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下平旷”出自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诗句共4个字，诗句拼音为：qí xià píng kuàng，诗句平仄：平仄平仄。
“其下平旷”全诗：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
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遂与之俱出。
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
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翻译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如今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如今将“华”读为“华实”的“华”，是（因字同而产生的）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打问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越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对于这件事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而使人感到模糊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甫；我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甫；王安上，字纯甫。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注释
1.浮图：梵（fàn）语（古印度语）音译词，也写作“浮屠”或“佛图”，本意是佛或佛教徒，这里指和尚。慧褒：唐代高僧。舍：名词活用作动词，建舍定居。址：地基，基部，基址，这里指山脚。
2.而：连词，并且。卒：最终。之：指褒禅山麓。
3.以故：因为（这个）缘故，译为“因此”。名：命名，动词。禅：梵语译音“禅那”的简称，意思是“静思”，指佛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后来泛指有关佛教的人和事物，如禅师、禅子、坐禅、禅房、禅宗、禅林、禅杖等。褒禅，慧褒禅师。
4.慧空禅院：寺院名。庐冢（zhǒng）：古时为了表示孝敬父母或尊敬师长，在他们死后的服丧期间，为守护坟墓而盖的屋舍，也称“庐墓”。这里指慧褒弟子在慧褒墓旁盖的屋舍。庐：屋舍。（一说指慧褒生前的屋舍。)冢：坟墓。禅院：佛寺。
5.华山洞：南宋王象生《舆地纪胜》写作“华阳洞”，看正文下出应写作“华阳洞”。以：因为。乃：表示判断，有“为”、“是”的意思。阳：山的南面。古代称山的南面、水的北面为“阳”，山的背面、水的南面为“阴”。名：命名，动词。
6.仆道：“仆（于）道”的省略，倒在路旁。
7.文：碑文，与下文“独其为文（碑上残存的文字）”的“文”不同。漫灭：指因风化剥落而模糊不清。
8.独：唯独，只有。其：指代石碑。文：文字，这里指的是碑上残存的文字。犹：还，仍。
9.今言“华”(huā)如“华(huá)实”之“华(huá)”者，盖音谬也：汉字最初只有“华(huā)”字，没有“花”字，后来有了“花”字，“华”“花”分家，“华”才读为huá。（王安石认为碑文上的“花”是按照“华”的古音而写的今字，仍应读huā，而不应读“华(huá奢侈、虚浮)实”的huá。按，这里说的不是五岳中的“华(huà)山”）。言：说。盖：承接上文，解释原因，有“大概因为”的意思。谬：错误。
10.侧出：从旁边涌出，记游：指在洞壁上题诗文留念。
11.上：名词活用作动词，向上走。窈（yǎo）然：深远幽暗的样子。
12.问：探究，追究。深，形容词活用作名词，深度。则：副词，用于判断句表示肯定,相当于“就”。穷：穷尽。
13.拥火：拿着火把。拥，持，拿。以：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
14.见：动词活用作名词，见到的景象。
15.怠：懈怠。且：副词，将，将要。
16.盖：表猜测的发语词，大概。尚：还。不能十一：不及十分之一。不能：不及，不到。
17.而：表递进的连词，并且，而且。
18.则：表假设的连词，那么。至：动词活用作名词，到达的人。加：更，更加。
19.方是时：正当这个时候。方：当，正在。是时：指决定从洞中退出的时候。
20.以：相当于“而”，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明：形容词或用作动词，照明。
21.既：已经，……以后。其：助词。
22.则：副词，就，便，表示前后两事紧密相承或时间相距很近。或：有人。咎（jiù）：责怪。其：那，那些。
23.其：第一人称代词，指自己。而：连词，表结果，以致，以至于。不得：不能，极：尽，这里有尽情享受的意思，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夫：这，那，指示代词。
24.于是：对于这种情况，因此。焉：句末语气词。
25.之：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可不译。得：心得，收获。
26.以：因为。求思：探求、思索。而：连词，表递进，而且。无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不探索、思考的，指思考问题广泛全面。
27.夫：表议论的发语词。夷：平坦。以：连词，表并列，而且，并且。则：表假设的连词，那么。
28.而：可是。观：景象，景观。险远，形容词活用作名词，险远的地方。
29.而：因而。焉：兼词，相当于“于此”。
30.随：跟随（别人），“随”字后面省略“之”。以：连词，表结果，以致，以至于。
31.至于：这里是抵达、到达的意思，不同于现代汉语用在下文开头，表示提出另一话题。幽暗昏惑：幽深昏暗，叫人迷乱（的地方）。昏惑：迷乱。以：连词，表目的。相（xiàng）：帮助，辅助。
32.以：相当于“而”，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焉：兼词，相当于“于此”。这一句在“焉”后面省略了“而不至”。
33.于人：在别人（看来）。为：是。
34.其：加强反问语气的副词，难道。孰：谁。
35.得：心得，收获。
36.谬其传：把那些（有关的）传说弄错。谬，使……谬误，把……弄错。莫能名：不能说出真相（一说真名）。
37.何可胜道：怎么能说得完。胜，尽。
38.所以：表示“……的原因”。慎取：谨慎取舍。
39.以：以（之），因此。悲：叹息
40.庐陵：今江西吉安。萧君圭，字君玉。
41.长乐：今福建长乐。王回，字深父。父：通“甫”，下文的“平父”“纯父”的“父”同。
42.安国平父、安上纯父：王安国，字平父。王安上，字纯父。
43.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至和：宋仁宗的年号。临川：今江西临川。王某：王安石。古人作文起稿，写到自己的名字，往往只作“某”，或者在“某”上冠姓，以后在誊写时才把姓名写出。根据书稿编的文集，也常常保留“某”的字样。
一词多义
1. 然
⑴有穴窈然（形容词词尾，“……的样子”
⑵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但，但是）
(3)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如此，这样）
2.观
⑴古人之观与天地、山川......(欣赏)
⑵而世之雄伟、瑰怪、非常之观，（景象）
3. 其
⑴始舍于其址。（代词，它的，代华山）
⑵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代词，那）
⑶距其院东五里。（代词，那个）
⑷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代词，它）
⑸其文漫灭。（代词，它的，代仆碑）
⑹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代词，它上面）
⑺其下平旷，有泉侧出。（代词，它的，代华山）
⑻问其深。（代词，代上文“有穴窈然”的“穴”，译作“那个洞”）
⑼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代词，代“好游者”，译作“那些”）
⑽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其进”的“其”是指代第一个分句，译作“那”，“其见”的“其”是指代第一、二分句，也译作“那”）
⑾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代词，它的，代后洞）
⑿盖其又深。（代词，指代后洞，译作“那”）
⒀则其至又加少矣。（代词，代那些）
⒁既其出。（句中语气助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⒂则或咎其欲出者。（代词，指代“欲出者”，译作“那”）
⒃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第一人称代词，自己）
⒄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代词，他们）
⒅其孰能讥之乎？（副词“其……乎”这个固定格式，用来表示反问，可译作：难道……吗？）
⒆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代词，指代那些以讹传讹的情况，可译为“那”）
4. 乃
①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副词，表示判断，可译为“是”“就是”）
②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何也（竟，竟然，居然）
③良乃入，具告沛公（于是）
④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兵乃出（才）
5. 道
①有碑仆道（路，道路）
②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理）
③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主张）
④何可胜道也哉（说，讲）
⑤策之不以其道（方法）
⑥道芷阳间行（取道）
6. 盖
①日初出大如车盖（车盖）
②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承接上文，表示原因，可译为“因为”“是因为”“是由于”等）
③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超过，胜过）
④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有“大概”的意思）
7.文
①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文字）
②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纹）
③属予作文以记之（文章）
④文过饰非（掩饰）
⑤其文漫灭（碑文）
8.观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欣赏）
而世之雄伟、瑰怪、非常之观，（景象）
此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建筑物的一种，读guàn)
予观夫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观赏）
9.名
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定名）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解释）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出名）
不名一钱（以私人名义占有）
狄公有盛名（名声）
10.之
以其故后名之曰（代词，它）
余之力尚足以入（助词，的）
何陋之有（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助词，补语标志）
悲夫古书之不存（取独，不译）
词类活用
⒈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舍：名词活用为动词，筑舍定居。
⒉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名：名词活用为动词，命名，称呼。
⒊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极：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尽情享受。
⒋有泉侧出。侧：名词作状语，在一侧。
⒌问其深 深：形容词用作名词，深度。
⒍好游者亦不能穷也。穷：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穷尽，走到头。
⒎而其见愈奇。见：动词作名词，见到的景象。
⒏则其至又加少矣。至：动词用作名词，到达的人。
⒐火尚足以明也。明：形容词用作动词，照明。
⒑ 则或咎其欲出者。咎：形容词用作动词，指责。
⒒常在于险远。险远：形容词用作名词，险远的地方。
⒓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幽暗昏惑：形容词作名词，幽深昏暗、叫人迷乱（的地方）。
⒔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谬：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弄错，使……错误。
传：动词作名词，流传的文字。
名：名词作动词，说明白。
⒕往往有得。得：动词用作名词，收获。
⒖由山以上五六里。上：名词作动词，向上走。
固定句式
⒈有怠而欲出者。（有一个……的人。）
⒉其孰能讥之乎？ （难道……吗？）
⒊何可胜道也哉！ （哪里……呢！）
⒋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就是……的缘故。）
省略句
⒈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于）之
⒉距洞百余步，有碑仆（于）道
⒊有志矣，不随（之）以止也
⒋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
⒌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之）以怠。（宾语）
⒍余于仆碑，又以（之）悲夫古书之不存。（宾语）
⒎余之力尚足以（之）入，火尚足以（之）明也
⒏（余）遂与之俱出
判断句
⒈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⒊此余之所得也
⒋所谓华（huā）山洞者，以其乃华（huā）山之阳名之也
⒌今言“华（huā）”如“华（huá）实”之“华（huá）”者，盖音谬也
倒装句
⒈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介宾短语后置）
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状语后置）
被动句
⒈褒禅山亦谓之华山。
古今异义
⒈ 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
【十一】
古义：十分之一。
今义：①数词。②中国国庆日
⒉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非常】
古义：不平常。
今义：用作表程度的副词，十分，很。
⒊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学者】
古义：泛指求学的人，指读书人。
今义：特指有专门学问的人。
⒋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所以】
古义：是代词“所”与介词“以”结合，相当于“……的原因”。
今义：常用来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
⒌于是余有叹焉。
【于是】
古义：“于”，介词，对；“是”，代词，这件事。为单音词连用。
今义：合用为一个连词。
⒍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
【悲】
古义：“悲”，感叹
今义：悲伤。
⒎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至于】
古义：“至”是“到”，“于”为介词，引出下文地点。
今义：表提及。
第一部分
记游山所见的景物和经过，是记叙部分。可以分为两层。（第一、二段）
第一层（第一段），介绍褒禅山概况。
文章紧扣题目，以“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起头，点明作者所游的地方是“褒禅山”，以及这座山的另一个名称“华山”。由这句的“褒禅山”一名引出褒禅山名称由来，点出禅院。写禅院，既证实褒禅山名称由来，又引出“距其院东五里”的华山洞。写华山洞的位置和命名缘由，为下文写游华山洞作交待，其中写华山洞命名缘由又与开头一句照应。记仆碑文字，循名责实，辨“华山”误读，不仅回应开头一句，证明褒禅山本名“华山”，亦即“花山”，也为后文的议论伏笔。记叙的景物由禅院到华山洞，再到仆碑，反映了游览行踪。全段以山名起始，以考证山名结尾，在内容上环环相扣。
其实作者自己也犯了个错，“华山洞”其实应为“华阳洞”，不过现在依旧保留原文，不加修改。
第二层（第二段），记游华山洞的经过。
先略述前洞和后洞的概况，突出前洞与后洞迥然不同的环境特征，以及游前洞之易与游后洞之难，揭示一般游人就易避难的心理，为后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伏笔。
然后详记游后洞的经过。“余与四人拥火以入”，点明了与人同游，这才有入洞以后诸人的不同反应。写经过时，对所见景象，只异常简括地记下“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用连锁句式说明入“深”、进“难”、见“奇”的递进式因果关系，为后文借景喻理提供依据。
随着入洞之深而“其见愈奇”，下文本应叙写乘兴而入，寻幽访胜，领略“奇”景。不料，却中途退了出来。游洞至此结束。
作者又补叙了两点。一是“盖予所至……则其至又加少矣”，一是“方是时……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这两点补叙为下文借事喻理提供了依据。写出洞后的心情，突出一个“悔”字。因为当时“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却“与之俱出”，“不得极夫游之乐”，由此而“悔”，并因“悔”而引出下文。
第二部分
写游山的心得。这是文章的议论部分，可以分为两层。（第三四、段）
第一层（第三段），写游华山洞的心得。这一层是全文的重点。
以“于是余有叹焉”一句承上启下。“叹”字承上文的“悔”字，领起全段，自然地转入议论。
作者先借托古人，说古人游览观赏“往往有得”，是因为他们“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以此表明作者在下面所要说的观察所得，不是随意的，而是以古人的“求思”精神为依据和标准，经过深思而悟出来的。
以下以游洞为喻，以“有志”为中心，进行逐层论述，阐明宏伟的目标、险远的道路和“志”“力”“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照应“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照应“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不能穷也”。两相对比之后，紧接着指出“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照应“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这里以景喻物，用“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比喻某种最高成就的境界。但这种境界“人之所罕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
怎样才能达到呢?作者提出了三个“不能至”：“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三个“不能至”表达了三层意思，提出了达到目的的三个必要条件：“志”“物”“力”。在提出“志”这个条件时，用两个否定词构成双重否定，强调“有志”；在提出“力”和“物”这两个条件时，又分别把“有志”作为基本前提，也强调了“有志”。这就揭示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要有“志”，其次要有“力”，再次要有“物”，把需要坚定的志向、不断的艰苦努力又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完成一种理想追求的道理，说得相当清楚、完备而透彻。三个“不能至”的三层意思，是按照三个条件的重要性依次排列的，逻辑十分严密。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都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而其中“志”又是最根本的。所以作者又对“志”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强调和申述。“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是说有“力”而无“志”，因此未达到目的，这会被人讥笑，自己也会悔恨；“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指出只要“尽吾志”，虽然不能达到目的，也可以无讥无悔。通过对比“力足以至”而未能至和“尽吾志也而未能至”两种情况，得出“可讥”“有悔”和“无悔”“无讥”两种结果。这一正一反的两层意思，照应“既其出，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突出了“有志”的决定作用，并且提出“尽吾志”，即全力以赴、坚持不懈的高标准要求，从事物的规律性归结到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所议论的道理推进一层。
最后，以“此余之所得也”，收束这一段议论，归结到作者思想上的收获，回应“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这段议论以古人“有得”始，以自己“所得”终，前后呼应。
第二层（第四段），借仆碑抒发感慨，提出治学必须采取“深思而慎取”的态度。
这一段与第一段记仆碑文字和订正读音相照应。先由所见的仆碑引出感慨，指出由于“古书之不存”，致使后人以讹传讹。“何可胜道也哉”，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由“华山”的“音谬”概括出社会上辗转讹误，相沿失实的普遍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是从具体到抽象，概括出研究事物必须去伪存真的道理。这段议论一正一反：从反面加以否定，批评“谬其传而莫能名”；从正面加以肯定，强调“深思而慎取”。
第三部分
是记游的结尾，补叙同游者的籍贯、姓名和作记时间，以及作者籍贯、署名。这是写游记常用的格式（第五段）
因事说理，叙议结合
本文不同于一般的游记，不重山川风物的描绘，而重在因事说理，以说理为目的，记游的内容只是说理的材料和依据。文章以记游的内容为喻，生发议论，因事说理，以小见大，准确而充分地阐述一种人生哲理，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使完美的表现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谐统一。
文章前面记游山，后面谈道理，记叙和议论结合得紧密而自然，并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行文缜密。文中的记游内容是议论的基础，是议论的事实依据；议论是记游内容在思想认识上的理性概括和深化。前面的记游处处从后面的议论落笔，为议论作铺垫；后面的议论又处处紧扣前面的记游，赋予记游内容以特定的思想意义。记叙和议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本文的主旨在于阐述要“有志”“尽吾志”的观点，另外也涉及“深思而慎取”的观点，因此，文章的选材、详略无一不经过精心裁定，紧扣这两个观点。记游部分就写景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实际上是深思熟虑、刻意安排的。第一段介绍褒禅山概况从略；第二段记游华山洞经过从详。前者又详记仆碑文字，其余从略；后者又记前洞和后洞概况从略，记游后洞经过颇详。记前洞和后洞概况，又前洞略，后洞详；记游后洞，又写经过略，补叙经过、写心情之“悔”详。议论部分对应记叙部分，也有侧重。议游华山洞的心得甚详，借仆碑抒发感慨从略。议游华山洞的心得，又议“志”较详，议“力”“物”从略。
文笔简洁，语言凝练
本文的记游部分，除为说理之外，没有多余的文字；议论部分，说理充分而有节制，没有无用的笔墨。全篇行文严谨，用墨极为简省，语言精要得当，以致文字难以增删改换。文中的一些句子，如“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都是平实而深刻、言简而意丰的警句。不是纯客观描绘山水，在刻画奇景同时 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寄托于游山探奇的感受中 使自然之景与人生之理巧妙地熔于一炉。
该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yóu bāo chán shān jì
游褒禅山记
bāo chán shān yì wèi zhī huà shān, táng fú tú huì bāo shǐ shě yú qí zhǐ, ér zú zàng zhī yǐ gù qí hòu míng zhī yuē" bāo chán".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jīn suǒ wèi huì kōng chán yuàn zhě, bāo zhī lú zhǒng yě.
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jù qí yuàn dōng wǔ lǐ, suǒ wèi huà shān dòng zhě, yǐ qí nǎi huà shān zhī yáng míng zhī yě.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jù dòng bǎi yú bù, yǒu bēi pū dào, qí wén màn miè, dú qí wéi wén yóu kě shí yuē" huā shān".
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
jīn yán" huá" rú" huá shí" zhī" huá" zhě, gài yīn miù yě.
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qí xià píng kuàng, yǒu quán cè chū, ér jì yóu zhě shén zhòng, suǒ wèi qián dòng yě.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
yóu shān yǐ shàng wǔ liù lǐ, yǒu xué yǎo rán, rù zhī shén hán, wèn qí shēn, zé qí hǎo yóu zhě bù néng qióng yě, wèi zhī hòu dòng.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
yú yǔ sì rén yōng huǒ yǐ rù, rù zhī yù shēn, qí jìn yù nán, ér qí jiàn yù qí.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yǒu dài ér yù chū zhě, yuē:" bù chū, huǒ qiě jǐn.
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 suì yǔ zhī jù chū.
”遂与之俱出。
gài yú suǒ zhì, bǐ hǎo yóu zhě shàng bù néng shí yī, rán shì qí zuǒ yòu, lái ér jì zhī zhě yǐ shǎo.
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gài qí yòu shēn, zé qí zhì yòu jiā shǎo yǐ.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fāng shì shí, yú zhī lì shàng zú yǐ rù, huǒ shàng zú yǐ míng yě.
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
jì qí chū, zé huò jiù qí yù chū zhě, ér yú yì huǐ qí suí zhī, ér bù dé jí fū yóu zhī lè yě.
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yú shì yú yǒu tàn yān.
于是余有叹焉。
gǔ rén zhī guān yú tiān dì shān chuān cǎo mù chóng yú niǎo shòu, wǎng wǎng yǒu de, yǐ qí qiú sī zhī shēn ér wú bù zài yě.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fū yí yǐ jìn, zé yóu zhě zhòng xiǎn yǐ yuǎn, zé zhì zhě shǎo.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ér shì zhī qí wěi guī guài, fēi cháng zhī guān, cháng zài yú xiǎn yuǎn, ér rén zhī suǒ hǎn zhì yān, gù fēi yǒu zhì zhě bù néng zhì yě.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yǒu zhì yǐ, bu shui yi zi yě, rán lì bù zú zhě, yì bù néng zhì yě.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yǒu zhì yǔ lì, ér yòu bù suí yǐ dài, zhì yú yōu àn hūn huò ér wú wù yǐ xiāng zhī, yì bù néng zhì yě.
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rán lì zú yǐ zhì yān, yú rén wéi kě jī, ér zài jǐ wèi yǒu huǐ jǐn wú zhì yě ér bù néng zhì zhě, kě yǐ wú huǐ yǐ, qí shú néng jī zhī hū? cǐ yú zhī suǒ de yě! yú yú pū bēi, yòu yǐ bēi fū gǔ shū zhī bù cún, hòu shì zhī miù qí chuán ér mò néng míng zhě, hé kě shèng dào yě zāi! cǐ suǒ yǐ xué zhě bù kě yǐ bù shēn sī ér shèn qǔ zhī yě.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sì rén zhě: lú líng xiāo jūn guī jūn yù, cháng lè wáng huí shēn fù, yú dì ān guó píng fù ān shàng chún fù.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zhì hé yuán nián qī yuè mǒu rì, lín chuān wáng mǒu jì.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拼音：qí xià píng kuàng
平仄：平仄平仄
韵脚：(仄韵) 去声二十三漾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今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革。王安石两度为相 ，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了大多数新法。王安石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敢做敢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推动改革变法。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
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 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化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宋史》评价
《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评价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时代历史环境中。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间，相关文章共发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制造舆论，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社会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又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
国外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言简练明快笔力雄健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诗歌造诣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王荆公体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文学主张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酝酿变法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司马光向宋神宗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变法背景
1、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土地不断遭蚕食。
3、宋朝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三冗”危机：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增加，军费增加。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一大背景：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1、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军队战斗力。
2、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当兵，军队战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为主，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作战处于劣势。
4、武器生产管理混乱，影响军队战斗力。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变法内容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理财、军事、教育等措施，其具体内容如下：
1.理财措施
最重要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2.限制大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3.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4.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5.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6.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7.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
8.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9.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10.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国家秩序，这一方面属于军事措施。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11.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12.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
13.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王安石在变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在州郡广设学校。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变法时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旧有的科举取士之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与社会实际脱节。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变法服务。
变法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司马光当政时，最终新法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荆公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
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对王安石进行积极评价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少有人给予像美国新政农业部长华莱士对之的关注。在华莱士看来，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
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有关的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蒋委员长，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华莱士为什么对王安石评价如此高？在他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皇权时期不能实现，但是在当代可以成为现实。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粮荒问题 ，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变法成果
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亦不免失于过分雕琢。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