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争驰”出自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诗句共4个字，诗句拼音为：wén wǔ zhēng chí，诗句平仄：平仄平平。
“文武争驰”全诗：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
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望国 一作：思国)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翻译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聪明睿智（的人）呢！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间尊大，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宽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成功，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说什么，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明亮的耳、眼，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
注释
1.长（zhǎng）：生长。
2.固其根本：使它的根本牢固。本，树根。
3.浚（jùn）：疏通，挖深。
4.在下愚：处于地位低见识浅的人。
5.明哲：聪明睿智（的人）。
6.当神器之重：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神器，指帝位。古时认为“君权神授”，所以称帝位为“神器”。
7.域中：指天地之间。
8.休：美。这里指政权的平和美好。
9.凡百元首：所有的元首，泛指古代的帝王。
10.承天景命：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景，大。
11.殷忧：深忧。
12.实：的确。
13.克终者盖寡：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克，能。盖，表推测语气。
14.傲物：傲视别人。物，这里指人。
15.吴越为一体：（只要彼此竭诚相待）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胡，指北方；越，指南方。
16.骨肉为行路：亲骨肉之间也会变得像陌生人一样。骨肉，有血缘关系的人。行路，路人，比喻毫无关系的人。
17.董：督责。
18.振：通“震”，震慑。
19.苟免而不怀仁：（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
20.怨不在大：（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
21.可畏唯人：可怕的只是百姓。人，本应写作“民”，因避皇上李世民之名讳而写作“人”。
22.载舟覆舟：这里比喻百姓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出自《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23.见可欲：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出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下文的“知足”、“知止”（知道适可而止），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24.将有所作：将要兴建某建筑物。作，兴作，建筑。
25.安人：安民，使百姓安宁。
26.念高危：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危，高。
27.则思谦冲而自牧：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修养。冲，虚。牧，约束。
28.江海下而百川：江海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下，居……之下。
29.盘游：打猎取乐。
30.三驱：据说古代圣贤之君在打猎布网时只拦住三面而有意网开一面，从而体现圣人的“好生之仁”。另一种解释为田猎活动以一年三次为度。
31.敬终：谨慎地把事情做完。
32.虑壅（yōng）蔽：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壅，堵塞。
33.想谗邪：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谗，说人坏话，造谣中伤。邪，不正派。
34.正身以黜（chù）恶：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黜，排斥，罢免。
35.宏兹九德：弘扬这九种美德。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36.简：选拔。
37.效：献出。
38.松乔：赤松子和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
39.垂拱：垂衣拱手。比喻很轻易的天下就实现大治了。
40.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其自然。
通假字
1、振之以威怒 “振”通“震”，威吓。
2、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无，通“毋“，不要
措词
1.名词用作状语
貌恭而不心服 貌：指表面上。心：指内心里。
2. 名词作动词
江海下百川 下：居……之下。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 君：做君主，统治。
3. 形容词用作名词
人君当神器之重 重：重权。
居域中之大 大：重大的位置。
惧谗邪 邪：邪恶的小人。
择善而从之 善：好的、可行的意见。
则思正身以黜恶 恶：奸恶的小人、不好的行为等。
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 能：有才能的人。善：好的意见。
居安思危 安：安逸的环境。危：危险的情形。
4. 形容词用作动词
智者尽其谋 尽：穷尽。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 远：远长。
塞源而欲流长者 长：长远。
克终者盖寡 终：坚持到底。
5. 形容词使动用法
欲流之远者 远：使……流得远。
必固其根本 固：使……牢固。
知止以安人 安：使……安宁。
正身以黜恶 正：使……端正。
思虚心以纳下 虚：使……谦虚。
宏兹九德 弘：使……光大。
何必劳神苦思 劳：使……劳累。 ：使……辛苦。
6.动词用作名词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 可欲：指看见想要的东西。
7.形容词意动用法
乐盘游，则三思以为度 乐：以……为乐，喜欢。
忧懈怠，则慎思而敬终 忧：以……为忧，担心。
8.重要虚词
之：
①臣闻求木之长者： 结构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②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 结构助词，的。
③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代词，指代天下。
以：
①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来，表目的的连词。
②虽董之以严刑。介词，用。
③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来，表目的的连词。
④则思无以怒而滥刑。介词，因为。
而：
①源不深而望流之远：连词，表转折。
②则思谦冲而自牧：连词，表递进。
③垂拱而治：连词，表顺承
④子产而死，谁气嗣之：连词，表假设。
哉：
①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哉。表反问语气，呢。
②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表反问语气，吗。
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出自《史记·陈涉世家》。表反问语气，呢。
重点实词
盖：
①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断，大概。
②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连词，承接上文，表示推断原因，因为。
虽：
①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虽然。
②虽董之以严刑：即使。
诚：
①必竭诚以待下：形容词作名词，诚心。
②诚能见可欲：如果。
下：
①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方位状语作名词，臣下的意见。
②臣虽下愚，知其不可：智力低下。
③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居于……之下。
④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篇）：地位低下的人或学识比自己低的人。
当：
①盛夏之时，当风而立：对着，面对。
②人君当神器之重：掌握，主持。
③安步当(dàng)车：当作。
安：
①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安定。
②燕雀安知鸿之志哉：怎么，哪里。
③项王曰：“沛公安在？”：哪里。
④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养生，所能养生的。
⑤不念居安思危：安全的环境。
信：
①信者效其忠：诚实。
②愿陛下亲之信之：信任。
③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信用。
④忌不自信：相信。
求：
①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追求。
②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探求。
③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请求。
④不求闻达与诸侯：追求。
⑤府史闻此变，因求假暂归：请求。
治：
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治理。
②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医治。
③不效则治臣之罪：惩治。
所：
①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所”加动词的固定结构。
②山峦为晴雪所洗。表被动。
克：
①能克终者盖寡：能够。
②然操虽能克绍：战胜。
③公乃与克日会战：约定。
④克己复礼为仁：约束。
终：
①终苟免而不怀仁：最终。
②能克终者盖寡：坚持到底。
固：
①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使……牢固，巩固。
②据秦孝公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坚固······。
③蔺相如固止之：坚决，坚持。
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本来，原来。
⑤独夫之心，日益骄固：顽固，固执。
⑥斯固百世之遇也：确实，实在。
古今异义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根本：古义，树 木的根；今义，指国家的基础。
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纵情：古义，放纵情感，即“骄傲”；今义，尽情。
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 虚心：古义，使……谦虚；今义，一种谦虚的美德。
承天景命景：古义：重大。今义：景色。
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 以为： 古义：以（之）为；把......当作。今义：认为。乐：意动，以......为乐。
人君当神器之重 神器：古义：特指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今义：泛指祭祀用品。
臣虽下愚（下愚，最愚昧无知的人。谦词。今无此意。）
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行路：古义：形同陌路。今义：走路。
居安思危：居，处于，处在；思，想，考虑。处在安乐的环境中，要想到可能有的危险。指要提高警惕，防止祸患。
载舟覆舟：载，承载；覆，颠覆。民众犹如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比喻百姓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
择善而从：从，追随，引申为学习。指采纳正确的建议或选择好的方法加以实行。
善始善终：做事有好的开头，也有好的结尾。形容办事认真。
垂拱而治：垂拱，垂衣拱手，形容毫不费力；治，平安。古时比喻统治者不做什么，却能使天下太平。多用来称赞帝王无为而治。
戒奢以俭：戒，戒除；奢，奢侈；俭，节俭。用节俭来消除奢侈。
翻译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聪明睿智（的人）呢！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间尊大，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宽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成功，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说什么，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明亮的耳、眼，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
注释
1.长（zhǎng）：生长。
2.固其根本：使它的根本牢固。本，树根。
3.浚（jùn）：疏通，挖深。
4.在下愚：处于地位低见识浅的人。
5.明哲：聪明睿智（的人）。
6.当神器之重：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神器，指帝位。古时认为“君权神授”，所以称帝位为“神器”。
7.域中：指天地之间。
8.休：美。这里指政权的平和美好。
9.凡百元首：所有的元首，泛指古代的帝王。
10.承天景命：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景，大。
11.殷忧：深忧。
12.实：的确。
13.克终者盖寡：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克，能。盖，表推测语气。
14.傲物：傲视别人。物，这里指人。
15.吴越为一体：（只要彼此竭诚相待）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胡，指北方；越，指南方。
16.骨肉为行路：亲骨肉之间也会变得像陌生人一样。骨肉，有血缘关系的人。行路，路人，比喻毫无关系的人。
17.董：督责。
18.振：通“震”，震慑。
19.苟免而不怀仁：（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
20.怨不在大：（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
21.可畏唯人：可怕的只是百姓。人，本应写作“民”，因避皇上李世民之名讳而写作“人”。
22.载舟覆舟：这里比喻百姓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出自《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23.见可欲：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出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下文的“知足”、“知止”（知道适可而止），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24.将有所作：将要兴建某建筑物。作，兴作，建筑。
25.安人：安民，使百姓安宁。
26.念高危：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危，高。
27.则思谦冲而自牧：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修养。冲，虚。牧，约束。
28.江海下而百川：江海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下，居……之下。
29.盘游：打猎取乐。
30.三驱：据说古代圣贤之君在打猎布网时只拦住三面而有意网开一面，从而体现圣人的“好生之仁”。另一种解释为田猎活动以一年三次为度。
31.敬终：谨慎地把事情做完。
32.虑壅（yōng）蔽：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壅，堵塞。
33.想谗邪：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谗，说人坏话，造谣中伤。邪，不正派。
34.正身以黜（chù）恶：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黜，排斥，罢免。
35.宏兹九德：弘扬这九种美德。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36.简：选拔。
37.效：献出。
38.松乔：赤松子和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
39.垂拱：垂衣拱手。比喻很轻易的天下就实现大治了。
40.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其自然。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是它的根系牢固；想要河流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多聚积道德仁义。
一、类比入手，亲切生动
作者要论述的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大计，而进谏的对象又是国君。从流水、树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入手说理，就显得亲切、生动，容易为人君所接受。同时，要“木茂”就必须“固其根本”，要“流长”就必须“浚其泉源”，这都是生活中的常识。通过类比，推出要“国安”必须“德厚”，就很有论辩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以“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比做“伐根”“塞源”。这样，不居安思危的危害性不言自明，而作者的观点也鲜明地表露出来了。
二、骈散结合，华美流畅
唐代的奏疏，习惯上都用骈文来写，这篇奏疏虽然用了许多骈偶句式，却突破了骈体的束缚，骈散语句交替运用，既有骈文的整齐华美，又有散文的自然流畅，易于诵读。
三、正反论述，务尽其旨
全文以论述为主，对同一个问题，作者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剖析，使说理更透彻。如第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固本浚源”，再从反面论述不这样做的危害；第二段关于“殷忧”“竭诚”与“得志”“傲物”的反复论述；第三段贯穿“十思”的本能欲望（或反应）与理性自制的对举，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四、比喻排比、生动有力
文章以浅显的比喻衬出中心论题，比喻作为一种推理手段，起到生动、直观的效果；全文的论述多用排比句式，铺排罗列，勾连而下、气势不凡，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第一段从开头至“塞源而欲流长也”，先正说，后反说。以固木之根、浚流之源，来比喻治国需要从积德这个根本做起。这是正说。接着以比喻的手法来反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是万万不可能的。正说和反说，归结到君主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那将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危及治国之本，动摇王朝的根基，葬送李唐的天下。
第二段从“凡百元首”至“所宜深慎”，分别从“在殷忧”和“既得志”等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正反论述。君主“在殷忧”时，一定能竭尽诚意对待手下的人；而君主如果能对部下竭尽诚意，就能使君臣契合，上下一心。君主在“既得志”时，往往为所欲为，傲视他人；而君主如果傲视他人，即使亲属也会变得如同行路人那样互不相认。这样分别从“在殷龙”和“既得志”等不同情况下正说反说，归结到守业的君主容易失去人心，从而，告诫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视群臣，与人结怨。因为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与众人结怨，如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众人能保护君主，也能推翻君主。
第三段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至结尾，以“十思”全面阐述“积德义”的具体内容。这“十思”，好象是魏征提醒唐太宗从多侧面进行观照，多侧面地照一照“积德义”的镜子。人以铜为镜，唐太宗则以魏征为镜，魏征又给唐太宗以“十思”之镜。可以说，“十思”之镜是一个多棱镜。之所以说“十思”是多棱镜，是因为它从多侧面反映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从多方面开拓了唐太宗“居安思危”的境界，从多方面开拓治理李唐王朝的途径：“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时间条件
隋朝在农民起义中覆灭，给唐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朝初年，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魏征积极进谏。太宗起初对魏征的直谏尚有抵触，扬言要杀他，后来他悟出魏征是为了国家地长治久安，便越来越能够接受魏征的建议，并且付诸实施。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了一段较有作为的政略，所以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〇九四著）。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唐太宗开始大修庙宇宫殿，四处游玩，劳民伤财。就在魏征呈上此文的当年，已经民怨沸腾。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书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如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将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拔人才，太宗收到许多有用的建议，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此为四疏中第二疏）。（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2期《一篇真实得体的奏疏》）
在此疏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思想，为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去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戒奢侈、恤百姓、戒焦躁、不自满、不放纵、不懈怠、纳忠言、远小人、克喜怒、明赏罚等数十个建议。（《贞观政要》）
背景环境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的谏议大夫魏徵，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上书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奏疏；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对这个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主题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虚心以纳下等十个治国需警醒的要点。
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三）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开始作威作福起来了。
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他在生活上渐渐奢侈的同时，还有些崇尚空谈，不务实际了；这点魏征是看得很清楚的。
贞观十一年，“(炀帝)将行幸不息，(《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拨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其主要内容是：劝谏太宗施仁政、心怀天下、从谏如流、以民为贵，亲贤臣远小人等，去做一个好帝王。《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奏疏的代表作。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以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的情况，指出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能“竭诚以待下”，必然使“骨肉为行路”，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难守天下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谏太宗十思疏》谈论的虽然是帝王的治国之道和修养问题，但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篇奏疏不仅思想内容深刻，在写作手法上也颇有特点，现试析如下：
一字贯穿
细读文章，便会发现，作者用一“思”字贯穿全文。第一段，作者先通过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喻引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再用原来的比喻从反面强调这一主旨，最后又从人君特殊的地位和职责出发推出这一主旨的具体内容：“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由此，不难看出作者一个清晰的思路：“思国安”必先“积德义”，“积德义”对人君来说，就表现在“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总之，人君当“思”：思虑国家的安定，思谋国运的长远，思考为政的得失，思量潜伏的危机。
正如魏征在另外一篇奏疏中指出的：“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一个“思”字不仅把第一段的内容有机地组织了起来，而且也隐含了魏征对唐太宗的谆谆告诫：作为人君，万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啊！那么，人君为什么当“思”呢？文章的第二段就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总结历史教训，指出历史上一种常有的现象：“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然后用一反诘句对这一现象提出自己的质疑：“岂取之易，守之难乎？”但人君的取易守难毕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作者接下来就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殷忧”时，竭诚待下；“得志”后，纵情傲物，直至滥用刑罚，目空一切，最终导致天怨人怒，自取灭亡。值得注意的是，本段虽没有用到一个“思”字，但却始终是扣住“思”字着笔的，它实际上紧承第一段解释了人君当“思”的原因，那就是：“凡百元首”的难以善始善终，“取之易，守之难”的严峻事实，“殷忧”时、“得志”后的不同态度，“可畏惟人，载舟覆舟”的深刻教训。魏征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一切都有理有据，焉能不使守成之君的唐太宗思前想后，思深忧远呢？所以，这一段不仅依然紧扣“思”字回答了人君为什么当“思”，也为下文的“十思”作了有力的铺垫。
到第三段，作者则明确提出了应如何“思”。他围绕节欲、谦逊、谨慎、明智、守法五方面具体提出“十思”，并指出，倘若人君能做到这些，则不但使普天下的“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各展所长，尽心辅佐，而且也能使人君达到“垂拱而治”的目的，免却“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的繁冗和辛劳。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紧扣——“思”字做文章，从提出问题——应当“思”，到分析问题——为何“思”，再到解决问题——怎样“思”，最后归结为“何必思”。从“思”到“无思”，一字贯穿，前后勾连，使文章条理清晰，思路缜密，结构谨严，浑然一体，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一发破的
紧紧抓住事物的要害，通过精妙的比喻和正反对比，使作者所要阐发的道理深入浅出，令人难忘，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第二个特点。本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人君的德行道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颇为抽象的道理。然而，作者却洞幽烛微，化难为易，用了两个浅显的比喻，便一下子点到了事物的要害，可谓一发破的。树木、河流是人们习见的事物，求木之长必固根本，欲流之远必浚泉源也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看到了树木的茂盛与国家的兴旺，江河的长流与国运的久远以及根底的加固与德行的积累、源头的疏通与道义的流播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极其相似的关系，以此构成比喻，便把道理说得透彻而又形象，易于为人接受。在运用比喻作了正面论述后，作者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紧扣前喻从反面进一步论述，以起强调作用。但在行文时又有所变化，把正面论述时的两个比喻的顺序巧妙地颠倒了一下，使文意灵动多姿。紧接着，作者仍然从反面进行论述，指出人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即“积德义”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根不固”“源不深”的问题，而是“伐根”“塞源”。这就把“不积德义”所带来的反面结果推到了极致，从而从正面有力地肯定了“积德义”这个论题的正确性。此外，第二段中“殷忧”和“得志”的对比，第三段中“恩所加”与“罚所及”等的对比，都一正一反，不仅内容相对，形式规则，而且观点鲜明，语气肯定，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性质。总之，本文比喻的巧用既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可感性，又加深了读者对作者所要阐明的主旨的印象。而正说反说、对比鲜明的手法，则不但使行文富于变化，而且使主旨的阐述更为具体、严密，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度。
一唱三叹
本文在充分说理的同时，又满溢着充沛的感情，使文章融情于理，情理交融，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第三个特点。魏征对唐太宗是颇有感情的，这不但因为唐太宗具有弃怨用才的宽广胸怀与气度（魏征曾是太宗的政敌），更主要的是他从太宗的身上看到了修仁政、济苍生、达到天下大治的希望，看到了自己为国家大展宏图的前景。当47岁的魏征开始辅佐比他小18岁的太宗的时候，他深感“喜逢知己之主”，因此“思竭其用，知无不言”，而太宗对魏征的谏言也“未尝不欣然纳受”。对唐太宗来说，魏征既是一位犯颜直谏的良臣，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严师。因此，这种亦臣亦师的身份使魏征的奏疏既理正词严，又情真意挚，说理和抒情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表现在本文中也是如此。
自第一段始，说理庄重从容，感情平缓，至“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一句，则感情初起波澜：既有对不“积德”却指望“国安”的断然否定，也有不卑不亢的自谦，更有希望太宗无愧于“明哲”的殷殷期望。而“人君”一句感情则再掀波澜，这一句无异于对太宗的当头棒喝：处在如此高位，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可怕的后果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至第二段，作者似乎从刚才激越的感情中平息下来，以“凡百元首”一句转入对历史教训的论述之中，感情委婉深沉。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推心置腹，是提醒，是规劝，也是警告，不能不令人动容。至末段，在具体提出“十思”的时候，更是感情真挚，语重心长，作者把他所能想到的，把他认为帝王必然遇到或经常遇到而且必须有明确认识并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一一罗列，声声“思”字，如记记重锤，敲打着唐太宗的心灵，也敲击着读者的心灵。而“总此十思”几句则勾画了人君“思”后出现的美好图景，感情又趋于热情奔放。至最后“何必”一句全文戛然而止，我们仿佛看到一个58岁的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不仅仅是作者的感情慢慢趋于平缓，更是他为国家着想，尽了为臣之职以后的释然和安然。因此，作者的感情随说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时而平静和缓，时而委婉深沉，时而又热情奔放。作者或以抒情的语调用含情之笔说理，自始至终让人觉得是从作者肺腑中吐出，亲切入微，如“十思”的阐述；或以形象的语汇用明理之言寄情，紧扣人的心弦，如主旨的提出。
总之，本文理真情切，情与理得到了有机的交融，不仅使情的抒发不失之空泛，更使理化为了一种闪烁着个性色彩的情思，让人刻骨铭心，起到一唱三叹的效果。所以，太宗在阅读了魏征包括本篇在内的四篇奏疏以后，有这样的评语：“诚极忠款，言穷切至。”还称赞魏征“体国情深”。清代的唐德宜在《古文翼》中也说此文“款款而陈，情词肫挚，忠爱之忱，溢于言表”。这些都是对本文具有情理交融这一特点的恰当评价。
一气呵成
《谏太宗十思疏》是用骈文写成的。但魏征的这篇文章却一扫六朝浮华的余习，不仅内容充实，明白畅达，而且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从语句看，一是不局限于骈文一般是用平行的两句话，两两配对，直到篇末的特点，而是有所变化。如第一段，劈首就是三个从正面论述的排比句，紧接着又是从反面论述的三个排比句，这是和骈文的常格有所不同的。二是散句的恰当使用，如“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等。三是打破了四六对仗而改用多种句法对偶，如“当神器之重”对“居域中之大”，“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对“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等。这样，文中既有气韵充沛的排比句，又有活泼灵动的散行句，再加上骈文所特有的对仗工整、音韵顿挫的对偶句，使整个文章一气呵成，于整饬庄重之中呈流转圆浑之势，具有特有的美感。从用词看，文章力求避免繁复的引证、生僻的典故和多余的藻饰，语言明白晓畅。另外，文章不受声律拘束，不避首尾虚字，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崇尚质朴的文学主张和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魏征创造的这样一种骈散相间的章表体，后来就成为唐宋奏疏中常用的一种形式，对后世陆贽、欧阳修、苏轼的政论奏议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君忠臣
魏征是唐太宗的一位十分难得的谏臣，魏征死后，唐太宗感叹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子殂世，遂亡一镜也！”唐太宗把大臣当做自己的明镜，魏征更是一面明亮的镜子。魏征的敢言直谏，太宗的虚心接纳，都显示出了一代明君和一代忠臣的形象。
全文以论述为主，对同一个问题，作者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剖析，这样，说理更加透彻。如第一段先从正面论“固本疏源”，再从反面阐述不这样做的危害；第二段关于“殷忧”“竭诚”与“得志”“傲物”的反复论述，第三段贯穿“十思”的本能欲望（或反应）与理性自制的对举，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形象比喻
文中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比喻，借以阐发治国安民的思想，言简意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文章开篇谈论治国要注重“积其德义”这一根本原则时，从两个方面比喻论证，即“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和“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固其根本”是树木长得高的必要条件，而“浚其泉源”，也是水流得长远的前提，运用自然中的现象比治国的原则，浅显易懂而又生动形象。
语言朴实雄健
文章虽多用对偶句，但笔力道劲，气势雄健，朴实无华，与六朝的骈赋不同。如“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一句，“恩”“喜”“谬赏”分别与“罚”“怒”“滥刑”反义相对，“加”“因”分别与“及”“以”近义相对，这样，大大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大家可以到文章中再找一些这样的句子体会一下。
雄辩的逻辑力量
三个段落，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第一段，作者旗帜鲜明地揭示中心论点——为人君者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么，人君为什么当“思”呢？文章的第二段就阐述了这个问题。作者从历史教训出发，提醒太宗必须谨慎从政，要善待臣民，勿失民心本段虽没有用到一个“思”字，但却始终是扣住“思”字着笔的，实际上紧承第一段解释了人君当“思”的原因，那就是“凡百元首”的难以善始善终；“取之易。守之难”的严峻事实：“殷忧”时、“得志”后的不同态度，“可畏惟人，载舟覆舟”的深刻教训。同时，为下文的“十思”作了有力的铺垫。到第三段，作者则明确提出了如何“思”。在前二段说明道理的基础上，作者向太宗提出了。十思”的具体内容，并说明如果能够做到这“十思”，就能够发扬光大“九德”修养，使百官各尽其职，各竭其力，天下可“垂拱而治”了。细读文章，便会发现，作者用一“思”字贯穿全文，前后勾连，层层深入，水到渠成。从提出问题，应当“思”，到分析问题，为何要“思”，再到解决问题——怎样“思”，结构谨严，浑然一体，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征传》
文章一开始，作者运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举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两组比喻，从而引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者先设置这样两个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比喻，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这种手法的应用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作者开篇不用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只是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难吸引对方，使对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应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使深奥的问题通俗化。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的：“喻巧而理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设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设得巧，而且喻体要浅显通俗，树木、江河，处处可见，人人熟悉。所讲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不难理解的通俗事理。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文章中比喻运用的“切”，实际上就是喻体与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点，选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体来表现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树木，泉源，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国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开篇后，作者又以三个“不”字的排比句从反面来说明问题，“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作者的政治意图。作者使用的言辞尖锐，用反激法去激发对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举的比喻和叙说的是连自己这样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况英明圣哲的皇帝。然后作者很明确地向唐太宗指出，做为一国之主的帝王，身负重任，就要在安乐时想到危难，尽量避免奢侈，要提倡节俭。不然的话就会做出象伐根而求树茂，塞水而望流长一样的愚蠢事。这里，在文章结构上前呼后应，环环紧扣，充分表达了作者进谏规讽的本意。
紧接着作者向唐太宗指明历史上的君王，一开始创业时大多都能兢兢业业，而善始善终的就不多了。作者这里用了一个反问句来说明“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作者同时明确地告诫唐太宗，不要危难忧患时诚心待人，而成功后就放纵，傲慢待人。并指明，对人以诚相待，仇敌也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傲慢待人，即使是亲人也会众叛亲离。对人民使用高压钳制，用威势来统治他们，会造成他们与你貌合神离，表面十分顺服而实际上却十分怨恨。作者这里指出被激怒的百姓是十分可畏的。并再次用一个真切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帝王与百姓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将百姓妙喻为水，将帝王比喻为行船。水能浮载行船，但也可以将行船倾翻。这个比喻简洁而传神，直接明了地向唐太宗表明其利害关系。为谏劝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要“纵情傲物，骄奢淫逸”。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妙喻警人，陈述利害。引用古圣先哲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和“载舟覆舟”等至理名言，哲理剀切，反复阐述，耐心说服，言语婉转动人，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道理述尽，作者便向唐太宗提出“十思”的建议。“十思”是作者前文提出的“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具体内容。前边提出问题并进行了分析，后边则提出如何解决的建议。使得文章前后呼应，全文形成一篇结构严谨的统一体。而“十思”又以“谦冲而自牧”、“虚心以纳下”、“慎始而敬终”、“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为中心，为至要。“十思”的角度不同，但都贯穿着“积其德义”的主线。作者告诫唐太宗“总比十思，宏兹九德”这样就会达到天下“文武并用，垂拱而治”。只要做到这“十思”，就不必自己去劳神费思，代替百官去行使职权了。
全篇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中心展开论述。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结论。然后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忧”时易“竭诚以待下”；而在“得志”时则会“纵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着重规劝太宗对于物质享受要适度，在自身修养上要“谦冲”，在用人上要“虚心纳下”，在行施法制上要不计个人恩怨。结尾归结出治国方法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选拔人才，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这些主张，为唐太宗所采纳，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全篇以“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并采用排比、对仗，句式工整，气理充畅。
jiàn tài zōng shí sī shū
谏太宗十思疏
chén wén: qiú mù zhī zhǎng zhě, bì gù qí gēn běn yù liú zhī yuǎn zhě, bì jùn qí quán yuán sī guó zhī ān zhě, bì jī qí dé yì.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yuán bù shēn ér wàng liú zhī yuǎn, gēn bù gù ér qiú mù zhī zhǎng, dé bù hòu ér sī guó zhī zhì, chén suī xià yú, zhī qí bù kě, ér kuàng yú míng zhé hū? rén jūn dāng shén qì zhī zhòng, jū yù zhōng zhī dà, jiāng chóng jí tiān zhī jùn, yǒng bǎo wú jiāng zhī xiū.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
bù niàn jū ān sī wēi, jiè shē yǐ jiǎn, dé bù chǔ qí hòu, qíng bù shèng qí yù, sī yì fá gēn yǐ qiú mù mào, sāi yuán ér yù liú zhǎng yě.
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wàng guó yī zuò: sī guó fán bǎi yuán shǒu, chéng tiān jǐng mìng, mò bù yīn yōu ér dào zhe, gōng chéng ér dé shuāi, yǒu shàn shǐ zhě shí fán, néng kè zhōng zhě gài guǎ.
(望国 一作：思国)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qǐ qí qǔ zhī yì shǒu zhī nán hū? xī qǔ zhī ér yǒu yú, jīn shǒu zhī ér bù zú, hé yě? fū zài yīn yōu bì jié chéng yǐ dài xià, jì dé zhì zé zòng qíng yǐ ào wù jié chéng zé wú yuè wèi yī tǐ, ào wù zé gǔ ròu wèi xíng lù.
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suī dǒng zhī yǐ yán xíng, zhèn zhī yǐ wēi nù, zhōng gǒu miǎn ér bù huái rén, mào gōng ér bù xīn fú.
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
yuàn bù zài dà, kě wèi wéi rén zài zhōu fù zhōu, suǒ yí shēn shèn.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bēn chē xiǔ suǒ, qí kě hū hū? jūn rén zhě, chéng néng jiàn kě yù, zé sī zhī zú yǐ zì jiè jiāng yǒu zuò, zé sī zhī zhǐ yǐ ān rén niàn gāo wēi, zé sī qiān chōng ér zì mù jù mǎn yì, zé sī jiāng hǎi xià bǎi chuān lè pán yóu, zé sī sān qū yǐ wéi dù yōu xiè dài, zé sī shèn shǐ ér jìng zhōng lǜ yōng bì, zé sī xū xīn yǐ nà xià jù chán xié, zé sī zhèng shēn yǐ chù è ēn suǒ jiā, zé sī wú yīn xǐ yǐ miù shǎng fá suǒ jí, zé sī wú yǐ nù ér làn xíng.
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zǒng cǐ shí sī, hóng zī jiǔ dé, jiǎn néng ér rèn zhī, zé shàn ér cóng zhī, zé zhì zhě jǐn qí móu, yǒng zhě jié qí lì, rén zhě bō qí huì, xìn zhě xiào qí zhōng wén wǔ zhēng chí, jūn chén wú shì, kě yǐ jǐn yù yóu zhī lè, kě yǐ yǎng sōng qiáo zhī shòu, míng qín chuí gǒng, bù yán ér huà.
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hé bì láo shén kǔ sī, dài xià sī zhí, yì cōng míng zhī ěr mù, kuī wú wéi zhī dà dào zāi?
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拼音：wén wǔ zhēng chí
平仄：平仄平平
韵脚：(平韵) 上平四支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汉族，隋唐时期巨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本书里。
分梨惊文帝
传说，当年魏徵小时候魏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全家直系血亲一百多人，谁也不要求分家另过，团结一致，上敬老，下爱幼。主持家中日常事务的当家人，都是未婚少年，一旦长大成婚，就要再换别的未婚男子当家。此事传到隋文帝耳中，他感到稀奇，就趁微服私访的机会，打扮成僧人模样，到魏家控访。到了魏家，文帝见果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当家，心中不禁感到疑惑，于是想试一试这孩子的管家能力如何。
文帝从兜中掏出两个甜梨，说：“魏公子，贫僧想向你求教家中公平待人之道，请你把这两个梨不偏不倚分给全家所有的人吃，人人都要尝到。”这个魏公子，就是魏徵。虽年纪小，却聪明过人，思维敏捷。他说：“好，谢谢高僧赠梨，请随我来。”随即请文帝一起来到厨房，吩咐说：“这两个梨乃高僧好心所赠，请费心将这两个梨洗净，切开捣碎，放入锅中煮梨汤，请全家老小一齐享用，也不辜负高僧的一片美意……。”
见此情景，文帝不禁大吃一惊，从内心里赞叹小魏徵聪慧过人，心想这样处理问题，当然全家都赞成。（载《邯郸广播电视报》2007年1月17日, 文/李振德）
直爽胆大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徵，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徵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魏徵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徵的老账，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徵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徵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徵，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智护皇甫德参
唐代大臣皇甫德参给唐太宗写了一份意见书，上面批评了三件事：“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负担；民间女子梳高髻的时髦习俗，是受了皇宫嫔妃的习染。希望陛下能够采取措施，制止和改变这种现象。”
唐太宗接到上书后很不悦，发火道：“皇甫德参的用意是不让国家使用一个劳役，不让收一粒粮食的租税，不让宫中的人留头发！”并打算对皇甫德参严加处罚。
魏徵看穿太宗的心思，上前劝道：“自古以来，凡是上书的人，大多数都言词激烈，切中要害，不这样就不能打动皇帝的心。言词激烈，看起来好像是诽谤，其实用心是善良的。即使是狂夫之言，有德行的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应当听一听，取它正确的一面，抛弃不正确的一面。陛下千万要慎重从事，万不可因一时的偏见，感情用事，随便处置一个勇于提尖锐意见的人。否则以后还有谁敢在您的面前大胆直言呢？”
魏徵的话使太宗心服口服，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看法，不但没有处分皇甫德参，反而还重重赏赐了他。
憋死鹞子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徵进来了。太宗怕魏徵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皇后救命
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魏徵斩龙
小说《西游记》里记载了魏徵变成门神的故事：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几时下雨，下多少雨，结果为了赌赢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
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可没过几天，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这样老龙才不再也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像贴在宫前门口，画了魏徵画像贴于后门，结果照样管用。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了门神，双门左右贴秦琼和尉迟恭，单门贴魏徵。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在魏徵生病期间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魏徵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极言直谏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
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
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听广纳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
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
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年），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及这段时间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文化功绩
贞观二年（628），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太宗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 466余部，89 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 127部，36 708卷，佚书1 064部，12 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贞观七年（633），任侍中，封郑国公。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魏徵早年做过道士，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复劝谏唐太宗要以无为为本，与民休息，这样天下才能清净自定。在他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中，还坚持认为：“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唐太宗自己也曾说：“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 …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这些又跟黄老道家思想非常相似了。
史学著作
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新唐书·艺文志》云：“魏徵《谏事》五卷，又《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
个人诗篇
《赋西汉》《横吹曲辞·出关》《暮秋言怀》《奉和正日临朝应诏》
礼乐作品
郊祭系列
《五郊乐章·肃和》《五郊乐章·黄帝宫音》《五郊乐章·黑帝羽音》《五郊乐章·舒和》《五郊乐章·青帝角音》《五郊乐章·肃和》《五郊乐章·雍和》《五郊乐章·赤帝征音》《五郊乐章·雍和》《五郊乐章·白帝商音》
太庙系列
《享太庙乐章·永和》《享太庙乐章·长发舞》《享太庙乐章·大基舞》
《享太庙乐章·肃和》《享太庙乐章·大成舞》《享太庙乐章·永和》《享太庙乐章·雍和》
魏徵是唐代巨鹿人，唐代巨鹿为今邢台市巨鹿县，唐代邢州（今邢台市）也曾改名为巨鹿郡，遍观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至今的历代史志、碑铭、家谱、铁像、祠堂、诗文等，关于魏徵是巨鹿人的记载，多如牛毛，因此魏徵是今邢台市巨鹿县人，是没有疑问的。
唐代记载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记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
唐代欧阳询书《唐京兆开元寺钟铭》碑刻铭文中记载：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魏徵撰。
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记载魏徵是巨鹿人
唐代《九成宫醴泉铭》也记载魏徵为巨鹿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贞观政要》等这些唐代成书的文章要比五代时的旧唐书和宋代时的新唐书早几百年。因此更有权威和参考价值。
五代记载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魏徵本传》中记载：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代记载
比欧阳修的新唐书早约100年的《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魏徵是巨鹿人
和欧阳修编著的新唐书同时代的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记载魏徵为巨鹿人。
元代记载
元代大学士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记载魏文贞公征是顺德路巨鹿9今邢台巨鹿县）人。
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记载：“宰相魏徵，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钜鹿即为今邢台巨鹿。
明代记载
明代巨鹿县《魏相祠记》中记载：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明代顺德府建造有《三文贞公祠》，在祠堂记中也明确记载魏徵是巨鹿人。
明代《顺德府志》、《巨鹿县志》均记载魏徵为巨鹿人。
清代记载
一、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记载魏徵为顺德府巨鹿人，“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即为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浙江省台州市魏玉生先生于2004年给邢台巨鹿县来信谈：“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有关魏徵故里的争议，现将我们台州魏氏族谱中的记载，提供给你们参考。
1、台州魏氏在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谱序言中记载：‘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2、台州魏氏始祖魏宗谅是魏徵的曾孙，也是钜鹿县人。其《魏氏族谱》中记载：“魏徵子叔瑜、孙华、曾孙宗谅。族谱中记载魏宗谅的家乡是‘直隶顺德府钜鹿县’。”
这封信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魏徵故里是现今之河北省邢台市钜鹿县。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谜，即《贞观政要·魏徵传》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其“近”在何时？据查《贞观政要》约成书于720年。而魏宗谅于公元710年之任台州刺史。由此推断则徙家当为710至720年之间，方可谓“近”。
二、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
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明确记载，兰溪魏姓始祖系唐代名臣魏徵，出于巨鹿郡（唐代巨鹿郡为今邢台市），这套家谱共分四卷，前三卷为清光绪年间的印刷本，后一卷为手写本。据介绍，该家谱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家谱记载了初唐至清朝光绪年间兰溪游埠魏家村魏姓家族的繁衍、生息情况。家谱中不但有魏徵等家族中名人的介绍及画像，还收录了清代皇帝对魏家所下的诏书。据家谱记载，魏姓最早出于河北巨鹿郡(今邢台市），而兰溪魏姓则是在宋代由福建建宁迁入。
民国发现
民国时期北宋邢州巨鹿古城发掘出唐代时期的巨鹿魏徵祠堂和魏徵铁像也证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1918年，河北邢台巨鹿县遇大旱.漳河水干.民众打井自救.无意中挖出大批古陶瓷.顿时引起国内外轰动.知识界与考古界极为震惊.天津博物院于1920年亲临巨鹿进行考古调查，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三明寺进行正式发掘。
考古发现：钜鹿城南门内路东靠北有一处唐代建筑物“魏徵祠堂”，祠堂内有唐代所铸的魏徵铁像。有人要发掘该祠堂。因南门外有一小村村民皆姓魏，言称为魏徵后人，前来阻止发掘，所以保存未毁，解放后魏徵铁像不知所踪。
《辞海》记载
1999年版《辞海》对魏徵词条进行了修改：“魏徵，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钜）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依据不再是新唐书也不是旧唐书，而是《贞观政要》，可以说魏徵故里是巨鹿得到专家一致认可，也还了邢台巨鹿一个清白。
和邢台多如牛毛的史志、家谱、碑刻、诗文、祠堂、文物等都记载魏徵是巨鹿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馆陶县地方史志和文物在明代以前对魏徵毫无记述，同样晋州的地方志最早记载魏徵的也是在明代，之前无任何文物可考，但是关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的记载则跨越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的各种史志、家谱、碑刻、诗文、祠堂、文物等，这些都明确而清晰的说明魏徵是巨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