽然李泌没有直接经管过国家财务，但也显示了一定的才能。
　　在古代，漕运是国家大事，也是难事。在任陕虢观察使期间，李泌挖山开路，以便饷漕。由于此事极大地改善了京师的粮食供应，李泌被升迁为检校礼部尚书。任相后，大力改革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弊端，《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时方镇私献于帝，岁凡五十万缗，其后稍损至三十万，帝以用度乏问泌，泌请天下供钱岁百万给宫中，劝不受私献。凡诏旨须索，即代两税，则方镇可以行法，天下纾矣。”这些改革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总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当时人柳砒就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新唐书·李泌传》)把李泌同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连、范蠡相提并论，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李泌的评价

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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