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万紫安排著”出自清代张维屏的《新雷》，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qiān hóng wàn zǐ ān pái zhe，诗句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千红万紫安排著”全诗：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翻译
大自然虽然默默无言，但却有情，寒尽而带来春天，悄悄地安排好万紫千红的百花含苞待放
大自然早已安排好了万紫千红，只等春雷一响，百花就将竞相开放。
注释
新雷：春天的第一个雷声，象征春天的莅临。古人认为雷是动生万物的
造物：指天。古人认为天是创造万物的
每于：常常在。
这首诗平顺自然，没有难词拗句，比较容易领会。在艺术构思上，诗人却匠心独运，使诗歌的表达手段有了新意。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造物无言却有情”，作为造物者的天，即自然界，本来并不具有人类的情感和思维。诗人笔下，自然界不但能思维，而且在不言不语之中，饱含着对人类的感情。这表现在害怕寒冷的人类，在最难熬的时刻，自然界会冬去春来，带来温暖。不仅如此，还刻意安排了万紫千红的百花，来愉悦人类、安慰人类。这一切，只等一声春雷炸响之后，就出现了。自然四时运行，本来是自然界的规律，无情绪可言。诗人有意识地把人类的情绪活动外射到自然界中，使自然界具有与诗人共鸣的思想感情活动。因此，诗人笔下的自然，实际上是诗人思绪改造过了的自然。在这个自然画面上，寄托了诗人对于一种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生活气氛的追求和仰慕，也启示了读者对更新更高尚美好生活的渴望。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因为诗人巧妙运用了移情手法和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来描写冬尽春来一时间情绪的波澜，诗歌虽然短小，却隽永清新，为人传唱。
xīn léi
新雷
zào wù wú yán què yǒu qíng, měi yú hán jǐn jué chūn shēng.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qiān hóng wàn zǐ ān pái zhe, zhǐ dài xīn léi dì yī shēng.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拼音：qiān hóng wàn zǐ ān pái zhe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韵脚：(仄韵) 去声六御 (仄韵) 入声十药
张维屏(1780-1859年)，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晚号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因厌倦官场黑暗，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辞官归里，隐居“听松园”，闭户著述。
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目睹英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已故的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诗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
张维屏在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鸦片战争前，他受到诗坛耆宿翁方纲、曾燠 的赏识，又与宣南诗社中成员交往唱酬，诗篇内容大多是山水、闲情、赠答，夹杂一些壮志蹉跎的感慨。只有少数反映现实的篇章。如“体近谣谚”的《县言》组诗等，暴露了吏胥贪婪毒狠的面目；《黄梅大水行》、《催科》等，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鸦片战争期间，是他诗情最激昂的时期，写下了《三将军歌》、《江海》、《书愤》、《孤坐》、《海门》、《雨前》等一系列爱国诗篇，表彰抗战，指斥投降。特别是《三元里》，是这一时期诗坛少见的歌咏人民自发反帝斗争的佳篇。
张维屏认为“诗固出于性情”(《陈清端公诗集序》)，写诗当如造物之自然。他的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真情实景，于白描笔墨中又时见含蓄凝炼。故林昌彝说他“警炼异常”（《射鹰楼诗话》卷十三）。他引新事物入诗，如写火轮船、世界地图等，表现了近代诗突破传统题材、展拓诗境的趋向。张维屏古文也有一定成就。恽敬称誉他为“岭外柳仲涂”（《送恽子居还常州》诗注）。他批评当时古文两大病，即“陈言”与“赝古”，提出“不拘成见，不囿偏隅，随感而通，因物以付，如风行水，如水行地”（《复龚定庵舍人书》）。他的文章不拘体格，随意挥洒，如《释涉川片云行草序》就云生发，《十二石山斋记》依石立论，都表现出“意新格创”（许应騤评《情释》语）的特色。
张维屏著有《张南山全集》，汇集诗人各种著述刻本。其中《松心诗略》,亦称《松心十录》，共10集，是其门人选全诗十之二三而成，为今传张诗最多之本。道光末年刻文有《松心文钞》10卷、《松心骈体文钞》。尚有《听松庐诗话》、《艺谈录》、《国朝诗人征略》等有关谈诗及文献掌故著作。
张维屏(1780～1859年10月13日) 清代官员、诗人。字子树，号南山，因癖爱松，又号松心子，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渔、唱霞渔者，广东番禺人。嘉庆九年(1804)中举，道光二年(1822)成进士。此后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为官清廉，终因不耐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
其父曾任四会县学训导，张维屏从小接受家庭教育，少年时即以能诗名，13岁时名列番禺县童子试榜首，知县吴政达赞赏其才华，取《毛诗序》“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之意赐名“南山”。张维屏于嘉庆九年(1804)中举后，首次进京赴考，诗坛大家翁方纲阅其诗作，惊呼“诗坛大敌至矣！”再度赴试时，翁方纲为他和黄培芳、谭敬昭等三位岭南诗人之诗集作《粤东三子诗序》，从此“粤东三子”的文名得到显扬。张维屏曾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筑云泉山馆于白云山，人称“七子诗坛。”
道光二年(1822)，43岁的张维屏四度会试终成进士，署湖北黄梅知县。他勤政爱民，莅任第二年夏天，江水决堤，他亲自乘小舟勘察水情，散发干粮赈灾，竟被洪水冲走，幸挂树梢而不死。老百姓为之歌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道光四年（1824）调任广济知县，他不愿向百姓征收漕粮，引疾求退未成，调署襄樊同知。过三年，返粤丁父忧，次年迁家回清水濠故里。道光九年（1829），他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居家数年，致力于教育事业。道光十年（1830），张维屏丁忧服阕，同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等在北京结“宣南诗社”。后又出任了几年的地方官员，但他最终看透官场腐败，产生“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的念头，终在道光十六年（1836）五十七岁时告病辞归广州，赁居河南花地潘氏别业东园。他将所筑小园名为“听松园”，于松涛间悉心著述讲学、游园吟诗。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专门拜访，征求禁烟对策。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写下反对外敌侵略、赞颂人民抗战的不朽诗篇，其中《三元里》和《三将军歌》最为著名。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八日（10月13日）病逝于清水濠，葬于广州城东北银坑岭，临终留下时人争传之绝笔：
烟云过眼总成空，留得心精纸墨中。书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
偶堕尘寰八十年，飘然归去在罗天。松溪花棣常游处，或者诗魂系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