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已二年”出自隋代薛道衡的《人日思归》,诗句共5个字,诗句拼音为:lí jiā yǐ èr nián,诗句平仄:平平仄仄平。
“离家已二年”全诗: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翻译
入春已经七天了,离开家已经有两年了。
回家的日子要落在春回大地北飞的雁群之后了,但是想回家的念头却在春花开放以前就有了。
注释
⑴人日:古代相传农历正月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
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
⑵入春才七日:即人日。把春节当成春天开始,故言“入春”。
⑶落:居,落在.....后。
⑷思:思归。传说鸿雁正月从南方返回北方。
这是一首思乡诗。诗的一开头,即以工整的对仗交代了时令及离家的时日。开头二句,诗人淡淡地说出一个事实:“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笔调平淡,似乎不带什么感情,然而低吟之际,就会感觉到一股苦涩的思乡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入春才七日”好像诗人在核对一个事实:今天是正月初七,是新年的第七天。然而一个“才”字,则透露出诗人的满腹心事。诗人正在屈指计日,在作者的主观感受中新年已过去很久了,但是仔细一算,诗人只能不禁失望地说:原来入春才七天呀!——表现出作者对时间缓慢的感慨。“离家已两年”一句也说得平平淡淡,好像不带什么感情,但是将“入春才七日”与“离家已两年”连在一起吟诵细品,可以感觉到一股无可奈何的帐惘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诗人在客居生活中过了“春节”,进入了第二年。到了“人日”,入春不过才七天,不能算长。但从旧年到新春,已经跨了两个年头,因而可以说“离家已二年”。“二年”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管感受。将“才七日”和“已二年”作了一个对比,短短的七日已让人难以忍受,离乡两年的岁月又是怎么样熬过去的呢!这两句平淡质朴的诗句中表现出诗人度日如年的心情。
后二句说春花未萌发之时,思归之念已经发动。传说鸿雁在正月里从南方飞回北方,因此在后两句中作者借这个传说来抒写自己思归急切的心情。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他就盘算着回乡了,即“思发在花前”;可是现在新的一个春天已到来,眼看着春草将绿,春花将开,成队的鸿雁从头顶掠过,飞回北方,诗人却无法归去,所以说“人归落雁后”。这两句运用了对比手法,以归落在雁后、思生于花前对比。诗人清醒地估计到,不可能很快回去,但只愿落在春来即行北归的大雁之后,不肯把时间设想得再晚一些了,由此可见思归之心切。这两句写得极妙。借用春雁北归之说,抒发极想回归之情,自是联想自然贴切;早已计算归期的思想活动,也极为生动感人。寥寥十字,仿佛能使我们看到诗人翘首北望归雁、屈指计算归期的生动形象;使我们感到他不能与雁同归的遗憾,及极欲早归的焦急心情。一片深沉的乡思之情,就这样形象而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这首五言小诗写出了远在他乡的游子在新春佳节时刻渴望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普遍心理,诗人即景生情,以平实自然、精巧委婉的语言,表达出他深刻细腻的情感体验,把思归盼归之情融入到九曲柔肠之中,景中寓情,情中带景,情景交融。并运用了对比映衬手法,叙述中有对比,含蓄宛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之情,而且作者将“归”与“思”分别放在两个相对照的句子中,与题目遥相呼应,别具特色。
这首诗是薛聘陈时在江南作。薛道衡在隋初作过聘陈内史,此诗可能作于这时。
rén rì sī guī
人日思归
rù chūn cái qī rì, lí jiā yǐ èr nián.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rén guī luò yàn hòu, sī fā zài huā qián.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拼音:lí jiā yǐ èr nián
平仄:平平仄仄平
韵脚:(平韵) 下平一先
薛道衡(540~609) 隋代诗人。字玄卿。汉族,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隶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20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 8篇。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
薛道衡少孤,好学。13岁时,作《国侨赞》,颇有思致,见者奇之。北齐武平年间,以主客郎接待南朝陈使者傅□。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当时著名文人魏收说:“傅□所谓以蚓投鱼耳。”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其诗虽未摆脱六朝文学浮艳绮靡的余风,有些作品,却具有一种刚健清新的气息。如与杨素唱和的《从军行》,就是较好的边塞诗。代表作《昔昔盐》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甚至传说是其引起隋炀帝嫉妒而被杀害的原因。小诗《人日思归》含思委婉,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
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隶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20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8篇。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
少年奇才
薛道衡,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年),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字玄卿,隋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历仕北齐、北周、隋王朝,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为当时文坛领袖。
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辞藻华美,世时人称为奇才。由此以文才召世。北齐时,薛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
北齐亡,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归乡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不久又为司禄上土。
政治才能
杨坚作相时,薛道衡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参与平定王谦之乱。后又从征突厥,还朝后,被任命为内史舍人,仕途上开始有起色。当时薛道衡还兼任聘陈主使,多次往还江东,对陈朝的腐败情况了解很深,所以多次上奏隋文帝,要求对陈“责以称藩”,也就是不承认陈朝和隋对等,实有灭陈、统一南方之意。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随从晋王杨广、宰相高颎出兵伐陈,专掌文翰。隋师临江,高颖问薛道衡:“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道衡回答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世;有德者倡,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势庶政,陈叔宝峻字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土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高颖听完之后,忻然叹服,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从这里可以看出,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
在隋文帝时,薛道衡倍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因而他的名声大振,一时无双。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然而,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罹祸。
被逼自尽
薛道衡曾与晋王杨广一起伐陈,杨广对薛道衡的文才极其爱慕。隋文帝时,有一次,薛道衡被人弹劾在朝中结党,被除名,处以流放岭南。当时晋王杨广正坐镇扬州,听说这件事后,就秘密派人到长安通知薛道衡,让他取道扬州到岭南,等他到了扬州,就上奏皇帝,把他留在扬州幕府中。但薛道衡讨厌杨广的为人。就没有走扬州路,而走了江陵道。
杨广即位后,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当时的隋炀帝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慕之心,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但薛道衡不识时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奏上。薛道衡高估了皇帝的心胸,最要命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隋炀帝看了以后,大怒,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讲,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
当时,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的歹意,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已,薛道衡就说:“向使高颖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高颖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勇一边。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颖的话,隋炀帝岂能容忍。当时正是好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就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悻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隋炀帝览奏大喜,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最后逼令自尽。
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史称:“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踢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尤其长于诗作,比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幕,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论情调,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同时,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比如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绚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当时,薛道衡的诗名就极著,《隋书》讲:“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可见其成就之高。
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70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
不善谋身
出身世家,天资早慧,成人后文名大著,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为一代文章宗师的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在每一朝都主要从事秘书工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他写文章用心很专,“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每有文章写出,人们“无不呤诵焉”。隋文帝杨坚每次谈到他,总是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
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以防北周侵犯,遗憾的是这一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未被执政者所采纳,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令伐陈后,担负指挥重任的高颎特意找到薛道衡,要他分析和预测战争形势,薛道衡纵论天下态势,明确指出隋必胜、陈必亡,从而彻底打消了高颎心头的疑虑。高颎对薛道衡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然而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薛道衡也是如此。薛道衡的“短”,用隋文帝杨坚的话说,就是“迂诞”,也就是为人迂阔,不得“转”。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诫之以迂诞”,然而薛道衡就是改不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改),结果由此得祸。隋文帝开皇年间,薛道衡因受株连除名,流放岭南。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时任扬州总管,想拉拢他,便派人传话,要他取道扬州去岭南,打算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然而薛道衡历来看不惯杨广的为人,不乐意去晋王府工作,于是取道江陵而去,不给杨广面子。杨广即位后,仍旧对薛道衡存有一丝爱慕之心,外放他到番州去做刺史。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只过了一年多,便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杨广同意他回京,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薛道衡到京后,却呈上一篇长文《高祖文皇帝颂》,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杨广读了此文,气得要命,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中的作品,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但杨广隐忍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治他的罪。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便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要他夹紧尾巴做人,他也不听。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同僚说:“要是高颎不死,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高颎是文帝朝宰相,相当能干,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此话传到杨广耳中,他怒不可遏,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你怀念高颎吗?”于是下令逮捕他,并给他安上一个“悖逆”的罪名,命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
薛道衡如此“迂诞”,总不给杨广面子,他由此得祸,虽然让人深感痛惜,却不使人觉得意外。只是给他定一个“悖逆”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介书生,手无一兵一卒,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他如果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当然不会如此“迂诞”,也不会遭此大祸了。薛道衡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
说到薛道衡的“迂”,《隋唐嘉话》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才华横溢,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有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为所和之诗最佳,其中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众大臣惊叹不已,高呼厉害。当然使隋炀帝嫉妒。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后人依据此类记载,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不善于矫饰,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迂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