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郑国以理”出自唐代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诗句共5个字，诗句拼音为：ér zhèng guó yǐ lǐ，诗句平仄：平仄平仄仄。
“而郑国以理”全诗：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
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
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
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
川不可防，言不可弭。
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
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
维其不遇，化止一国。
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
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翻译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
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注释
1、伊，句首语气词。侨，子产的名。
2、礼，指治国的礼法纲纪。
3、嚣嚣(xiāo xiāo)，喧哗的声音。侨，教，嚣，押韵。
4、这是“亦各言其志”的意思。《论语·先进》：“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5、维，语气词。否(pǐ)，恶。
6、弭(mǐ)，止。
7、理，治，指平治。止，美，志，避，视，弭，矣，理，押韵。
8、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让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行苇》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gǒu，黄耇，老人之称），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9、谤者，指批评国政的人。《国语·周语》载：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派卫巫监视批评他的人。最后国人忍无可忍，把他放逐出国。
10、是，指示代词，这个。
11、式，法式，榜样。
12、维，通“惟”。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化，教化。
13、於虖，同“呜呼”。
14、四海（天下）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只有君，没有臣（指称职的人臣）。
15、《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从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篇文章的体式是颂。颂是古代文章的一种体裁，但就其四言体式来说，实处于诗文之间，它往往与赞体同称为“颂赞”。刘勰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文心雕龙·颂赞》）刘勰指出颂的铺写如赋，但不华丽；敬慎如铭，但又不是纯然规戒。而词藻与义理，仍需具备，行文具有“巧致”，随所欲抒的情感而变。
刘勰所说，是南北朝时代对颂的正体的认识。在一代文豪韩愈手中，也需要遵循这个文体的轨范。但此文对我们来说，重点所在，在其意而不在其形。
韩愈此文所颂的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对郑国折冲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却仍保持中等强国的地位，具有莫大的功勋。其政治行为中有一则“不毁乡校”，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初步的民主观念的经典范例。
乡校是郑国人私议政事之所，郑国的然明觉得乡校非议国家大政，应予取缔。子产反对，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子产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知道舆论疏导的道理，并有意识地将乡校议政作为改善行政的参考，这在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中，是非常难得的胸怀。难怪孔子听到此事后，会说：“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这种说法。”
而韩愈此颂的第一段，就是对子产事迹的概括，纯用四言体式，简单介绍了子产对乡校的看法及其不毁乡校的影响，“郑国以理”，即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意思。这是符合颂体“敷写似赋”的基本要求的。
下段则引证西周史事，来说明此理。西周之兴，国家将老人供养起来，请他们发表对国事的意见，求言于老者，也是借助于老成者的人生和政治经验的做法。可到了西周的衰世，周厉王为政暴虐，使巫为监者，监视国人的谤言，国人道路以目。而周厉王终于被国人流放，西周也走向了自己的灭亡。成败史迹，岂不昭然具在，令人心悖？可以说，“敬慎如铭”，于此亦可见到。
末段则颂扬子产，完成文体的基本要求。大抵颂扬子产为执政者的模范，只是他没得到天子的赏识，而只能将教化施布于郑国一隅。如果以此道为天子之相，则国家的舆情上通下达，无所不至。天下所以不治，是因为只有好的君主而没有子产那样的臣子。谁是子产在当代的继承者呢？我只有悠悠地思念着古人！
此颂三层意思，先为概述子产史事，继而引证古史，次而颂扬子产。然而，写子产，也是在写韩愈心目中的贤相。韩愈身处唐朝的中世，正处在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万户衣冠拜冕旒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而西风凋碧树的晚唐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有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的封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十字路口，又该会有多么悲凉的沧桑之感。在韩愈理想的封建政治关系中，贤相应如子产一般，疏瀹天下的民情，使下情上达，使为政有利于民生，如此则天下可治。也许在对贤相的期许中，韩愈心目中还有元和时的宰相裴度的影子吧？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下，韩愈的理想注定了是空想而已。韩愈也只能“我思古人”，发抒其无限怅惘之意了。
zǐ chǎn bù huǐ xiāng xiào sòng
子产不毁乡校颂
wǒ sī gǔ rén, yī zhèng zhī qiáo.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
yǐ lǐ xiàng guó, rén wèi ān qí jiào yóu yú xiāng zhī xiào, zhòng kǒu xiāo xiāo.
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
huò wèi zǐ chǎn:" huǐ xiāng xiào zé zhǐ.
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
" yuē:" hé huàn yān? kě yǐ chéng měi.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
fū qǐ duō yán, yì gè qí zhì: shàn yě wú xíng, bù shàn wú bì wéi shàn wéi fǒu, wǒ yú cǐ shì.
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
chuān bù kě fáng, yán bù kě mǐ.
川不可防，言不可弭。
xià sāi shàng lóng, bāng qí qīng yǐ.
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 jì xiāng xiào bù huǐ, ér zhèng guó yǐ lǐ.
”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zài zhōu zhī xìng, yǎng lǎo qǐ yán jí qí yǐ shuāi, bàng zhě shǐ jiān.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
chéng bài zhī jī, zhāo zāi kě guān.
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wéi shì zǐ chǎn, zhí zhèng zhī shì.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
wéi qí bù yù, huà zhǐ yī guó.
维其不遇，化止一国。
chéng lǜ cǐ dào, xiāng tiān xià jūn jiāo chàng páng dá, shī jí wú yín, yú hū! sì hǎi suǒ yǐ bù lǐ, yǒu jūn wú chén.
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
shuí qí sì zhī? wǒ sī gǔ rén!
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拼音：ér zhèng guó yǐ lǐ
平仄：平仄平仄仄
韵脚：(仄韵) 上声四纸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里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愈墓位于河南省焦作孟州市孟县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
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10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13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5丈，围1.2丈；右株高4丈，围1.1丈。1986年11月，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 韩愈墓作为唐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去世。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他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