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色撩人可奈何”出自元代杨维桢的《吴咏十章用韵复正宗架阁》，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chūn sè liáo rén kě nài hé，诗句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春色撩人可奈何”全诗：
馆娃宫里落花多，春色撩人可奈何。
南省风流文架阁，宫才解赋馆娃歌。
《吴咏十章用韵复正宗架阁》是元代杨维桢创作的一首诗词。下面是该诗词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中文译文：
吴地春天，宫殿内落花如雨飘落，春景美艳动人，然而人们却无法抵挡情感的纠葛。南省文人才俊们以风流之姿在架阁间穿梭，宫殿中的贤才们解读赋诗，宫殿里的娃娃们唱起了歌谣。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词描绘了元代吴地春天宫殿中的美景和人们的情感纷乱。首先，诗人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宫殿内落花纷飞的景象，表现出春天的美丽和繁华。然而，尽管春色撩人，人们却无法摆脱情感的困扰，这可能暗示了宫廷的复杂关系和人们内心的纠结。
接下来，诗人描述了南省的文人才子们在架阁间闲适自如地游走，展现了他们风流倜傥的风采。架阁是宫殿内供文人学士们学习、交流的地方，也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场所。这里的才子们能够以自由自在的姿态畅谈诗文，彰显了他们的才情与风采。
最后，诗人提到了宫殿中的娃娃们唱起了歌谣。娃娃们可能指的是宫廷中的女官，她们通过歌唱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心声。这一描写增添了诗词的活泼和生动，为整首诗词增添了一丝童真和欢乐。
总体而言，这首诗词以生动的形象描绘了元代吴地春天宫殿中的美景和人们的情感纷乱。通过对宫廷生活和文人才子的描写，诗人展现了宫廷的繁华与复杂，以及人们在其中所面临的情感困扰。整首诗词充满了画面感和情感的表达，给人以美好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wú yǒng shí zhāng yòng yùn fù zhèng zōng jià gé
吴咏十章用韵复正宗架阁
guǎn wá gōng lǐ luò huā duō, chūn sè liáo rén kě nài hé.
馆娃宫里落花多，春色撩人可奈何。
nán shěng fēng liú wén jià gé, gōng cái jiě fù guǎn wá gē.
南省风流文架阁，宫才解赋馆娃歌。
拼音：chūn sè liáo rén kě nài hé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韵脚：(平韵) 下平五歌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杨维祯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
诗文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仁、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书法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跋邹复雷《春消息》图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杨氏一族原居枫桥（今属诸暨），杨维桢曾祖杨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医，人称杨佛子，著有《医衍》、《地理拨沙图》。后杨氏卜居全堂，全堂东南有桐冈山，西南有鲚鲤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谐音全堂，池旁卧有铁崖山，“因岩石呈铁色而得名”，今人俗称小山头。
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兄弟三人，维桢居中。维桢生于元贞二年（1296），之所以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与从兄杨维翰（1294～1351，字子固，号方塘，元末画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杨维桢自幼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黾勉读书，为增见识，少时又游学甬东。
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睦迩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其父筑室铁崖山中，环绕书楼种梅花数百株，聚书数万卷，。登藏书楼后去掉梯子，如此读书5年。从政后，益聚书。如收藏有《太平纲目》20策、《洞庭杂吟》50卷，《琼台曲》、《历代诗谏》200卷等诗文集。藏书印有“廉夫”、“杨廉夫”二印。值兵乱，浪迹浙西山水间，晚居松江。明初，朱元璋召他修书，作《老客妇谣》诗以拒绝。诗学李贺，明初有人称其为“文妖”。工行、草书，书风炯异于时人，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真镜庵募缘疏卷》、《张氏通波阡表卷》、《游仙唱和诗册》等。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为躲避官府，回到家乡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杨维桢将紫暘宫念作柴汤官，兵丁以其不识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明不复出仕。抵南京，见朱元璋，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太大，不敢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至家，易箦，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曾做绝命诗：“昨日追随阿母游，锦袍人在紫云楼。谱传玉笛俄相许，果出金桃不外求。”史载杨维桢葬于松江干山，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合称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县西北机山东，相传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另据今全堂村人相传，杨维桢当葬于桐冈山，惜无史可查。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二十岁时，杨维桢赴甬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
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