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挝鼓过银山”出自金朝元好问的《水调歌头·赋三门津》，诗句共5个字，诗句拼音为：wō gǔ guò yín shān，诗句平仄：平仄仄平平。
“挝鼓过银山”全诗：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
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
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
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
人间此险何用，万古袐神奸。
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
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
翻译
黄河之水似乎是从天上而来，黄河之险让人鬼都要俯瞰而欲过不敢。大风起时，波涛汹涌，怒浪滔天，飘飞的浪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黄河水所掀起的水浪高过那吕梁山，水浪声势之状可比那八月的钱塘潮，横空之下，一洗尘寰。黄河水浪冲斥万象，但是中流的砥柱山面对滔天巨浪，却依旧气定神闲。
砥柱山之高峻，如那危巢，难以攀援。人间有这样的险处有何用呢？原来是为了测辨忠奸。无须“燃犀下照”看水下美景，也不必像做飞用力拉弓，便可力挽狂澜。呼唤那个骑鲸客，击着鼓飞过银山。
注释
（1）三门津：即三门峡，原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北黄河中，因峡中有三门山而得名。据《陕州志》记载：“三门，中神门，南鬼门，北人门，惟人门修广可行舟。鬼门尤险，舟筏入者罕得脱。三门之广，约三十丈。”
（2）人鬼：指三峡中的南鬼门，北人门。
（3）吕梁：《列子·黄帝》：“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yuán tuó）鱼鳖之所不能游也。”其地不名一处。
（4）钱塘八月：指钱塘江八月十八日最盛大的潮水。
（5）尘寰（huán）：尘世。
（6）溃：洪水旁决日溃。
（7）一峰：似指中神门，因前皆言“人鬼”重关。或言指砥柱山，即中流砥柱。
（8）危巢：悬崖高处的鸟巢。语出苏轼《后赤壁赋》：“攀栖鹘之危巢”。
（9）鹄（hú）：水鸟名，俗称天鹅。
（10）杳（yǎo）：此指高远。
（11）秘神奸：《左传·宣公三年》载夏禹将百物形象铸于鼎上“使民知神、奸”。词中神奸指种种善恶神奇之物。
（12）燃犀：《晋书·温峤（jiào）传》载峤至牛渚矶，人言其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
（13）佽（cì）飞：汉武官名，掌弋射鸟兽。一云即做非，周代楚国勇士，曾渡江，两蛟夹舟，非拔剑斩蛟而得脱。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诗：“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14）障狂澜：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15）骑鲸客：指豪勇之士。
（16）挝（zhuā）：敲击。
（17）银山：代指涛头。张继《九日巴丘杨公台上宴集》：“万叠银山寒浪起”。
这首词与同词牌的《水调歌头·游龙门》相似，都是写游览河山，抒发情怀之作。此词气势更足，景观更奇。三门津是黄河中十分险要的地段，河面分人门、鬼门、神门，水湍浪急，仅容一船通过。中有砥柱，即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砥柱山。三门峡所在山奇水急，呈现一幅波浪马远静听松风图奔涌，气势磅砣的景象。
上片写黄河的气势，写中流砥柱悠闲。“黄河九天上”后两句，写黄河之长、黄河之险。“黄河九天上”似与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意境相同。而“下鬼瞰重关”则写明黄河之险，人鬼难过。“长风”后五句，以粗线条勾勒出黄河怒浪滔天，浪花四射的逼人气势。又以吕梁悬水千仞和钱塘八月怒潮形象具体地描绘出黄河水浪之高，高过山仞，水浪之急，可比钱塘怒潮。高险，壮观，形神俱备。“万象”后两句，更塑造尽管黄河水大浪急，但仍旧在砥柱山面前变得渺小。“一峰闲”侧面烘托了砥柱山傲风浪，挺天地的伟姿，也暗示出作者不惧艰险，乐观豁达的气质和不凡抱负。写景抒情，浑然一体。
下片更是以古典旧事，表达了词人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斗志。“仰宛巢”三句，反用苏轼《后赤壁赋》“攀栖鹃之危巢”句意，写砥柱山之高峻艰险。“人间”后二句，又用《左传》中“神奸”之典。传说中夏禹将百物之形铸于鼎上，“使民知神、奸”，由此辨神仙和奸佞的模样。这样的险处有何用呢？原来是考验人的地方。“不用”后三句又用二典，一是东晋温峤在朱渚矶下“燃犀”看水下美景。二是写春秋楚国勇士佽飞仗剑入江杀两蛟的故事。以上几个方面，把黄河三门峡的险、恶写得活灵活现。结尾两句“唤取”等，引用李白塑造的骑鲸客的形象，表现词人那不可抑制的豪情壮志。
此词用典较多，也不显含混难懂，典典都扣中主题。从谋篇布局来说，也上下呼应，环环相扣，气势作足。故叶燮《原诗》中称曰：“舒写胸臆，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
这是一首赋写三门峡雄险气势的词篇。在历史上，三门峡以其奇伟险壮而名世，吸引着无数骚人墨客赋诗为文，留下了不少名篇佳制。元氏此作，笔力雄放，气势纵横，想象丰富，实为历代咏三门峡作品中难得的名篇。
起首一句，与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所造之境极为相似。就视觉而言，诗人眼中的黄河水当是由远至近，从高到低，自九天之上飞泻而下；汹涌澎湃、奔流不息的水流给人心理上造成强烈的震荡，形成极大的反差，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而在“黄河九天上”之后，又紧接以“人鬼瞰重关”一句，是说河水俯瞰着人鬼重关。由仰视而俯瞰，由远而及近，物象也由模糊而趋具体。这两句把黄河水收束到三门峡中，使景物落到实处；虽未见一“险”字，但已险象环生。由于有了这两句交代，“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也就水到渠成。河流落差极大，峡水极深，关隘重重，必然造成世所罕见的奇观，自然会有长风高浪，一定形成“怒卷”之势。而在长风巨浪下，水花四溅，水汽氤氲，使得本来给人以温暖的日光也显得寒气森森。这不仅仅是诗人的感觉，也的确是天设地造的自然奇观。以上四句，诗人挥如椽巨笔，挟风带浪，创造了一种雄奇而迷人的境界，极现一个“险”字。至此，诗人仍觉意犹未尽，又连用两个比喻：“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吕梁山，在今山西省离石县东北，山势奇险，是晋西高原的骨干。《列子·黄帝》篇云：“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三门峡距吕梁山较近，其险峻处相类。如果说这是诗人就近取譬的话，那么用钱塘江八月来潮时的雄壮气势来比三门峡水流之急，则为远喻。此二景，一北一南，皆以雄奇名世，用来比喻三门峡，是再恰切不过的了；再加冠以“峻”、“壮”二字，来明言三门峡之奇险壮阔，可谓淋漓尽致。这两句贴切的比喻，既丰富了全词的内容，又为读者打开了一个驰骋想象的艺术洞天。接着，词人又收以“直下洗尘寰”一句，则更加突出了黄河水的凌空直下，具有冲洗整个人世间的豪壮气概。“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前句仍接前面所蓄之势，言黄河水势之大，笔势奇横；后句却一顿而转，写三门峡中砥柱山之稳，笔锋骤敛。一动一静，相映成趣。由开篇而来的脱缰野马般的气势，顿然收住，闲和平稳。
下阕笔势虽由敛而舒，但基调却由豪壮激荡变为郁勃不平。“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三句，紧接上阕末尾“依旧一峰闲”而来，写砥柱山上除了鸟儿在上面筑巢，天鹅从那里飞过外，从来人迹罕至，难以攀登。一“仰”字，既抬起气势，又转移视角。从“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以下，全词由写景转为抒发感慨。这两句是表达人世间要这等险要之地也没有什么派上用场，自古以来，无非是为作怪的鬼神提供场所罢了。“不用燃犀下照，未必做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前两句分别用了两个典故。“燃犀下照”，指《晋书·温峤传》所载，温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复灭，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后指洞察奸邪。“佽飞”，是汉武帝时官名，掌管弋射鸟兽，这里取其轻疾善射之意。在诗人看来，燃犀洞察妖物的温峤也好，轻疾善射的做飞也好，都用不着。因为，他们都未必能挽狂澜于既倒。那么，能“力障狂澜”就只有那岿然不动的砥柱山。“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则又说，只有那漫游江海的骑鲸豪客，才能击着鼓，稳渡波涛如银山般叠起的三门峡水。笔酣墨饱，纵抒豪情。
此词纯以气势胜。上片多写景，下片多抒情、议论。但就全词而言，写景、抒情、议论又融为一体；诗人既写出了三门峡雄险的气势，又融进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景物雄伟壮阔，感慨亦激愤难平。
shuǐ diào gē tóu fù sān mén jīn
水调歌头·赋三门津
huáng hé jiǔ tiān shàng, rén guǐ kàn zhòng guān.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
cháng fēng nù juǎn gāo làng, fēi sǎ rì guāng hán.
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
jùn shì lǚ liáng qiān rèn, zhuàng shì qián táng bā yuè, zhí xià xǐ chén huán.
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
wàn xiàng rù héng kuì, yī jiù yī fēng xián.
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yǎng wēi cháo, shuāng gǔ guò, yǎo nán pān.
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
rén jiān cǐ xiǎn hé yòng, wàn gǔ bì shén jiān.
人间此险何用，万古袐神奸。
bù yòng rán xī xià zhào, wèi bì cì fēi qiáng shè, yǒu lì zhàng kuáng lán.
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
huàn qǔ qí jīng kè, wō gǔ guò yín shān.
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
拼音：wō gǔ guò yín shān
平仄：平仄仄平平
韵脚：(平韵) 上平十五删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元好问过继叔父元格；七岁能诗，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1221）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1224 ），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1231）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寓舍；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作有《遗山集》又名《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而“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曾在遗山（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读过书，因此自号遗山，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读书，八岁就能作诗，十四岁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数年间精通百家，并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悲愤。正如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当然，元好问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景诗，这类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黄华山》：“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诗人以大气磅礴、力度千钧的笔势，写出了黄华山瀑布的奇观，给人以雄壮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问在晚期还写有一些题画诗，这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比如《秋江晓发图》：“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由诗中可以看出，画的内容是秋江无际、扁舟晓发，但诗人只把这种画面作为引子，而把道路艰难、世路艰难作为咏叹的真正对象，使得画图的意境和内涵都扩展了许多。
元好问留存下来的词有384首，称为《遗山乐府》。后代研究者有不少人爱他的词，如翁方纲认为元好问的词比陆游的词还高秀；刘熙载称元好问的词是“集两宋之大成”，兼备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近代学人郭象升在《古文学家别集类案》中评价元好问：“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遗集四十卷，与《金史》相为表里。”应当说，这些评价虽有拔高之嫌，却也说明元好问的词的确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填词，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就风格而言，以金朝灭亡为界，前期清雄豪放，后期苍凉深郁。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诗论》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是个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以及喜爱他的人，大众知之甚少。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一代文坛领袖，正如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罢了。
构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元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他更是精于史学，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同时对《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而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元灭金，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与此同时，元好问也已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更是“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在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终于，他下定决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好问一向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而，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颓败之间，只剩下遗忘。
且莫独罪元遗山
这是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为什么学生要为这位身为金元文坛领袖的老师作诗辩解呢？此诗又所为何事而辩呢？这就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关乎元好问名节的争论了。这个争论主要有三个焦点分别是：“崔立碑事”、举荐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度并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刘祁一人之言很难能够造成世人对于“崔丽碑事”的讨论；而是并无确切的史料证实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说我认为元好问的的确确是参与了，但同时也像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说的那样，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 并且对于此事，郝经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认为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我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情变化占了主导地位，当然，情感的变化并不等于变节！金朝时，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从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文坛上奖掖后进重视和保护人才等几方面来看，金灭入元将三十载，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贤王忽必烈能够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种种的变化也都在元好问的内心催生着改变：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一样，开始接受这个不同于腐败和混乱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虽改，而元好问心中为苍生而立的气节未曾改变！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
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
相传，他的祖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一说为秦王拓跋翰，另一说为南安王拓跋余）。后来，后来的祖先又随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分裂之后，户籍落至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宋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
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
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
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
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
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诗歌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
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词
词的创作
1、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
（1）丧乱词；（2）写景词；（3）爱情词
（4）其他：咏怀、吊古、送别、咏物、射猎、边塞词
2、特色：元好问以苏、辛为典范，并吸取各家之长，因而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
诗歌理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诗歌理论主张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主要理论观点在于提倡“自然”，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开郝经诗歌理论之先端。元好问的诗歌理论观点影响也有元一代的诗歌理论。
文学
元好问的主要文学成就
元好问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于丧乱诗的思想价值和山水诗的审美价值。 元好问的丧乱诗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真实地反映了金朝被灭亡，人民遭涂炭的社会现实，他的著名的《岐阳三首》为其中代表作品。真实是元好问丧乱诗最主要的特点。
二是历史的反思。元好问的丧乱诗，包融了他对丧乱事实的历史审视，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从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元好问是金朝最杰出的词人，存词三百余首，无论词之数量质量，都为金词之冠；元好问的散文雄深简朴，独具一格，元好问有笔记作品《续夷坚志》，为金代笔记上乘之作。
史学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
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相当多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
他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空白。
《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全金诗》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1914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政绩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民生疾苦，以至于政治声誉非常高。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元曲四大家成为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元曲四大家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唐诗人元结后裔。
高祖元谊，北宋宣和年间官忻州神武军使，定居秀容。
元好问出生七月，过继叔父元格。格历任掖县、陵川令，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卒于陇城 。好问七岁能诗 ，有神童之目。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1221）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1224 ），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1231）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
金亡不仕，以著述存史自任；采摭金源君臣遗言往行，至百余万言，元人编修《金史》多本其著。纂成《中州集》十卷 ，附《中州乐府》，有金一代诗词多赖以存。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今属河北）寓舍，年六十八。
《金史》卷一二六附传元德明。缪钺谓：“金自大定 、明昌以还，文风蔚起，遂于末造笃生遗山，卓为一代宗匠。其诗嗣响子美，方轨放翁，古文浑雅，乐府疏快，国亡以文献自任。
所著《壬辰杂编》虽失传 ，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书，故独称雅正。诗文史学，萃于一身，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 ，固不数数觏也 。”
著有《遗山文集》四十卷，《遗山乐府》五卷，《续夷坚志》四卷。《全金元词》收录其词三百八十馀首，最为完备。
元好问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其诗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多为后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诗学》《东坡诗雅》《锦畿》《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传世有《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现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
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
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辑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著有其诗刚健、其文弘肆、其词清隽，缺点是“往往自蹈窠臼”。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一些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如《岐阳》《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诗，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诗史”。其写景诗，表现山川之美，意境清新，脍炙人口。诗体裁多样，七言是其所长。
元好问之文继承唐宋大家传统，清新雄健，长短随意，众体悉备，为金代文学批评之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
今存词377首，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今存散曲仅9首，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