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城失色神皆痴”出自清代龚自珍的《西郊落花歌》，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chū chéng shī sè shén jiē chī，诗句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
“出城失色神皆痴”全诗：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人但赋伤春诗。
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
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
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
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
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
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
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
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
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
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瞑目观赏尤神驰。
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
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
这是一首诗人用灵魂来表现的一阕“落花”的赞歌。全诗描写气势磅礴，感情强烈，笔力遒劲。作者运笔有如鬼斧神工，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事，以丰富而奇特的想象，缤纷而璀璨的画面，绚丽而斑斓的色彩。诗人在诗中运用了多种修辞艺术手法，透过落花随风而逝、漫天飞舞、纷纷扬扬的壮美景观，从而展示了诗人在不为世用、不为时重的挫折中，既失意苦闷而又不甘沉沦、不愿退伏的心路历程。他一反传统对落花的倾注深情、极致赞美，正是诗人对新的生命价值的追求、对个人感情的尊重的个性意识的流露。而这一切，又被艺术地、诗化地表现出来，透出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倔强精神。
全诗以新奇的艺术构思、巧妙的寓意把瑰丽的生命力量与崇高的理想相互结合起来，极写生命陨落的辉煌、生命力迸发的尽致。生命虽极辉煌而毕竟陨落，虽陨落而曾经辉煌，这就揭示了生命的瑰丽璀璨与生命的凋谢陨灭、青春的美丽与青春的易逝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规律，深深地寄托了诗人失意之中的悲哀与无奈。
而正是这种深层的悲哀与无奈激发了诗人内在的傲岸不羁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以疏狂痴想之姿态向“落花”的传统意蕴即陈旧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发出挑战，并积极探求个体生命与人生理想的真正价值所在，以期能为国家贡献自已的国量。正因如此，这一阕“奇思古艳”（谭嗣同）的“落花”狂想曲，才真的是大放异彩，震撼人心。艺术上的成功使得这首诗成了艺苑奇珍。
全诗共分为三大部分，诗的开头八句是第一部分，主要写诗人春日郊游，观赏落花，并且深深被那奇丽壮美的景象吸引、陶醉的情景。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人但赋伤春诗。”诗的开头这两旬就显得落笔不凡，作者盛赞北京西郊的落花景象是天下奇观，慨叹古人只写些伤春之词，却没有一首赞美的诗篇。接着，诗人以调侃的笔调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情趣。
“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定庵先生”是作者自称。花落了，来赏花的车马也就没有了，可诗人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买了酒，找来三四个朋友来欣赏落花。一般人只知道欣赏盛开的繁花，谁能想到那落花景象是何等绮丽，何等壮观!“出城失色神皆痴”一句，既生动地勾画了诗人和朋友们看到落花景象后那种如醉如痴的惊异神态，又为后面具体描绘落花景象作了铺垫。
诗的中间十句是第二部分。这部分是全诗的核心，笔墨最为精彩。诗人用一连串出人意想的比喻描写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
钱塘潮为杭州奇观，宋朝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潮水暴涨的时候，“吞天沃日，势极雄豪”。
昆阳战，指的是公元23年刘秀在昆阳以三千精锐一举击败王莽四十万大军的战役。诗人把落花的情景比作奔腾汹涌的钱塘江潮，又比作大破敌军的昆阳之战，气势是多么磅礴，形象是多么生动!落瓣缤纷、淡粉轻红，诗人又把它比作八万四千个天女洗完了脸，一齐倾倒下来的胭脂水，构想异常奇特，色彩非常鲜明!这样的诗句，让人好象看到那风吹落花，花逐清风，往来倏忽，上下翻飞的情景。
把落花景象比作钱塘江潮，比作激战；进而又比作天女倾倒下来的胭脂水、漂泊的奇龙怪凤、仙人乘坐的鲤鱼。最后“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一句，将特定环境中的景物与漫长时间中的感受相比，十分新奇。诗人正是以这一系列独造的比喻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来强烈地感染读者。比喻不仅新颖奇特，而且一个接着一个，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写出了落花景象的艳丽色彩和磅礴气势，而且也把那种稍纵即逝、流转变幻的奇妙之美极为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琴高，是一个有道仙人，修炼得道，骑着巨大的红鳞鲤鱼飞上天空。玉皇宫，即道教中玉皇大帝的宫殿，诗中喻指海棠树。三十六界，即道教所说的三十六层天，诗中喻指山野各处。蛾眉，指女人。
诗人把神话故事用作比喻融进诗句里，更深一层增加了落花景象的神异色彩和神秘感。在诗人笔下，那纷纷扬扬的落花，随风飘零，一会儿象东飘西泊的奇龙怪凤；一会儿象仙人琴高骑着红鳞鲤鱼飞上天空。看那树，花已落尽，就象玉皇宫殿水洗一空；看地，地上没有一点青色，到处覆盖着落花，满眼都是红色。诗人的想象力不断升腾，绝妙的把落花景象比作自己平生所遭遇的忧患，模糊、隐约、离奇、怪诞，层出不穷。
这一部分在写法上也独具匠心，连续十句都是别具特色的比喻，比喻的手法非常灵活，前四句是用明喻，中间四旬用借喻，后面两句又用明喻，句式和韵律上也有相应的变化，避免了单调呆板。
诗的最后八句，是第三部分。在这部分中，诗人熔铸佛经故事和佛典词句来抒写他的激情:“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暝目观赏尤神驰。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
三藏，是佛教典籍经藏、律藏、论藏的总称。维摩卷，指《维摩诘所说经》，天女散花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佛经。清词：清丽的词句。这里的“净土”、“西方净国，”是指佛国。绮语，佛家的说法，在佛家看来，绮丽的言辞是一种罪恶。“雨”字用作动词，花落如雨下。
在这部分诗中，诗人感情的溪水在曲折流淌，从眼前的落花景象联想到《维摩诘经》里天女散花的故事；这故事又引起他对佛国仙境的落花奇景“瞑目观赏”，心驰神往；最后，他又从佛国想到人间，澎湃的激情变为意味深长的感叹。“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既表达了诗人对佛国落花奇景的留恋与向往，也表达了他对人间落花景象的追求和渴望。
这不是一般的即景之作。联系诗人所处的时代和诗人的思想，让人轻易的从中体会到浪漫主义歌唱所包含的现实内容。
这首诗第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诗人不仅把红消香断的残春景象写得生意盎然，丝毫没有零落凄清之感，而且并不停留在对自然景物的深情咏唱上，而是通过对落花的赞美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样，不仅使一系列的景物描绘焕发出奇光异彩，而且整个诗篇也显得更加内蕴深厚，耐人寻味。反过来说，如果全诗的主旨只是为了赞美落花，那么即使写得再美，也会显得单薄浅露，给读者的感染势必淡漠得多。
此诗另外一个显著特色是譬喻奇警、想象异常丰富。诗中运用的比喻、写景状物，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手法，但是这首诗的比喻却用得格外新颖奇特。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满怀为国家改良的梦想，他的一生写下了许多诗篇，除了散佚的之外，流传下来的有六百多首。《西郊落花歌》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富于浪漫主义的诗篇。
这首诗写于1827年(清朝道光七年)的春天，当诗人怀着改革时弊的热望参加进士考试。这首诗是当时他与金应诚、汪潭、朱祖毂、龚自谷这几个人同游三官庙时写下的。诗前序：“出丰宜门一里，海棠大十围者八九十本。花时车马太盛，未尝过也。三月二十六日，大风；明日，风少定，则偕金礼部应城、汪孝廉潭、朱上舍祖毂、家弟自谷出城饮而有此作。”序里记载着写作这首诗的始末。
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虽然清王朝还保持着表面的繁荣，但清王朝的衰朽本质和没落趋势日益显现。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民生疾苦，并寄以炽烈的渴望和极大的热情。诗就是这种情志的体现。诗人对落花的深情赞美，实质上体现着他对时代感受和改革渴望。那浪潮般壮阔、激战般炽烈、神话般迷人的落花奇景，正是诗人心目中社会变革的象征；诗中对佛国仙境的追求，正是诗人在这种黑暗现实的压抑下，向往光明美好事物的曲折反映。
xī jiāo luò huā gē
西郊落花歌
xī jiāo luò huā tiān xià qí, gǔ rén dàn fù shāng chūn shī.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人但赋伤春诗。
xī jiāo chē mǎ yī zhāo jǐn, dìng ān xiān shēng gū jiǔ lái shǎng zhī.
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
xiān shēng tàn chūn rén bù jué, xiān shēng sòng chūn rén yòu chī.
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
hū péng yì dé sān sì zǐ, chū chéng shī sè shén jiē chī.
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
rú qián táng cháo yè péng pài, rú kūn yáng zhàn chén pī mǐ
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
rú bā wàn sì qiān tiān nǚ xǐ liǎn bà, qí xiàng cǐ dì qīng yān zhī.
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
qí lóng guài fèng ài piāo bó, qín gāo zhī lǐ hé fǎn yù shàng tiān wèi?
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
yù huáng gōng zhōng kōng ruò xǐ, sān shí liù jiè wú yī qīng é méi.
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
yòu rú xiān shēng píng shēng zhī yōu huàn, huǎng hū guài dàn bǎi chū wú qióng qī.
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
xiān shēng dú shū jǐn sān zàng, zuì xǐ wéi mó juǎn lǐ duō qīng cí.
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
yòu wén jìng tǔ luò huā shēn sì cùn, míng mù guān shǎng yóu shén chí.
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瞑目观赏尤神驰。
xī fāng jìng guó wèi kě dào, xià bǐ qǐ yǔ hé lí lí!
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
ān dé shù yǒu bù jìn zhī huā gèng yǔ xīn hǎo zhě, sān bǎi liù shí rì zhǎng shì luò huā shí.
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
拼音：chū chéng shī sè shén jiē chī
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
韵脚：(平韵) 上平四支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sè）人，号定庵（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农民起义。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
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龚自珍的第一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龚自珍的第二个阶段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龚自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二十三年（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1819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龚自珍的第三个阶段
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许多著名诗篇和散文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作为古文大家，龚自珍更为有名。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当然，今天看来，龚自珍提出的改革，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许多是不彻底的，有的甚至是陈腐的。当他找不到出路时，作品中就表现出孤独哀伤，甚至消极出世。
政论、抒情和艺术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2]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