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熙熙”出自唐代牛僧孺的《郊庙歌辞·享太庙乐章·和宁舞》，诗句共4个字，诗句拼音为：yì wàn xī xī，诗句平仄：仄仄平平。
“亿万熙熙”全诗：
湜湜颀颀，融昭德辉。
不纽不舒，贯成九围。
武烈文经，敷施当宜。
纂尧付启，亿万熙熙。
诗词的中文译文为《郊庙歌辞·享太庙乐章·和宁舞》。诗意表达了对太庙乐舞的赞美之情。
诗词的赏析：
这首诗词是牛僧孺创作的，用来歌颂和表达对太庙乐舞的欣赏和赞美之情。整首诗词以雄壮的气势表达了对太庙乐舞的赞美，通过一系列形容词和动词描绘了舞蹈的形态和动作。首句的“湜湜颀颀，融昭德辉”形容舞蹈的飘逸美丽，光彩照人；“不纽不舒，贯成九围”则表达了舞蹈的灵动和协调；接下来的几句则通过描述帝王的功业和壮丽场景，表达了舞蹈的庄严和盛大。
这首诗词旨在通过对太庙乐舞的歌颂，表达作者对唐代的繁荣和盛世的向往和赞美之情。以舞蹈为媒介，诗人展现了喜悦和庄严的场景，与读者共同分享这愉悦的时刻。通过露骨的修辞手法和形象的描述，诗人将读者带入这场盛大的舞蹈盛宴，领略到了时代的荣光和繁荣。
总的来说，这首诗词充满了豪情和赞美之情，通过对太庙乐舞的描绘，展示了唐代的盛世和庄严场景，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的震撼和美丽的艺术魅力。
jiāo miào gē cí xiǎng tài miào yuè zhāng hé níng wǔ
郊庙歌辞·享太庙乐章·和宁舞
shí shí qí qí, róng zhāo dé huī.
湜湜颀颀，融昭德辉。
bù niǔ bù shū, guàn chéng jiǔ wéi.
不纽不舒，贯成九围。
wǔ liè wén jīng, fū shī dāng yí.
武烈文经，敷施当宜。
zuǎn yáo fù qǐ, yì wàn xī xī.
纂尧付启，亿万熙熙。
拼音：yì wàn xī xī
平仄：仄仄平平
韵脚：(平韵) 上平四支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集五卷，今存诗四首。贞元进士。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等共同抨击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排斥而久不任用。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牛（僧孺）、李（德裕）之争中牛派首领人物。武宗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相，牛被贬任循州长史。宣宗时召还，不久病卒。
综述
根据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当是昔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陇西人”的说法呢？下面试论之。
祖上人士
牛弘死于公元607年，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其间170年。如果都从生年算，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这样，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牛氏居官在外，接连数代，对其籍贯，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进士牛峤时说：“峤，字公卿，一字延峰，陇西人。自云僧孺之后。”清张思宕、宗棣所辑《词林纪事》也说牛峤是“唐宰相僧孺之后。”《旧唐书》记载，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官至尚书郎。唐玄宗时代，有个叫牛仙客的，初为县小吏，当过陇西营田使，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曾驻军过临洮，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陇西县公。他父亲叫牛意仁，本没有做什么大官，因其子贵，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说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灵台县志》），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族祖牛邯，当过汉护羌校尉，曾在陇西住过；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如此，说牛僧孺是陇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峤的官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
文献记载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张九龄说：牛崇他们“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牛意仁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随子（仙客）西征，就养终侧伏羌官舍（一说秦州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灵台县志》上说“归葬鹑觚，墓在县南夷平乡。”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鹑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为何要“归葬北原”（灵台）呢？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泽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时，灵台属泾州）。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说“牛仙客，泾州人。”《唐纪二十九》说：“仙客本鹑觚小吏。”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灵台县志》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别墅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
子嗣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但牛僧孺后，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发展了。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牛村”之名，并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与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时政，触犯宰相李吉甫。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僧孺授伊阙尉，在元和朝不得志。后来，僧孺、宗闵与李德裕（吉甫子）等纷争数十年，这次科场案是个起因。
穆宗即位，僧孺累迁户部侍郎，因拒绝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四年，敬宗即位，僧孺出任武昌军（今湖北武汉）节度使。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五年，幽州（今北京）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主张任命杨忘诚继任节度使，为文宗采纳。同年，吐落维州（今四川汉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洽）叛藩的罪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滴，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同年卒。
唐中叶，鄂州(州治江夏县，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地位日显重要。宝历元年(825)，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其间，他奏请废沔州，并汉阳、汉川于鄂州，开始将汉阳、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江夏县原为土城，牛僧孺分期将其建为砖城，使之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规模空前宏大，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物生平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
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他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科场案中，所作策文触犯宰相李吉甫，在元和朝不得志。这次科场案是以后纠葛40余年的牛李党争的起因。
穆宗时，牛因拒绝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李德裕（吉甫子）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 ）节度使。
五年，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
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治）叛藩的罪名 ，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谪，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 。僧孺好文学，著有传奇集《玄怪录》10卷，现仅存辑本一卷。
从政生涯
牛僧孺是甘肃灵台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出身与科举出身的党派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各派政治集团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25岁的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仕林。这使他看到了腐败政治的一些内幕。公元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牛僧孺正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赏识，成绩被列为上等。但是，对朝政的指责却得罪了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得重用，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后，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之事。这时，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狱，执法不阿。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枉法，其罪当诛。李直臣贿赂宦官为他说情，穆宗皇帝也当面对牛僧孺言明“欲贷其法”（李容李直臣）。牛僧孺据理雄辩，强调应坚持国家法制。穆宗被牛僧孺的正确论述所动，“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加官同平章事。[2]
牛僧孺为官比较正派，他不受贿赂，在当时很有好名。《唐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土族韩弘入朝为官时，其子曾厚赂宦官朝贵。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帮助其幼孙清理财产时，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僧孺名下，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新唐书》）穆宗看了这批语大受感动，在议论宰相的时候，“首可僧孺之名”。
唐穆宗长庆元年以后，西部民族吐蕃又派使者与唐朝会盟，约定双方各守现管本界，不相侵犯，并把盟约刻石立碑，表示亲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蕃遣使者论董勃义入朝修好。这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要献城投唐，并建议乘机出兵以图大事。文宗把李德裕的奏章下尚书省讨论。牛僧孺上奏章驳斥李德裕所议，强调“中国御戎，守信为上”，若“一朝失信”，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采纳。
史学家岑仲勉就归还维州对牛僧孺有异议。他评论说，大中三年（849年），正牛党执政时期，离归还维州仅仅18年，而这次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投，急诏令尽力收复。为何此次便不再“守信为上”？李德裕要收复维州时，牛党说“维州缓而关中急”，此时怎么来个180度大转变？！收复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制衡吐蕃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控制的西山八国蕃落，都被割断，藩篱尽失，李德裕数年苦心孤诣，经营剑南边疆，刚有好转，牛僧孺几句话便让他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归还维州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断绝了外族内附之心——来投靠也让你给遣送回去给宰了！谁还敢叛族内附？后来文宗意识到这一点，对牛僧孺相当不满。综上所述，牛让李归还维州纯粹因私怨，以私害公。
文学名士
牛僧孺好学博闻，青年时代就有文名。他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常往来唱和，这在《唐诗纪事》中见到他的一些轶事和诗作。在文学上，他突出的是写了卷帙浩繁的《玄怪录》传奇十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据学者论，牛僧孺的《玄怪录》已佚，现仅可从《太平广记》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论，虽然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记》、杨巨源的《红线传》等。但如他的《韦协律兄》《崔书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牛僧孺，官至宰辅，死赠太尉，谥曰文简，在唐代历史上是个有名人物。但是，对他的祖籍，历来学者说法不一。鲁迅先生说：“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中国小说史略》）张友鹤教授也说是陇西狄道人（见1979年版《唐宋传奇选注》）。还有1979年3月号《甘肃文艺》上穆青同志的《甘肃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考略》也是这个观点。（按：“陇西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
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说：“牛僧孺，（唐）鹑觚人。”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鹑觚县城故址在县东南三十里的邵寨镇。传说秦大将蒙恬驻兵于此，太子扶苏监军。筑城时，有鹑鸟立于祭觚之上，以为异，遂号鹑觚，旋设县焉。其城隋大业元年移建于今县治所，秦属北地郡，汉、隋、唐属安定、泾州。
籍贯问题
关于牛僧孺的籍贯，新旧《唐书》都无明言。但是两《唐书》提到了他的祖系，都说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裔。”考《隋书·牛弘传》：“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从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赐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隋书》1309页）页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牛弘是灵台人，并葬于安定郡内。《灵台县志》记载，牛弘墓在县城三十里。明代巡按薛刚有诗为证：“史节径行阴密城，城临古墓表牛弘。当年不责醉中过，今日能垂身后名。入土刚肠虽已朽，根天友爱祗如生。纷纷振臂为仇者，过此方知有弟兄。”（注：阴密城，因灵台县境在商代为密须国，故城在今县西五十里的百里乡古城村，周为密国，汉代曾改置阴密县。）
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其乐融融。
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白居易为牛僧孺题写的《太湖石记》，更成为千古名文，为世人所传颂。兹将原文抄录于此，以飨读者：
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稽中散嗜琴，靖节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吾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言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诚哉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厘河雒，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徙，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聚族，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石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谦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邱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吏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和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跬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皑，若欲云□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消影丽之旦，岩壑□□，若拂岚扑黛，蔼蔼然可狎而玩之者。昏晓之交，名状不可。撮而要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会昌三年(843)五月丁丑记。《太湖石记》，是中国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赏石名作。在为牛僧孺题写的这篇名作中，白居易提出了“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及“古之达人，皆有所嗜……诚哉是言，适意而已”的观点；提出了“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的石种选择标准；这篇名作，还向后人传达了牛僧儒痴迷太湖石“东弟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的藏石盛况和“公于此物，独不谦让……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爱石情结。更重要的是，文中所提到的“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从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的这种对赏石分等论级的品评方法，并为后来者所效仿。
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牛僧孺所爱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苏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苏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见，金玉身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酲。”牛僧孺激赏之余，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刘二人前往观瞻后，也大为称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称赞其“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却无缘得此奇石，“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有获人争贺，欢遥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舲。”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牛僧孺在邸墅中罗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对，如坐春风，“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把太湖石峰从大到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这便开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风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