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作春泥更护花”出自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五》，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huà zuò chūn ní gèng hù huā，诗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化作春泥更护花”全诗：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翻译
浩浩荡荡的离别愁绪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 离开北京，马鞭向东一挥，感觉就是人在天涯一般。
我辞官归乡，有如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但它却不是无情之物，化成了春天的泥土，还能起着培育下一代的作用。
注释
选自《龚自珍全集》
浩荡离愁：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也指作者心潮不平。浩荡：无限。
吟鞭：诗人的马鞭。 东指：东方故里。 天涯：指离京都遥远。
落红：落花。花朵以红色者为尊贵，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花：比喻国家。即：到。
落花纷纷绝不是无情飘洒，为的是化作春泥培育出更多的新花。[落红：落花。花朵以红色者居多。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诗人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借落花翻出新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为瑰丽的境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诗人看来，落花作为个体，它的生命是终止了；但一当它化作春泥，就能保护、滋养出新的花枝，它的生命就在下一代群体身上得以延续，体现出真正的生命价值－－终将孕育出一个繁花似锦、绚丽灿烂的春天！这哪里是落花的葬词？这分明是一首新生命的歌！
诗人借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抒发了自己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这两句诗也包含了这样的哲理：“落红”似乎成了无用之物，但从另一角度看，它能化泥护花，仍有价值和作用，它包含着世上的万事万物均具有两面性，“有用”和“无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关键在于观察者的视角，在于自身的价值和功用。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也隐喻了诗人虽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命运。从而形象、贴切地展示了作者为国效力的献身精神。
这首诗是《己亥杂诗》的第五首，写诗人离京的感受。虽然载着“浩荡离愁”，却表示仍然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以落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议论。“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多次给驻防上海的江西巡抚梁章钜写信，商讨国事，并希望参加他的幕府，献计献策。可惜诗人不久就死在丹阳书院（年仅50岁），无从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了，令人叹惋。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主旨：抒发了自己辞官司离京时的复杂感情，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献身精神。全诗移情于物，形象贴切，构思巧妙，寓意深刻。
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在这路途中，龚自珍一有感触便写下来，扔进篓里。他珍惜诗篇，315首诗一首都没丢。
这诗作于１８３９年（农历己亥），是诗人的代表作品。是年，诗人辞官南归故里，后又北取眷属，就在往返途中创作了这一部堪称绝唱的大型七绝组诗。这组诗忆述见闻、回忆往事、抒发感慨，艺术地再现与反映了自己生平、思想、交游、宦迹、著述的丰富阅历，标志着诗人认识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在晚年已臻新的境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诗中颇有感时忧国的力作。这首诗则表现诗人辞官的决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与使命，以及献身改革理想的崇高精神，语气乐观，形象生动，极富艺术魅力。
这首诗是作者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其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抒发离京南返的愁绪，二是表示自己虽已辞官，但仍决心为国效力，流露了作者深沉丰富的思想感情。
诗中的“落红”、“化作”两句是历来传颂的经典名句，他们一方面是诗人言志抒怀的心声，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广泛意义上的崇高人格道德境界的出色写照。诗的开拓为表现自己离愁别绪的丰富感情，诗人用了“浩荡”一词来形容“离愁”，既强化“愁”意。又体现出诗人狂放深沉的内心思绪和个性特点，这里典型的诗人本色。紧接着的“吟鞭”句，对前人诗局的化用也恰倒好处，并形成了两句相连呼应的艺术效果，仿佛能感受到诗人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的心情。最后则笔锋一转，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抒发胸臆，使全诗浑然一体动人肺腑。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是自己逃出子令人窒息的樊笼，可以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愁绪就和回归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斜晖，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诗的后两句以荷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
这首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
“浩荡离愁白日斜”写出了诗人离开京城时的感情。诗人离京时，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朽，不愿意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辞官回乡；但是他仍然为国家的命运忧愁，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命运忧愁。“浩荡”本指水势浩大，在这里喻“愁”，李煜曾有词写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以李煜亡国被囚之愁自诩，可见忧愁之深。诗人为了衬托离愁，特别把离京时间选在了傍晚，马致远散曲“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用晚景衬托离愁。诗人通过喻、衬把愁表现得淋漓尽致。“吟鞭东指即天涯”本句虽无愁字，但也能表现诗人离京之愁。天涯是指诗人家乡——杭州，马鞭一挥，离京远去，直至天涯，很难再回京城，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离别之愁，伤怀之意，含而不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诗人以落花有情自比，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作者当时愤然辞官，离别亲朋好友，愁肠百结。“浩荡”一词，除了说明愁绪之浓，还蕴蓄着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当政者的愤然、对人民生活的担忧等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
“浩荡离愁白日斜”。别离愁绪已经充塞天地、浩浩难禁，何况正值夕阳西坠，日暮摇落之际，诗人此时的心绪，便可想而知。如果借用词组结构方式分析其中的意蕴，以“离愁”为中心词的话，那么，“浩荡”是“离愁”的定语，而“白日斜”则是“离愁”的补语。“白日斜”是说作者带着离愁南归，因为愁绪郁积在胸中，所以感觉上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日薄西山。这里不说“夕阳”而取“白日”，正好与作者当时的心情相吻合，也隐喻当时国势渐颓的社会现实。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常常喜欢用落日作为自然现象和象征韶光易逝的双重手法来显示相思之烈或别离之苦。“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古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柳永《雨霖铃》）；“斜阳却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摸鱼儿》）。“吟鞭东指即天涯”。“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东指”点明了此行的目的地——故乡（浙江）。“即天涯”是说距离故乡还很远。 马鞭举处，前面便是离京师越来越远的海角天涯。元人马致远的《天净沙》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龚自珍以“浩荡”修饰离愁，以“白日斜”烘托离愁，以“天涯”映衬离愁，这种多层次的描写方法和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龚自珍的“吟鞭东指即天涯”没有直接说自己是“断肠人”而已。
按理说，龚自珍不满于死气沉沉的礼部衙门生活，毅然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准备回家乡杭州干一番事业，只身出都，有的只是对旧势力的决裂之感和憎恶之情，不应产生浩荡的离愁。唐诗人刘皂《旅次朔方》云：“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说由于迁谪到更远的地方，因此连客舍地也成为故乡了。不同之处在于，龚自珍虽说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但小时候在北京住过，又在礼部和其他机构做了十余年京官，京城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虽然龚自珍是主动要求辞职，但辞职的原因却是因为沉沦下僚，生活拮据，事出无奈，客观上是被迫离京出都。因此，“浩荡离愁”中，含有些许仕途蹭蹬，不为世用的感叹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孤独感。兼之龚自珍当时与妓女灵箫关系十分密切，《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其中一首说自己正堕入“红似相思绿似愁”的情场里，虽说灵箫并不在京师，但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的生活告别，缠绵悱恻、依依不舍的“离愁”也就难排难遣。可见，龚自珍的“离愁”内涵是丰富、复杂和多方面的。
日暮的片片飞花，撩起诗人的离愁。事业未竟，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红日西沉，今番出都，也许不再回还，作为描摹落花的能手，诗人爱“探春”，更爱“送春”，爱花开，也许更爱看花落，他曾在《西郊落花歌》中说纷飞的海棠花是到人间飘泊逗留的奇龙怪凤，把大风中海棠纷谢的奇景比作“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想像“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他对落花作过那么多美妙的比喻，而如今，诗人突然感到自己像一片飘飞的落花。辞别京都，诗人乘马车出都，一路情不能已，对着无边的落花，展开丰富的想像。官场的倾轧，沉重的氛围，窒息的人性，拮据的生活，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融为一体。
“落红不是无情物”，这里的“落红”两字。在全诗中地位十分重要。它上承“浩荡离愁”，诗人的离愁不仅有“浩荡”修饰，“白日斜”烘托，“天涯”映衬，还被动态的，由时时拂面而过的“落红”撩起。这一笔是隐藏在诗内的，因此，“落红”既是对前面离愁内涵的补充，而作为转折，它又使整首诗从离愁中解脱出来，转入下层，为全诗主题升华作了铺垫。此时诗人在想落红护花。“落红”即落花，全句的本义是说从树上飘落的花瓣并不是无情之物，而是依附地表，腐烂成泥，化作精魂，养育来年的春花。作者借自然的循环法则来自比，表示自己虽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这富有哲理的一句话，传达出诗人“不在其位，亦谋其政”的难能可贵的精神，表明了诗人无比坚定的决心，成为千古名句，激励着许多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落花决不是无情的废物，诗人辞去礼部主事之职，正是为了到家乡主掌书院，聚徒讲学，把自己的学业和思想传给生徒，以变革的热情和未来的憧憬启迪他们，为国为民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量。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正可以孕育新的春天，色彩、芬芳，正可以献给后之来者。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大自然里花开花落，本来风雨由之，无感情可言，落红说不上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只是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结合起来，把感情移向落花，才使落花也具有人的感情，从而变成有情物。落花有情，表现在去酿造新的彩色的世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至此，诗人终于把飞花般纷乱的思绪捉住，从愁思中摆脱出来，带着时代的使命感，上升到一种庄严神圣的境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飞花的独自，也是诗人与腐败的官场决裂，向黑暗的势力抗争的庄严而神圣的宣誓。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为了似锦繁花，不惜献身化为春泥。
古代诗人描写落花，一种是怨啼鸟，怪东风，叹年华，面对落花，嘘唏感叹。“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词：“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杜牧《金谷园》甚至把落花比作堕楼美人：“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把风吹花落悄无声的自然景象与美人堕楼联系在一起，以粉红的花瓣从枝头飘落比拟红粉佳人堕楼，寓有美人如花，红颜薄命，美好的事物殒于一旦的感叹，讽刺了石崇“金谷园”繁华事散，好景不长的可悲结局，而把花落比作美人堕楼，有些凄楚肃杀，充满浓郁的感伤之情。另一种把落花作为自然景物来描写，其中不乏昂扬向上的精神。“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刘慎虚《阙题》）；“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寒食》）；“花落春仍在”（俞樾试帖诗），孟浩然的《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也只见童子的浑朴天真和烂漫之趣，而无伤春惜花之情。有的充满勃勃生机，有的在飒衰中现出昂奋。但是，无论是“春城无处不飞花”，还是“花落春仍在”，比起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来，境界上要略逊一筹。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jǐ hài zá shī qí wǔ
己亥杂诗·其五
hào dàng lí chóu bái rì xié, yín biān dōng zhǐ jí tiān yá.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luò hóng bú shì wú qíng wù, huà zuò chūn ní gèng hù huā.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拼音：huà zuò chūn ní gèng hù huā
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韵脚：(平韵) 下平六麻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sè）人，号定庵（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农民起义。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
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龚自珍的第一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龚自珍的第二个阶段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龚自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二十三年（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1819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龚自珍的第三个阶段
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许多著名诗篇和散文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作为古文大家，龚自珍更为有名。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当然，今天看来，龚自珍提出的改革，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许多是不彻底的，有的甚至是陈腐的。当他找不到出路时，作品中就表现出孤独哀伤，甚至消极出世。
政论、抒情和艺术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2]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创作的一组诗集。本诗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其中第125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被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上册（部编本），五年级下册（沪教版）收录，以及五年级下册（北师大版）收录，七年级下册（2017版）还有一首《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龚自珍所作诗文，提倡“更法”“改革”，批评清王朝的腐败，洋溢着爱国热情。
全诗意象单纯，而情景浑成，比兴无端，而心迹昭然，短短二十八字，展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揭橥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生命价值观，具有涵包天地的思想和感情容量，洵称定庵诗的压卷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