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汉天孙合”出自唐代吴兢的《永泰公主挽歌二首》,诗句共5个字,诗句拼音为:hé hàn tiān sūn hé,诗句平仄:平仄平平平。
“河汉天孙合”全诗:秾华从妇道,釐降适诸侯。
河汉天孙合,潇湘帝子游。
关雎方作训,鸣凤自相求。
可叹凌波迹,东川遂不流。
舜华徂北渚,宸思结南阳。
盭绶哀荣备,游轩宠悼彰。
三川谋远日,八水宅连冈。
无复秦楼上,吹箫下凤凰。
永泰公主挽歌二首
秾华从妇道,釐降适诸侯。
河汉天孙合,潇湘帝子游。
关雎方作训,鸣凤自相求。
可叹凌波迹,东川遂不流。
舜华徂北渚,宸思结南阳。
盭绶哀荣备,游轩宠悼彰。
三川谋远日,八水宅连冈。
无复秦楼上,吹箫下凤凰。
译文:
华丽的公主离开了女性的世界,嫁给了一个诸侯。
她和天子之子河汉合一起,像帝王的女儿一样游走在潇湘之间。
关雎正在才学校习习作训,鸣凤正在互相追求。
可怜的是,她身后留下了一串失落的足迹,东川的河水再也不流过。
舜华往北渚,宸思结南阳。
佩绶悲哀地肃立着,宫殿中的花轿怀念地展示着。
三川谋望远方的日子,八水的宅院连绵起伏。
再也没有人在秦楼上吹箫,而凤凰也不再下凡。
诗意和赏析:
《永泰公主挽歌二首》是唐代诗人吴兢所作的一首挽歌。诗中描绘了一位永泰公主的一生经历和命运的转变。公主出嫁后,与天子之子成为夫妻,凭借着她的美貌和地位,成为了帝王之女一般的存在。然而,她的命运却受到了转变,她的足迹既有失落,也有遗憾。
诗中的“关雎方作训,鸣凤自相求”表达了公主在婚姻中的不幸,她与丈夫的关系没有真正的相互理解和悦纳。而“凌波迹,东川遂不流”则体现了她在东川的遗憾,东川的河流随着她的离开而不再流淌。
诗的后半部分描述了公主的离世和人们对她的怀念。她的思念与美誉由渚北延续到了南阳。佩绶和花轿的出现,展示了公主宫廷生活中的荣耀和宠爱。而“三川谋远日,八水宅连冈”则表达了公主的追求宏大理想和未来的心境。最后两句“无复秦楼上,吹箫下凤凰”,揭示了公主的离去带来的失落,秦楼的乐章中再也无法吹奏箫曲,而凤凰也不再来人间。
整首诗通过对公主一生经历和命运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她遭遇的同情和怀念之情,也凸显了诗歌中人生无常和岁月流转的主题。
yǒng tài gōng zhǔ wǎn gē èr shǒu
永泰公主挽歌二首
nóng huá cóng fù dào, lí jiàng shì zhū hóu.
秾华从妇道,釐降适诸侯。
hé hàn tiān sūn hé, xiāo xiāng dì zi yóu.
河汉天孙合,潇湘帝子游。
guān jū fāng zuò xùn, míng fèng zì xiāng qiú.
关雎方作训,鸣凤自相求。
kě tàn líng bō jī, dōng chuān suì bù liú.
可叹凌波迹,东川遂不流。
shùn huá cú běi zhǔ, chén sī jié nán yáng.
舜华徂北渚,宸思结南阳。
lì shòu āi róng bèi, yóu xuān chǒng dào zhāng.
盭绶哀荣备,游轩宠悼彰。
sān chuān móu yuǎn rì, bā shuǐ zhái lián gāng.
三川谋远日,八水宅连冈。
wú fù qín lóu shàng, chuī xiāo xià fèng huáng.
无复秦楼上,吹箫下凤凰。
拼音:hé hàn tiān sūn hé
平仄:平仄平平平
韵脚:(仄韵) 上声二十三梗 (仄韵) 入声十五合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著名史学家,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耿直敢于犯颜直谏,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几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几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编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粱、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粱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开元中,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齐翰、吴兢、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721)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