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池之上”出自宋代曾巩的《墨池记》，诗句共4个字，诗句拼音为：mò chí zhī shàng，诗句平仄：仄平平仄。
“墨池之上”全诗：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
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
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
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
又告于巩曰：“愿有记”。
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熊江平
翻译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里说的。
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
墨池的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又请求我说：“希望有一篇(墨池)记。”推测王先生的用心，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何况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注释
（1）临川：临川：宋朝的抚州临川郡(今江西省临川市)。
（2）隐然而高：微微地高起。隐然：不显露的样子。
（3）临：从高处往低处看，这里有“靠近”的意思。
（4）洼然：低深的样子。
（5）方以长：方而长，就是长方形。
（6）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是古代有名的大书法家，世称“书圣”。苟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著有《临川记》六卷，其中提到：“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于郡城东南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kǎi，地势高而干燥)，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
（7）张芝：东汉末年书法家，善草书，世称“草圣”。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dān，酷爱)之若是，未必后之也。’”(《晋书·王羲之传》)
（8）信然：果真如此。
（9）邪：吗，同“耶”。
（10）方：当……时。
（11）强以仕：勉强要(他)作官。王羲之原与王述齐名，但他轻视王述，两人感情不好。后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朝廷任王述为扬州刺史，管辖会稽郡。羲之深以为耻，称病去职，誓不再仕，从此“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12）极东方：游遍东方。极，穷尽。
（13）出沧海：出游东海。沧海，指东海。
（14）娱其意：使他的心情快乐。
（15）岂有：莫非。
（16）徜徉肆恣：尽情游览。徜徉，徘徊，漫游。肆恣，任意，尽情。
（17）休：停留。
（18）书：书法。
（19）晚乃善：到晚年才特别好。《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书初不胜(不及)庾翼、郄愔(xìyìn)，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庾)翼深叹伏。”所能：能够达到这步。
（20）盖：大概，副词。以精力自致者：靠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
（21）致，取得。天成：天然生成。
（22）及：赶上。
（23）岂其学不如彼邪：是不是他们学习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呢？岂，是不是，表示揣测，副词。学，指勤学苦练。
（24）则学固岂可以少哉：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则，那么，连词。固，原来，本。岂，难道，表示反问，副词。
（25）深造道德：在道德修养上深造，指在道德修养上有很高的成就。
（26）州学舍：指抚州州学的校舍。
（27）教授：官名。宋朝在路学、府学、州学都置教授，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
（28）其：指代墨池。
（29）章：通“彰”，显著。
（30）楹间：指两柱子之间的上方一般挂匾额的地方。楹，房屋前面的柱子。
（31）揭：挂起，标出。
（32）推：推测。
（33）一能：一技之长，指王羲之的书法。
（34）不以废：不让它埋没。
（35）因以及乎其迹：因此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
（36）推：推广。
（37）学者：求学的人。
（38）夫：语气词，放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
（39）尚之如此：像这样尊重他。尚，尊重，崇尚。
（40）仁人庄士：指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
（41）遗风余思：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余思，指后人的怀念。余，也是“遗”的意思。
（42）被于来世：对于后世的影响。被，影响。
（43）何如哉：会怎么样呢？这里是“那就更不用说了”的意思。
词类活用
①池水尽黑。——名词活用作动词，变成黑色。
②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快乐。
③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形容词活用作名词，长处。
特殊句式
①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判断句。
②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介宾结构后置句。
③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介宾结构后置。
④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状语后置。
⑤被于来世者何如哉！——宾语前置句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失之空洞说教。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活了墨他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约，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他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本文在写作上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先记叙墨池的方位、形状、传闻，然后发表议论，接着记叙王羲之的轶闻，再议论后世之所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王羲之，是因为他们所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并由此联系到道德方面的深造修养。最后记叙学官王盛为推广王羲之的事迹而采取的—系列措施，并对其用意发表议论，从而揭示出文章深刻的主题。
这篇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小及大，小中见大，用小题目做大文章。题目是为墨池作记，据说这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涤笔砚之池，但实际上，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还有浙江会稽等多处。从曾巩此文“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的语气来看，他对临川墨池是否确为王羲之的真迹，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因此，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也就是说，并非“天成”，而是后天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本文的第一层意思。这层意思紧紧扣住“墨池”题意，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文章的主旨并不就此完结。作者由此进一步引申、推论：（一）学习书法是如此，“欲深造道德者”也是如此。从学习书法推及道德修养，强调都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二）从“人之有一能”尚且为后人追思不已，推及“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将永远影响后世。也从书法推及风节品德，从具体的书法家推及更广泛的仁人志士，这是从他们对后人的影响来立论的。这两点推论都极为自然，并非外加，表现了曾巩思路的开阔，识见的高超。如果是低手写作这类碑板文字，往往就事论事，粘着题义，不知生发、开掘的。这是本文的第二层意思。沈德潜评本文说：“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题中”“题外”，即分别指上述两层意思。
更有说者，“题外”实在还在“题中”。这两层意思不仅由小及大，从前者推出后者，顺理成章；而且，从讲书法到讲道德，从讲怀念书法家到追慕先德，都还是跟题意相扣的。为什么能这样说呢?因为墨池旧址“今为州学舍”；本文之作，又是作者应“教授王君”的请求；王的目的又是“勉其学者”。所以，重点是一个“勉”字。于是，从学习书法到道德风节，自然是勉励生员们的应有内容。如果死扣“墨池”，拘于一般题义，只讲书法，倒反死于题下，甚至远离作记本意了。所以，这第二层意思，就一般作法来说，是“题外”；就本文来说，实在还在“题中”。
这篇短文的另一特点是多用设问句和感叹句。全文可分十四句，其中设问句五句：“岂信然邪?”“而又尝自休于此邪?”“况欲深造道德者邪?”“而因以及乎其迹邪?”“以勉其学者邪?”“也”字句两句：“荀伯子《临川记》云也”，“非天成也”。最后又以一个感叹句作结：“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这些句式的大量运用，使这篇说理短文平添了一唱三叹的情韵。特别是五个设问句，兼收停顿、舒展之功，避免一泻无余之弊，低徊吟诵，玩索不尽。前人以“欧曾”并称，在这点上，曾巩是颇得欧阳修“六一风神”之妙的。
《墨池记》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是作者的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寥寥数语，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交代得清楚明白，饶有生趣。王盛题“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就是为了借助贤人名声和遗迹，来显扬本土人文景观，宏扬本土文化意蕴。但是，曾巩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而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如此。
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文中所说“深造道德”“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等等，体现了作者注意儒家道统的思想。文章也体现了作者讲求行文布局，叙事条理清楚的特点。首段叙述墨池的处所、形状和来历，可谓简而明。接着发为议论，先用揣测语气含糊认可“故迹”，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最后说明写作缘由，并借“推王君之心”，提出“勉其学者”学习“仁人庄士”的写作目的。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文章一面叙事，一面议论。借事立论，因小见大，言近旨远，十分切题。文中用了不少设问句，而实际意思是在肯定，因此话说得委婉含蓄，能引人深思。
全文仅有三段，第一段的开头，不求单刀直人，起笔扣题，而是着眼于整体，落墨于大处，表面上写的全是新城，没有一个字提到墨池，其实却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墨池四周的地理环境，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全景镜头”。接着，作者收拢视线，缩小范围，由大及小，最后才突现出墨池。“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日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伯子《临川记》云也。”写到这里，题中“墨池”两字方才正式写出，又用“洼然而方以长”六个宁，勾勒出墨池的外形特征，读者眼前顿时出现了墨池本身的“特写镜头”。这里应该提出的是：“日王羲之之墨池者”这一判断，是借古人苟伯子的口说出的，作者并不亲自道破，写法巧妙而富有情趣。传说中的王羲之的墨池，除了临川城东一处，此外还有多处，对于临川墨池的传说是否真实可靠，作者也仅仅是转述苟伯子的《临川记》的说法。之后用了“岂信然邪”这样一个设问句：难道这是真的吗？未加深论，这是作者写法的又一巧妙之处。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从地理位置、外形特点、得名缘由三个方面，扼要介绍了临川墨池的有关情况，给人留下了清晰的整体形象。行文曲折有致，构思精巧缜密，读来引人人胜。“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八个宁，说明了王羲之平时学书的刻苦专一，“费尽精力”，这就为下文的即事立论，提供了论据，埋下了伏笔。
写到这里，文章似乎可以顺势发展，进人议论了。可是作者并不急于要发表议论，而是在第二段的前半部分插进了一段回忆性的文字，追叙了王羲之的一段经历。前四句通过王羲之不愿为官而“极东方，出沧海”，到处游览的具体行动，刻画出他厌恶浑浊官场，喜爱山水名胜，追求自在闲适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时又为引出“自休于此”作好准备；后两句“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用设问推测的语气，指出他曾到过临川一带，也就是间接解释了临川城东为什么会留下墨池遗迹的原因，补充说明了临川墨池的来历。
经过对墨池位置、形状、来历等的简要介绍，完成层层铺垫之后，作者由叙述转到议论，从墨池遗迹而生发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辟论述：“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这几句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这才能是勤学苦练得来的，决不是天生就有的。王羲之是杰出书法家，素有“书圣”美名。但据《晋书·王羲之传》所载，他的书法起初不比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于精善，进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见到他用草书写的一封信，不由得大为惊叹，认为可与“草圣”张芝争胜。这里所谓“羲之之书晚乃善”，指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作者紧紧抓住“晚乃善”三字，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这就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因而无须旁征博引，多费笔墨，只用三言两语，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确论断，语气委婉但又十分坚定。其论证之精警，文笔之简洁，在古代散文中也算得上乘。为使文意进一步向纵深开阔，作者接着又用“然”字引出下文：“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后来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们在学习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够吗？这样看来，在学习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更何况要在道德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呢？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重点突出了一个“学”字。
然而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又并非是单纯强调学习，在他看来，提高道德修养，尤其重要。于是段末又用“深造道德”的学习尤不可废。这里的“岂其学不如彼邪？”和“况欲深造道德者邪？”两个疑问句式，都是表示完全肯定的语气。文章第三部分，作者掉转笔锋，折回墨池本身，全文显得风回路转，波澜起伏。“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二句，是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州学的校舍，这是补写墨池的现状，由此便自然引出了州学教授王盛索文的经过：“教授王君生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日：‘原有记”恐其不章’的“章”是“昭彰”的“彰”的假借字，意思是显著、为人周知。“王右军”，王羲之曾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史称“王右军”。“楹”，就是房屋前面的柱了。“揭”，原意是揭示、高举，这里引申为悬托。州学教授王盛担心墨池来历不能广为人知，于是书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字，悬挂在楹柱之间，又对作者说，希望能写一篇“记”。这几句写出了王盛对王羲之的表彰之意，还交代了《墨池记》的写作缘起，文笔简洁之极。在这以后，文章分作两层，推究王盛这样做的用心。第一层是：“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意思是说：我推测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由于他喜爱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他埋没不闻，因而连他的遗迹也一并重视吗？这就是王盛仰慕王羲之而言；第二层是：“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大意就是：莫非又是想借推广王羲之的感人事迹，来勉励那些州学生吗？这一层是结合王盛的特殊身份，就勉励求学者而发的。两层意思全属推测之词，因而都没有设问口气，由此可见作者用笔精细，连微小之处也不轻易放过。“勉其学者”四字，一方面点出了王盛此举的苦心，同时也是作者“记”的深意所在；再就结构而言，又可看作是上文“学岂可少”这一全文主旨的具体阐发。在推测王盛心意、点明写作缘起的基础上，作者即事生情，再次发表议论说：“夫人之有一能而使风余思”指流传下来的好作风好品德。“被于来世”指影响到后世。全文用“何如哉”三字作结非常妙，妙就妙在作者不把原意直接说破，而由读者自己去体味，这就产生了意在言外、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以“仁人庄士”的“遗风余思”必将长期流传、产生深远影响作结，这对当时的学子文人，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同时收到了深化主题的艺术功效。
曾巩在文章中，重在“论”而不在“记”，这种写法似乎远离题目，游离中心。然而，作者马上将笔锋一收，说王盛教授约自己作记，意图可能就是要劝勉后学者应像王羲之一样勤勉于学，不言放弃。这样写来不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发挥都成了题中之言，旨中之语了。前文一纵，此处一收，充分展示了作者艺术构思题是何等圆润，何等紧密。最后一笔，更是激励后学者的劝勉之辞：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会受到后人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后人对品学兼优者会怎样呢?其意不言而喻。
从题目来看，《墨池记》属于记叙古迹的那类“记”体散文，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对古迹本身的烦琐记叙，而是充分发挥其长于说理的艺术才能，紧紧围绕墨池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夹叙夹议，以议为主，无论记叙议论，都能挥洒自如。记叙部分既描写了新城的方位、地势、环境，又叙说了墨池的来历，还介绍了王羲之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理想情趣。生动别致，脉络分明。所有记叙文字，又只是作为引出议论的陪衬和发端。议论部分文笔精炼，逻辑性很强。例如，作者依据王羲之书法“晚乃善”的史实，只用一个“晚”字，便理由充足地说明了王羲之的精湛笔艺，是“精力自制”，“非天成”的道理。至于后世没有赶超过王羲之，也不是由于缺乏天才，而是“其学不如彼”，即主观努力不如他，所以最后的结论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学岂可少”上，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是刻苦学习的精神不能少。这样作者只须三言两语，便切中肯綮，收到点石成金之效；主旨一经点明，随即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了勉人为学的鲜明主题，从而使得这篇“记”体散文，成为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说理小品。
mò chí jì
墨池记
lín chuān zhī chéng dōng, yǒu dì yǐn rán ér gāo, yǐ lín yú xī, yuē xīn chéng.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
xīn chéng zhī shàng, yǒu chí wā rán ér fāng yǐ zhǎng, yuē wáng xī zhī zhī mò chí zhě, xún bó zi lín chuān jì yún yě.
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
xī zhī cháng mù zhāng zhī, lín chí xué shū, chí shuǐ jǐn hēi, cǐ wèi qí gù jī, qǐ xìn rán xié? fāng xī zhī zhī bù kě qiáng yǐ shì, ér cháng jí dōng fāng, chū cāng hǎi, yǐ yú qí yì yú shān shuǐ zhī jiān qǐ qí cháng yáng sì zì, ér yòu cháng zì xiū yú cǐ xié? xī zhī zhī shū wǎn nǎi shàn, zé qí suǒ néng, gài yì yǐ jīng lì zì zhì zhě, fēi tiān chéng yě.
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rán hòu shì wèi yǒu néng jí zhě, qǐ qí xué bù rú bǐ xié? zé xué gù qǐ kě yǐ shǎo zāi, kuàng yù shēn zào dào dé zhě xié? mò chí zhī shàng, jīn wèi zhōu xué shè.
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
jiào shòu wáng jūn shèng kǒng qí bù zhāng yě, shū' jìn wáng yòu jūn mò chí' zhī liù zì yú yíng jiān yǐ jiē zhī.
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
yòu gào yú gǒng yuē:" yuàn yǒu jì".
又告于巩曰：“愿有记”。
tuī wáng jūn zhī xīn, qǐ ài rén zhī shàn, suī yī néng bù yǐ fèi, ér yīn yǐ jí hū qí jī xié? qí yì yù tuī qí shì yǐ miǎn qí xué zhě xié? fū rén zhī yǒu yī néng ér shǐ hòu rén shàng zhī rú cǐ, kuàng rén rén zhuāng shì zhī yí fēng yú sī bèi yú lái shì zhě hé rú zāi! qìng lì bā nián jiǔ yuè shí èr rì, zēng gǒng jì.
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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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mò chí zhī shàng
平仄：仄平平仄
韵脚：(仄韵) 上声二十二养 (仄韵) 去声二十三漾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概述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考中进士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任职情况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告老还乡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散文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诗歌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家里藏书二万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编为《金石录》。所著文集《元丰类稿》50卷现存于世，有《四部丛刊》影元本。曾编校过《梁书》、《陈书》、《南齐书》、《列女传》，整理过《战国策》、《说苑》，另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元丰类稿》，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他在《辞中书舍人状》中论述应用文的历史发展时，断定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在唐、虞、夏、商、周时代。君主一方面创新政事，按百官的实绩赐与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诏、号、令、命一类的应用文诏告天下，传达君主的意图。于是君主挑选聪明、才能出众、工於语言的文学大臣载於典册，使君主的意图传布畅达，施行於天下，传於后世，这样就产生了应用文，以作为教化治理的工具。“窃以唐虞三代之君，兴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际，所以播告天下，训齐百工，必有诏号令命之文，达其施为建立之意。皆择当世聪明隽逸、工於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散扬演畅，被於简册。以行之四方，垂之万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辞中书舍人状》)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是他根据有圣君就有应用文推断出来的。因为圣君要治理国家，治国的号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径就是借“能言之士”通过文字传达，应用文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的。”盖圣君难谕之情，将欲施於号令，得当世能言之士，然后是於文辞”(《谢中书舍人表》最早的应用文见於甲骨卜辞，是现今通行的说法，曾巩认为应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辞。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其一，符合应用文为应用而产生的实际；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据考古研究的资料表明，汉字历史可远溯到五六千年前。（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曾巩应用文论》）
主要著作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先道而后文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自然淳朴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简奥而不晦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