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河千里走黄沙，浮殿西来动日华。
可道新声是亡国，且贪惆怅后庭花。
《杂曲歌辞·水调》是唐代诗人吴融创作的一首诗词。这首诗以凿河千里走黄沙、浮殿西来动日华为题材，表达了新声的传来标志着亡国的来临，且诗人对此感到悲伤愁怅。
诗词的中文译文为：
凿河千里走黄沙，
浮殿西来动日华。
可道新声是亡国，
且贪惆怅后庭花。
诗意和赏析：
这首诗词通过描绘凿河千里走黄沙和浮殿西来动日华的景象，表现了一种即将亡国的警示和危机感。凿河千里走黄沙可能指的是水河被疏通或改道，导致大片的黄沙向下游流动，象征着国家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浮殿西来动日华则可能代表了外来势力的入侵，使得国家剧变不安。
诗的下半部分表达了诗人对新声的评价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新声可能指的是新的音乐、歌曲或者文学形式的兴起。诗人认为新声带来的只是亡国的灾难，这里的亡国可以理解为国家的衰败和灭亡。后庭花指的是宫廷中的花朵，可贪表示对其的眷恋和怀念。诗人以贪惆怅（怅惘忧伤）而形容对后庭花的感情，表达了他对国家衰败的伤感和无奈。
整首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通过具象的意象和寓意的象征，揭示了诗人对国家危机的忧虑和对国家命运的悲伤。虽然篇幅不长，但诗词中蕴含了深情和思考，展现了诗人对社会变革的痛感和对国家的关切。
zá qū gē cí shuǐ diào
杂曲歌辞·水调
záo hé qiān lǐ zǒu huáng shā, fú diàn xī lái dòng rì huá.
凿河千里走黄沙，浮殿西来动日华。
kě dào xīn shēng shì wáng guó, qiě tān chóu chàng hòu tíng huā.
可道新声是亡国，且贪惆怅后庭花。
吴融，唐代诗人。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融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卒于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享年五十四岁。他生当晚唐后期，一个较前期更为混乱、矛盾、黑暗的时代，他死后三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也就走入历史了，因此，吴融可以说是整个大唐帝国走向灭亡的见证者之一。
吴融对于诗歌的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在他为贯休所写的〈禅月集序〉中，全篇序文大致前半叙写他对诗歌的看法，后半描述贯休行止以及他与贯休的交谊，其文曰：
夫诗之作者，善善则咏颂之，恶恶则风刺之，茍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于气血，何所尚哉？自风雅之道息，为五言七言诗者，皆率拘以句度属对焉。既有所拘，则演情叙事不尽矣。且歌与诗，其道一也。然诗之所拘悉无之，足得于意，取非常语，语非常意，意又尽则为善矣。国朝为能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厥后白乐天为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而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迩来相 学者，靡漫浸淫，困不知变，呜呼！亦风俗使然。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矧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后略）
综合此段文字所述，可以整理出吴融于诗歌有三个重要观念：
重颂咏讽刺之道
从吴融的三百零一首诗歌创作中，可以发现表现颂咏讽刺之道者，几乎在各种题材中，皆有出现。如前文「寄赠酬答」一类提到的〈赴阙次留献荆南成相公三十韵〉、〈寄尚颜师〉、〈赠方干处士歌〉等诗，皆是实践「善善则颂咏之」的作品，如〈赠蛖光上人草书歌〉“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江南有僧名蛖光，紫毫一管能颠狂。人家好壁试挥拂，瞬目已流三五行。摘如钩，挑如拨。斜如掌，回如斡。”在「登临游旅」一类中更是不乏批评、讽刺之作，如〈金桥感事〉一诗，就是他对朝廷错估情势，轻率用兵之事，委婉的表达批判之意，也透露出他希望与外族和平共处的反战思想；其它如〈华清宫二首〉、〈华清宫四首〉所表达的讽刺之意，更为强烈，如其〈华清宫四首〉之一：
中原无鹿海无波，凤辇鸾旗出幸多。今日故宫归寂寞，太平功业在山河。
诗中提到帝王出幸，实是讽刺安禄山乱起，明皇偕贵妃仓皇奔蜀，而晚唐僖宗也曾因黄巢之乱奔蜀，相似情境的重复上演，今昔对比，使得吴融的讽刺更加真实而深刻。 而「咏人、咏物」类中，〈平望蚊子二十六韵〉、〈卖花翁〉等诗，也都隐含深刻的讽刺，如其〈风雨吟〉诗云：
官军扰人甚于贼，将臣怕死唯守城。又岂复忧朝庭苦弛慢，中官转纵横。李膺勾党即罹患，窦武忠谋又未行。又岂忧文臣尽遭束高阁，文教从今日萧索。（后略）
诗中对于官逼民反，将臣怕死，宦官乱政，朋党为祸表达了他最深的忧虑，又对于忠良不行，文教不兴的情况感到忧愁。 诗歌表现讽颂之道，可上追至《诗经》的传统，吴融又特重「风雅之道」，显示吴融具有儒家的宗经思想。在这样的价值思想体系之下，又适逢晚唐的纷乱，吴融的诗歌确实能够切合「善善则颂咏之，恶恶则讽刺之」的思想，表现相当抢眼。
尚实用教化之功
吴融强调诗歌讽上化下的实用价值，显示他重视诗歌实用教化的功能，他重颂咏讽刺之道。而他在〈禅月集序〉中，提到白乐天的「讽谏五十篇」即指乐天的〈新乐府〉五十首，吴融美其为「一时奇逸极言」，这类讽刺的作品，正是白乐天自己最为看重的部分，吴融更同意张为将乐天列为「广大教化主」，显示吴融对于乐天诗歌能够实现教化大众之功能的赞赏，更有仿效乐天之作，如吴融的〈卖花翁〉一诗对富贵人家垄断春色的批判，正是模仿乐天〈新乐府－卖炭翁〉的题目和立意而作，内容则效乐天〈秦中吟十首－买花〉，且讽刺更为曲折委婉，却又直指重心。为了实现教化群众的功能，诗歌的俚俗、白话是很重要的，吴融虽有尚实用教化的想法，也确实作有不少讽刺味道浓厚、具实用价值的诗歌，但若以诗歌语言来衡量其教化大众之功效，吴融恐怕是微乎其微的。在其近体诗中，语言是相当雅化的，其着重声律、用典等艺术表现技巧，是跟随着晚唐文坛唯美文学风格而走的，诗虽不浓艳，却十分的文人化，他与罗隐、杜荀鹤、聂夷中等人一样生逢乱世，一样内心矛盾痛苦，不同的是罗隐等人诗尚俚俗质朴，作品多激愤浅切而吴融作诗偏好典雅精工，表现出较多凄恻哀婉的情调，因此，实用教化的功能是较不明显的。但这并不表示吴融全无语言浅白之作，其古体诗有些作品或字句的使用，就表现了俚俗浅白的风格，如〈首阳山〉：
首阳山枕黄河水，上有两人曾饿死。不同天下人为非，兄弟相看自为是。
遂令万古识君心，为臣贵义不贵身。精灵长在白云里，应笑随时饱死人。
此诗用字平浅，无令人难解的用典或譬喻，直陈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事。「上有两人曾饿死」、「应笑随时饱死人」两句，更是白话得不能再白话了，全诗借首阳山咏怀古人古事，表达为人臣者，当有贵义不贵身的精神。又如上文所引〈赠蛖光上人草书歌〉云：「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江南有僧名蛖光，紫毫一管能颠狂」，以及〈赠广利大师歌〉：「化人之心固甚难，自化之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自化元须有其志。在心为志者何人，今日得之于广利。三十年前识师初，正见把笔学草书」云云，皆是用字简单，语句浅白之作。
作为一个儒家色彩浓厚的诗人，儒家强调圣人教化的思想，对吴融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正因为儒家的政治教化、经世济民思想，让吴融在面对江河日下的晚唐国势时，始终没有逃离，最后卒于翰林承旨任内。
重实斥诡怪之风
吴融在〈禅月集序〉中，又表示了对李贺「刻削峭拔飞动文彩」及「洞房蛾眉神仙诡怪」诗风的不满，他认为「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作诗亦然，怎能无关乎教化，因此，对于李贺「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这样靡丽香艳，又或者如「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终南日色低平湾，神兮长在有无间」这样神仙鬼怪之诗是十分排斥的。吴融较常表现的是个人的乡愁旅思，其诗写来淡泊清疏，含蓄的吐露凄凉的韵致，如〈雨后闻思归乐二首〉其一：
山禽连夜叫，兼雨未尝休。尽道思归乐，应多离别愁。
我家方旅食，故国在沧洲。闻此不能寐，青灯茆屋幽。
全诗以听觉的描写为主轴，写吴融旅途中听闻山禽、细雨以及思归乐，思乡的愁绪就在这一连串声响的催化下涌现，使他彻夜难眠。又如〈忘忧花〉：
繁红落尽始凄凉，直道忘忧也未忘。数朵殷红似春在，春愁特此系人肠。
此诗用忘忧花为题，却写满腹愁肠，吴融的愁思，就在这强烈的对比中，倾泄出来。由此看来，吴融是多愁的，他对于身世飘零，报国无望的怅恨，反映在诗歌上，是将视野收束到自身以及身边所见所闻的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中，他表现凄凉、淡泊、自嘲、矛盾等情绪。不似李贺因功名不遂又多病苦吟，诗歌表现进入「鬼境」。 然吴融自己或因与创作「香奁体」的韩偓同榜，又曾同任翰林，又或许受文坛唯美风气影响，也有一些较为艳丽的作品，如其和韩偓的〈无题〉三首、〈倒次元韵〉等。另外如〈赋得欲晓看妆面〉诗云：
胧胧欲曙色，隐隐辨残妆。月始云中出，花犹雾里藏。
眉边全失翠，额畔半留黄。转入金屏影，隈侵角枕光。
有蝉隳鬓样，无燕着钗行。十二峰前梦，如何不断肠。
描写清晨目睹女子前夜未卸的妆容，这种闺房绣阁才会有的旖旎景象，与「香奁体」是同调的。但是吴融的这类作品不到十首，数量相当有限。历来论者多将吴融与韩偓、唐彦谦并举，认为其诗风偏于绮丽，此论显然有欠公允。另外，从其交游中，也不难发现他重视文学当为现实服务的观念，其所往来者诸如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对于诗歌都是主张揭露社会黑暗、直陈时弊的，诗歌表现更是尚俚俗、质朴、浅切，而且对政治社会批判的态度，比吴融有过之而无不及。再看到吴融的诗歌，其用典常援引《诗经》、《史记》、《左传》等书，可以推知其思想以经、史为主轴，而经学与史学又是最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两大部门，因此，吴融强调诗歌的颂咏讽刺、现实教化功能，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知道吴融是一个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文人，认为诗歌要具有「歌颂」及「讽刺」的两个作用，以反映国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和人民的生活疾苦，实现讽上化下的社会功能。也因此他反对脱离现实的神仙鬼怪、浮绝绮艳之作。
吴融，唐代诗人。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吴融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卒于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享年五十四岁。他生当晚唐后期，一个较前期更为混乱、矛盾、黑暗的时代，他死后三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也就走入历史了，因此，吴融可以说是整个大唐帝国走向灭亡的见证者之一。
吴融从僖宗咸通六年（865）开始参加科举，一直到龙纪元年（889 ）才中举，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登第之后的吴融仕途并不顺遂，先是随韦昭度入蜀平乱，无功而返；回到朝廷曾官至侍御史，又遭人谗言，遭贬荆南；干宁三年（896）才被召回京城，任礼部郎中，后入充翰林学士，官至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 ）不幸遇上朱全忠犯上作乱，致使吴融逃出京城，流落阌乡；天复三年（903）才再度被召回任翰林，迁承旨，最后卒于任翰林承旨一职任上。观其一生，宦海浮沉，几度受到重用，旋即被贬或流落他乡，这与晚唐动荡不安的政局，有很大的关联，混乱的政治局势，导致吴融漂泊一生，也造就了他矛盾忧郁的个性，以及笼罩着淡淡哀愁的诗歌。
唐末的政治在朋党、宦官、藩镇同时危害之下，在位君王又多半年幼昏庸，天灾、兵祸不断，社会各种乱象、弊病丛生，对晚唐衰颓国势的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人民生活也在繁重的赋税压力下，更显艰困。民不聊生的惨况，加上政治社会的乱象，对一向细腻敏感的诗人是很具影响力的，面对政治上种种乱象的无力感，让诗人们以诗笔表达胸中不满的情绪，以诗直陈社会乱象激愤直切者，希望发挥积极讽谏的效果；消极失望者则将关心的焦点射向自身，或纵情声色或避世远祸，诗风则呈现轻巧绮丽或淡泊凄清；更有一群诗人，长期接触低下阶层民众，深知民间疾苦，自身又长年贫病交迫，诗作多奇险寒狭之风。除了政治、社会与文坛风气影响之外，与朋友的交游，往往也会影响一个人，吴融所往来的朋友，除官场上的长官、同僚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这些诗人如释贯休、皮日休、陆龟蒙、方干、韩偓等，对吴融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吴融诗歌所呈现的风貌，是丰富而多元的，他既有直指当世的讽刺之作，也有纸醉金迷的艳情之作，更有崇尚淡泊闲适或寒狭僻涩之作。吴融的诗歌创作题材，大致可分为「寄赠酬答」、「登临游旅」、「咏人咏物」、及「个人抒怀」四类，虽然各种题材都呈现不同的内容，表达不同的主题思想，但最特别的是，无论何种题材的创作，都多少表达了吴融在仕与隐之间的矛盾，这种左右为难的情绪，与晚唐混乱矛盾的社会，形成一种奇特的兼容现象。而吴融的艺术表现一如他的诗歌，呈现多元的写作风貌。在体式上，吴融主要创作近体律绝，其中又以七律为最，他同时兼擅各体，但数量不多；在声律方面，吴融对于平仄、用韵的要求相当精细，着重声律与诗歌内容的相辅相成，使得音节和谐雅正；在用典方面，吴融无论用事、用辞，经常援引经史，却又无陈腔滥调之失，反而能收曲折达意之功，同时能以明用、暗用、活用、反用等方法，使诗歌虽用典而不板滞；在修辞表现上，能运用迭字、色彩、对仗等手法，配合视、听等感官，使诗歌细腻而鲜活的呈现读者眼前。然历来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多囿于对晚唐诗气格卑弱，无风骚气的成见，或认为其为亡国之音，不值一谈，甚至针对吴融极少数的艳丽之作，评其靡丽，凡此种种，所论不公。吴融以其独特的诗笔，反应现实，抒写心志，在时代一片衰飒、靡丽之音中，仍不愿逃离现实，不忍弃苦难中的百姓而去，以至于处处表现矛盾、犹豫、哀伤、忧郁、淡泊等情调，而这样的情调与晚唐的时代氛围是非常相似的，如此多面相的反应时代特色的诗家，岂能简单的用「绮丽」二字评定其不足为论，而将吴融摒弃在晚唐诗歌研究之外呢！更何况吴融部分句式参差，语言俚俗浅白的一类诗作，极有可能是宋、元以降，词曲创作师法的源头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总之，吴融生在唐末乱世，诗歌也反映了整个时代风貌，作为一个从唐末接轨至宋元的桥梁式人物，绝非「绮丽」二字足以道尽，将吴融放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上，就能看到他在文学史上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及价值。
时代背景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即一蹶不振，到了晚唐正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时期，先后有牛李党争、王仙芝之乱、黄巢之乱、李克用、朱全忠等攻掠诸州。吴融生当晚唐后期，处境较前期更为混乱，前期还有所谓的「会昌之治」（841-846）、「大中之政」（847-859），虽是昙花一现，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有力挽狂澜，恢复大唐盛世的志向。吴融生当宣、懿、僖、昭四朝，经历了挥霍无度的懿、僖二朝，二帝沉于逸乐，不思国政，导致宦官专权，藩镇为祸越烈，即使后来的昭宗有心力图振作，也难以挽回颓势，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终究难逃灭亡的命运。
社会背景
晚唐的社会极其混乱，由于藩镇割据，连年征战，农田荒芜，经济萧条，人民流离失所，生活艰困，但地方官吏仍逼迫人民缴交繁重的赋税，官逼民反的结果，使得人心思变，一旦有人登高一呼，人民便群起反抗，民乱由是而生。甚至连军队都时有叛变，杀主帅以自代，自称留后的。连象征国家的军队都出问题，显示了国家整体的基础已岌岌可危。
诗坛背景
晚唐的诗坛，是个艺术光芒焕发的时代，近体诗发展至此，已臻成熟，诗人写句属对，无不精工细致，举凡平仄、押韵、用典、炼字，无不精巧。诗歌艺术之美发展到极高的境界，但是或因诗人才力不足，使得诗歌易流于词藻的堆砌；或为了平仄、押韵的需求，字句间显得连结性太弱，过于牵强，诗歌变得精雕细琢，却了无生气。也由于大时代的动乱，宦祸、党争、藩镇，消磨掉诗人救世的情志，在无力回天之余，晚唐诗人不再具有盛唐诗人的豪迈潇洒，也失去了中唐诗人勇于抗争的革命精神，他们转而关心自身，或消极避世，或纵情歌酒，因此后代评论家多不重晚唐诗，鄙其气韵卑弱。
然仔细的分析起来，晚唐虽无足以引领诗坛走向的诗界泰斗或文学集团，但晚唐诗风仍可大致区分出三条主要的创作趋向：一是承袭元白一派，诗歌内容强调描写社会现实，指陈时弊，文字倾向通俗浅显的创作趋向；二是承接温李一派，有着唯美文学倾向，着重丽藻华辞的创作趋向；三是继承韩孟姚贾一派，用字奇僻，表达寒苦情状的创作趋向。而这三种创作趋向，在晚唐各家的创作中，往往是交错复杂的。于吴融而言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