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郊一饭欢有余”出自宋代苏辙的《次韵子瞻道中见寄》,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chū jiāo yī fàn huān yǒu yú,诗句平仄:平平平仄平仄平。
“出郊一饭欢有余”全诗:兄诗有味刻隽永,和者仅同如画影。
短篇泉冽不容挹,长韵风吹忽千顷。
经年淮海定成集,走书道路未遑请。
相思半夜发清唱,醉墨平明照东省。
南来应带蜀冈泉,西信近得蒙山茗。
出郊一饭欢有余,去岁此时初到颍。
《次韵子瞻道中见寄》是宋代苏辙创作的一首诗词。下面是对该诗词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译文:
兄弟的诗作有着深刻的味道,刻画着优美的形象,
和他相诗的人只能与画影相似。
短篇的诗如清冽的泉水,不容挹取;
长篇的韵律如风一吹,忽然千顷波涛起。
多年来,淮海之间定居成为了我的家,
忙于写书的道路上未能邀请你前来。
思念之情在半夜中发出清唱,
醉心于墨汁,在平明时照亮了东省。
从南方来,应该带来蜀山的泉水,
从西方传来的消息近乎得到了蒙山的茗茶。
出郊外共进一餐,欢乐无限,
去年的此时,我初次到达颍州。
诗意:
这首诗词是苏辙寄给朋友子瞻的作品。诗人以简洁而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对兄弟的赞赏和怀念之情。他认为兄弟的诗作深具内涵,刻画精妙,只能与画影相比。苏辙将自己的诗与兄弟的诗相对照,自觉不如,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诗中描绘了短篇和长篇诗的不同特点。短篇诗如清冽的泉水,无法完全体味和吸取;而长篇诗的韵律变化如风吹起波涛,给人以无穷的感受。通过对诗歌形式的对比,诗人展示了自己对诗的深入思考和对表达形式的把握。
诗中还表达了对淮海之间的定居和写书生活的思念。苏辙赞美淮海之地,将其视为家园,但因忙于写作,未能邀请兄弟前来相聚。他在半夜时刻思念之情发出清唱,醉心于墨汁的创作,将光明带入东省。此外,诗中也透露了对蜀山泉水和蒙山茗茶的向往和渴望,展现了对远方的向往之情。
最后,诗人回忆起与兄弟在去年的此时初次相聚的欢乐时刻,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思念之情。
赏析:
《次韵子瞻道中见寄》以简洁的句式和明快的语言,展现了苏辙对兄弟诗人的赞赏、对写作生活的思念以及对远方的向往。诗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将兄弟的诗作与自己的进行对照,凸显了兄弟的才华和自己的自谦之态。
通过描绘短篇和长篇诗的特点,诗人展示了对诗歌形式的敏感和对创作技巧的思考。他将短篇诗比喻为清冽的泉水,长篇诗比喻为风吹起的千顷波涛,生动地表达了不同形式诗歌的韵律之美。
诗中的思念之情和对远方的向往,增添了诗词的情感色彩。苏辙表达了对淮海之地的深情厚意,将其视为家园,但又因为写作忙碌而未能邀请兄弟前来相聚。他在半夜中思念之情发出清唱,醉心于墨汁的创作,在平明时分照亮了东省,表达了对写作的痴迷和对创作灵感的渴望。
诗中对蜀山泉水和蒙山茗茶的向往,展示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远方的憧憬。这些向往象征着诗人对自然之美和精神之境的追寻,体现了他的情感世界和审美趣味。
最后,诗人回忆起与兄弟在去年相聚的欢乐时刻,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思念之情。这种回忆增添了诗词的情感深度,使读者产生共鸣和对友情的思考。
总体而言,苏辙的《次韵子瞻道中见寄》通过简洁而优美的语言,展现了对兄弟的赞赏、对写作生活的思念以及对远方的向往。诗词情感真挚,表达了诗人对友情、对创作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cì yùn zi zhān dào zhōng jiàn jì
次韵子瞻道中见寄
xiōng shī yǒu wèi kè juàn yǒng, hé zhě jǐn tóng rú huà yǐng.
兄诗有味刻隽永,和者仅同如画影。
duǎn piān quán liè bù róng yì, zhǎng yùn fēng chuī hū qiān qǐng.
短篇泉冽不容挹,长韵风吹忽千顷。
jīng nián huái hǎi dìng chéng jí, zǒu shū dào lù wèi huáng qǐng.
经年淮海定成集,走书道路未遑请。
xiāng sī bàn yè fā qīng chàng, zuì mò píng míng zhào dōng shěng.
相思半夜发清唱,醉墨平明照东省。
nán lái yīng dài shǔ gāng quán, xī xìn jìn dé měng shān míng.
南来应带蜀冈泉,西信近得蒙山茗。
chū jiāo yī fàn huān yǒu yú, qù suì cǐ shí chū dào yǐng.
出郊一饭欢有余,去岁此时初到颍。
拼音:chū jiāo yī fàn huān yǒu yú
平仄:平平平仄平仄平
韵脚:(平韵) 上平六鱼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八年(1085),旧党当政,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直至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居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人物主要活动年谱:
嘉祐六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
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
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
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贬谪筠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
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治学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
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引文见《宋史·河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