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句

“重云到地翻盆雨”的全诗出处及翻译赏析


“重云到地翻盆雨”出自宋代张耒的《夏日七首》,诗句共7个字,诗句拼音为:zhòng yún dào dì fān pén yǔ,诗句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

“重云到地翻盆雨”全诗

《夏日七首》

重云到地翻盆雨

蕲簟纱厨与夏宜,法曹腰腹大何为。
重云到地翻盆雨,却是幽人稳睡时。


赏析


《夏日七首》是宋代张耒创作的一首诗词。以下是这首诗词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蕲簟纱厨与夏宜,
法曹腰腹大何为。
重云到地翻盆雨,
却是幽人稳睡时。

中文译文:
蕲簟和纱帐是夏天的宜居之物,
法官的腰腹为何如此肥胖。
乌云压低,倾盆大雨,
然而这正是幽居者安稳入睡的时候。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词以夏日为背景,通过描绘夏天的景象和对幽居者的思考,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

首先,诗中提到的蕲簟和纱帐是夏天常用的凉席和蚊帐,暗示了夏季的炎热。作者通过这一描写,展现了夏天的特点和人们对于凉爽的渴望。

接着,诗中提到了法曹腰腹大的情景,这是对官员腐败现象的讽刺。法官本应公正廉洁,但作者却发现了他们的腰腹赘肉,暗示了他们可能沉迷于享乐和贪污腐败。

然后,诗中描绘了乌云压低、倾盆大雨的景象。这一描写表达了夏季的雷雨天气,形容了雨势猛烈。然而,作者却指出这样的天气恰恰是幽居者安稳入睡的时候。这里通过对比,表达了幽居者与外界的隔离和对宁静生活的向往。

整首诗词通过对夏天景象和幽居者的描绘,展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思考。作者通过对比和讽刺,表达了对于炎热夏季和社会现象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宁静和安稳生活的向往。

“重云到地翻盆雨”全诗拼音读音对照参考


xià rì qī shǒu
夏日七首

qí diàn shā chú yǔ xià yí, fǎ cáo yāo fù dà hé wéi.
蕲簟纱厨与夏宜,法曹腰腹大何为。
zhòng yún dào dì fān pén yǔ, què shì yōu rén wěn shuì shí.
重云到地翻盆雨,却是幽人稳睡时。

“重云到地翻盆雨”平仄韵脚


拼音:zhòng yún dào dì fān pén yǔ
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
韵脚:(仄韵) 上声七麌

作者简介


张耒北宋文学家,擅长诗词,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全宋词》《全宋诗》中有他的多篇作品。早年游学于陈,学官苏辙重爱,从学于苏轼,苏轼说他的文章类似苏辙,汪洋澹泊。其诗学白居易、张籍,如:《田家》《海州道中》《输麦行》多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风格平易晓畅。著作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续拾遗》一卷。《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作者介绍


张耒的作品风格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张耒的生平

  张耒原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后迁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区)。马端临《文献通考》作“谯郡人”,秦少游《书晋贤图后》记载:“独谯郡张文潜与余以为不然……”,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年),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年-1085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年)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年)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年),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年),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年)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年)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年)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年),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张耒的文学地位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论文学创作渊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在《答李推官书》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对他有“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答张文潜书》),张表臣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张右史文集序》)。他擅长辞赋,《哀伯牙赋》抒发曲高者孤独无与,媚众者身安得志的愤闷,《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辞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复小斋赋话》)。议论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汪藻称其诗“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宋史》本传也说他至晚年,诗风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诗歌取材广泛,在很多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仓前村民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曲洧旧闻》卷五引),晁补之亦谓“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题文潜诗册后》)。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熹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朱子语类》卷一四○)。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草堂诗余》正集卷六沈际飞评)。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即有多种刻本传世:罗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张龙阁集》三十卷,张表臣刊本《张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谯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见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 

张耒的介绍

  张耒(lěi),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楚州淮阴人。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殁于政和四年(1114年),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神宗熙宁进士,历任临淮主簿、著作郎、史馆检讨。哲宗绍圣初,以直龙阁知润州。宋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苏门四学士之一。“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但常失之粗疏草率;其词流传很少,语言香浓婉约,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代表作有《少年游》、《风流子》等。《少年游》写闺情离思,那娇羞少女的情态跃然纸上,让人羡煞爱煞,那份温情美妙真是有点“浓得化不开”。著有《柯山集》、《宛邱集》。词有《柯山诗余》,赵万里辑本。后被指为元佑党人,数遭贬谪,晚居陈州。

张耒的评价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耒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在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相继辞世后,仍作为文坛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宋史·文艺传》称其:“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

张耒的评价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张耒的文集版本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url]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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