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酒行行满袂风。
草枯霜鹘落晴空。
销魂都在夕阳中。
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
当时何似莫匆匆。
【注释】：
原序：予女须家沔之山阳，左白湖，右云梦，春水方生，浸数千里 ，冬寒沙露，衰草入云。丙午之秋，予与安甥或荡舟采菱，或举火罝兔，或观鱼下；山行野吟，自适其适；凭虚怅望，因赋是阕。
白石此词作于三十二岁，是怀念合肥情侣最早的作品之一。白石与其相识于合肥赤兰桥，那里春则杨柳依依，冬则梅雪溶溶，他们都妙解音律，白石作词，伊人歌之，其乐陶陶，不啻神仙眷属矣。可是造物弄人，天妒馨香，白石与爱侣最终分袂，这成为白石一生“情结”所系。白石与合肥女子最后之别在三十七岁那年。然而，似乎在最后一别之前许久，白石就已预感到爱情的悲剧性质，以致其怀人之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沉痛深哀的悲剧气氛。
词前有序。序前半篇写山阳之壮观。女须同女媭，指姐姐，白石幼年即住在姐姐家 ，在汉阳之山阳村，太白湖、云梦泽（代指湖泊群）环抱左右。春水生时，连几千里。冬寒水退，荒草接天。后半篇写游赏之快乐 。丙午即淳熙十三年（1186），这年秋天，词人与外甥（名安）昼则荡舟采菱，夜则举火捕兔（罝，捕兔网 ），有时则观看捕鱼（竹木制的栅栏，用来断水取鱼）。山行野吟，真似自得其乐 。然而，末尾笔调突转：“凭虚怅望，因赋是阕。”原来，游赏之乐竟丝毫不能弥补词人悲伤的心灵。序末正是词篇的引子。
“著酒行行满袂风 。”起句写自己带了酒意在原野上奔走，秋风满怀，便觉天地之寥廓 。“草枯霜鹘落晴空 ，”举目清秋，恙草接天但见一只苍鹰从晴空中直飞落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此二句极写天地之高旷 ，便见出词人之“凭虚怅望”。于是由景生情，写出下句 ：“销魂都在夕阳中 。”歇拍极精辟，将情与景、人与宇宙融为一境。境界随夕阳之无极而无限展开，忧伤亦随夕阳之无极而生生无已。有夕阳处有忧伤。忧伤冉冉弥漫于此夕阳无极之境界中。原来上二句所写天地之高旷，竟似容不下词人无限之惆怅。“销魂都在夕阳中 ” ，可媲美于周邦彦《兰陵王》名句“斜阳冉冉春无极 ”。词人究竟为何销魂如此？“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歇拍意脉已引发下片。起到上勾下连，承前启后的作用。
“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 。”过片二句对偶，写想象中之情人对己的刻骨相思。上句想象伊人忧伤欲老 。四弦指琵琶，周邦彦《浣溪沙》云：“琵琶拨尽四弦悲 。”合肥女子妙解音律，故白石词多次写到其所用乐器 。如《解连环》云：“为大乔能拨春风 ，小乔妙移筝。”伊人满怀幽怨沉恨，倾注进琵琶之声，琵琶之声可以怨，但又何能真个解恨？在声声怨恨中 ，伊人亦红颜渐老。白石本年三十二岁，合肥情侣年龄谅在三十以下，何至言老？“思君令人老”《古诗十九首》，故老之一字，下得沉重。不仅写出合肥情侣对自己相思成疾，亦写出自己对合肥情侣相知之深。不仅如此。白石合肥情遇之深亦于此句见出。合肥情侣与白石皆妙擅音乐，乃是知音。可见其爱情之内蕴原是极高雅亦极深厚。善于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从对方的角度来刻画双方的情深意重和相思之苦，是白石情词的一个特色。如“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鹧鸪天》），“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踏莎行》）。以及本词这两句。下句写伊人梦中相觅之苦。山长水阔，天遥地远，伊人纵然梦飞千驿，也难寻到自己倾诉衷情啊。词情仿佛晏小山《蝶恋花》“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如此惨淡之句，竟成为爱情悲剧之预谶。白石与合肥情侣含恨终身，当非偶然。梦中亦意难平，人生必多恨事。重逢难，梦中相逢亦难。词人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万千感慨和无限遗恨 ：“当时何似莫匆匆。”痛恨当时与情侣匆匆分别，而今天各一方，重逢难期，无限深悲巨痛，化于一句之中。实则当日之别，必有不得已之缘故。今日之追悔，便属无可奈何，这是白石一生的一大恨事。结句与晏殊《踏莎行》“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相若。
全词整体构思颇见白石特色。序与词，上、下片，皆笔无虚设，一脉关联，而又层层翻进，实为浑然一体。序中极写游赏之适意，既引起词中无可排解的忧伤，又反衬忧伤之沉重。上片极写天地之高旷、夕阳之无极，实为下片所写相思之深远、伤心之无限造境。
纵观全幅，序作引发之势，上片呈外向张势，下片呈内向敛势，虽是小令之作，亦极变化开阖之能事，此是尺小兴波之一法。
此词是白石怀人系列词之序曲。白石怀人词始于此年 ，终于四十三岁时所作之两首《鹧鸪天》，中间经历之十余年历程 ，这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一段经历，成为白石创作歌词的深厚的情感源泉；白石所作之情词，俱深沉幽邃，寄意深微。在宋代文学史上，白石怀念合肥女子之系列词 ，与于湖怀念李氏之系列词、放翁怀念唐琬之系列诗，先后辉映。具是至情至性之人所留之性情之作。
huàn xī shā
浣溪沙
zhe jiǔ xíng xíng mǎn mèi fēng.
著酒行行满袂风。
cǎo kū shuāng gǔ luò qíng kōng.
草枯霜鹘落晴空。
xiāo hún dōu zài xī yáng zhōng.
销魂都在夕阳中。
hèn rù sì xián rén yù lǎo, mèng xún qiān yì yì nán tōng.
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
dāng shí hé sì mò cōng cōng.
当时何似莫匆匆。
姜夔，南宋文学家、音乐家。人品秀拔，体态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往来鄂、赣、皖、苏、浙间，与诗人词家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交游。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有《白石道人歌曲》等。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
姜夔（jiāng kuí 1154—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与姜石帚并非一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南宋词人。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早有文名，颇受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推赏，以清客身份与张镃等名公臣卿往来。人品秀拔，体态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工诗词、精音律、善书法、对词的造诣尤深。有诗词、诗论、乐书、字书、杂录等多种著作。
幼年随父宦居，青年时代曾北游淮楚，南历潇湘，后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是个浪迹江湖、寄食诸侯的游士。他一生清贫自守，耿介清高，终生布衣。
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姜夔词题材广泛，有感时、抒怀、咏物、恋情、写景、记游、节序、交游、酬赠等。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描写了自己漂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自己不得用世及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有如孤云野鹤般的个性。
概述
南宋江湖词派的清空骚雅来源于姜夔。而姜夔的清空、骚雅分别源于苏轼、辛弃疾。苏辛都是无意为词的，他们的清空、骚雅都是通过诗歌化的途径实现的。姜夔在引诗济词方面和苏辛是相同的，但他有意为词，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南宋江湖词派理论和创作就是阐释和普及这种清空骚雅词风的。
清空
清空是宋词的一种创作风格。张炎《词源》中谈到了两种类型的清空，一种以苏轼为代表，另一种以姜夔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以诗为词，指出宋词向上的一路。但在具体的方法上还有显著的差异。苏轼蔑弃一切法度，把词变成一种长短句的新体诗。陈师道说他“以诗为词”，李清照则批评东坡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尔”。这种不够本色的词风在南宋初中期成为词坛的主流。其时词品迅速的提高，而词却朝着非本色化的方向越走越远。直到姜夔登上词坛，这种风气才有所改变。姜夔以有意的心态从事词的创作，认真探讨词的各种法度。姜夔论词的资料不多，涉及到词的字面、句法和章法，还有超越这些具体法度的活法。此后，吴文英、沈义父又提出了一种质实的词法，即选曲填词、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的基本法度。质实与清空都是一种化用才学的法度，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但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张炎就是以沈义父的质实为基础构建清空的。他把这种浅易平实的词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极要用工，旬锻月炼中，看到了法度背后的自然而然；从不蹈袭前人语意中，发现了清空中的意趣；从簸弄风月、陶写性情中，悟出了风月之外的骚雅。后来陆辅之《词旨》传张炎词法，说《词源》指迷之要，尽在清空。而这种清空词法包括清真词的典丽、白石词的骚雅、梦窗词的字面和梅溪词的句法，类似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从词法的取去上融通了江湖词派内部的两种创作风格。
骚雅
宋词以“骚雅”为审美理想，这是由词体的特质决定的。词原名曲子词，所谓的曲子就是从西域各国传入的燕乐。这种胡夷里巷的俗乐，以其娱人娱己，导欲助淫的独特魅力流行极广。但是燕乐并不是专为词体而专设的，它也不需要借助词体而流传。隋唐时代的曲子和词之间多有龃龉，有些词就是当时的歌诗，如李益、李贺的歌诗，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甚或天下以为歌词；而绝大部分词是各行各业的人歌唱他们的生活，敦煌曲子词内容庞杂，题材丰富，涉及到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宏开境域，凡百涵容，无所不至。”（任二北《敦煌曲子初探》）这些所谓的“词”，只不过借用曲子的调便于记诵而已。《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雅词选集，它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花间集》所选体裁多为小令；内容以言情为主，其他题材也是从言情派生出来的。这些“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和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欧阳炯《花间集序》）的诗客曲子词，不仅适合于歌唱，还具有主题专一情感丰富、言情小词归诸雅正的特点。遗憾的是入宋以后，纵欲享乐，不思进取之风大炽。荡子思妇变成了狎客妓女，狂嫖豪赌取代了春闺秋怨。柳永的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词风靡天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些文人士大夫词也和民间俗词一样的品位低下。究其缘由，主要是由词乐淫靡所致。柳永以后的词人，往往舍词乐而论词。苏轼引诗而济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充实了词的情感内容，指出宋词诗化的道路。这种以诗为词之风到南宋辛弃疾时达到高潮。辛弃疾词器大声宏，借助诗歌的手法达到了情感的骚雅。姜夔恪守法度，用言情咏物、节序风物等近俗的题材，通过比兴寄托、咏物吟志等常用的抒情方式，也达到了词意的骚雅。
根据张炎《词源》对清空、骚雅的描述，姜夔的清空出自苏轼，骚雅脱胎于辛弃疾。和苏辛不同的是姜夔把词的创作纳入一定的法度。他根据自己对音乐精神的理解，改造唐宋乐谱，使市井俗乐与传统雅乐的精神相通；他总结化用才学的法度，从众多的典故中汲取其共同意义，把具体的情感升华为空灵模糊的意趣；他用近俗的题材，表现出雅正的情感。他从词体的特征出发，因势而利导，随俗而雅化，使清空与骚雅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宋人以才学为词，抒发的情感比较空泛。沦落江湖，远离政治风波，使江湖词人抒发的情感多是一种清雅的意趣。姜夔词的情感是孤云野飞、去留无迹的意趣，由于它无所定指，以致《暗香》、《疏影》的主题千余年来尚无定论。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风尘小吏的词作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感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为主，并具有结体为虚的特点。张炎、王沂孙等人抒发的是宋社既屋的亡国之痛、遗民故老的黍离之悲，这种情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之上。散处江湖，与社会现实比较隔膜，促成了空灵情感与骚雅人品的结合。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创作风格和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张炎认为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是趋向“清空”的，而审美理想是趋向“骚雅”的。到了姜夔的笔下，才把它们绾结起来。姜夔恪守本色，一切从法度出发，这使清空和骚雅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姜夔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雅化，南宋中后期词人极工极变，皆不出姜夔的划域，并且各具姜夔的某种风格特征。后来这些相近的风格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词学流派。这就是以姜夔为典范的南宋江湖词派。而江湖词派的三部词法，两部词选，还有频繁的词社聚会，都是在实践和传递姜夔的清空骚雅词法。像这样同时具备词人、词作、词选、词论、词社等五种因素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出生考证
姜夔出生地东流水桥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依据学界共识，姜夔出生于公元1155年。
不过存在疑问的是，这一年，姜夔在哪里出生了呢？
鄱阳县姜夔文化研究会会长姜清水长期以来对此进行了考证。他说，鄱阳县姜氏一脉相承，虽然鄱阳姜氏族谱几经重修，但根据他掌握的各种版本族谱，谱中都有“白石堂”，并在几次的修谱谱序中都提到尧城东流水桥是祖居地。
世事变迁，如今鄱阳县早已没有东流水桥这个地名，姜夔出生地究竟在鄱阳何方？为了寻求“东流水桥”的具体位置，姜清水苦苦寻觅，直到鄱阳县文化研究者朱贵安告知：“东流水桥就在鄱阳县七条巷。”姜夔文化研究会另一成员姚道生在翻查民国县志时，也偶然发现，他的手抄本上有“东流水桥”的记录。
在民国志稿《交通卷》中见有一段这样的字样：“东流水桥：在城北隅画锦坊，泄城西北隅水至刘家塘，穿城出。”更令他们兴奋的是，在一份《乾隆志》手抄本上又找到了“画锦坊”的记载：画锦坊、承流巷（八条巷）、艮止巷（九条巷）。从鄱阳县《民国志》与《乾隆志》上可以看出：东流水桥用以是泄城西与城北之水。如今要重新找到“东流水桥”的位置，就需在鄱阳县老汽车队沿老县委、桐子园，刘家塘而东入东湖，在如今的七条巷与八条巷之间。
2010年的4月，在鄱阳县城看到的东流水桥原址，桥已不复存在，只是保留了泄水的地下通道。如此，就可以勾划出东流水桥的具体方位了，也就是鄱阳镇五一北路至东流湖小学段下水道处。东南是现今的人民银行、东北是商业局、西南是老法院、西北是湖管局，不到半平方公里范围内。
姜清水说，至此可以认定，姜夔出生地在人民银行、商业局、湖管局这个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夔父名噩，祖籍在饶州所辖的德兴县。绍兴三十年进士，以新喻丞擢知湖北汉阳县。因生计和应试之便，举家迁鄱阳县入籍。鄱阳是赣东北的门户，扼水陆交通的要冲，物产富饶，商贾云集。宋室南迁后，人口激增，钜子显达，来往此间，更日见其繁荣。夔出生于书宦门第，幼年随父受教，擅长诗词，熟谙音乐；复得父辈文墨交往的感染，城市歌舞的熏陶，为其爱好和学识的长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姜夔少年丧父，曾随姊生活。得亲友介绍，就学于诗词名流千岩老人萧德藻，得其赏识，并娶其侄女为妻。夔为人清高，不汲汲于功名，一生困顿。终其身为布衣；但以诗词、音乐及书法与人交往，藉此谋取生计。自青年时期起，他就广为交游，往反羁滞于江淮湖杭之间；结识了当时宿儒名士如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人，丰富了学识，提高了诗词和音乐的创作水平。词至南宋已发展到高峰，词家辈出，取材广泛，笔调不一，斑烂缤纷。但一般词人所作，多依传统词格填制；有的已拗口，不易歌唱。姜夔因娴通音律，于通用词调外，每自创词牌，自制新调曲谱，并能吹弹伴和；旧的词调经他的手笔，有因词意和演唱所需而破格出新者，如平韵《满江红》。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只有北宋的周邦彦在自作词曲方面，能与他相提并论，世人因称“前有美成，后有尧章”。姜夔的诗，风格高秀，继承和发展了江西诗派的风韵，有《白石诗集》传世。清代诗人朱彝尊在《重锓裘司直诗集序》中论江西诗派时说：“继萧东夫（即萧德藻）起者，姜尧章其尤也。”他的词曲更为后世所推崇。姜夔和吴文英等成为南宋前期词家婉约派主要代表，上继“花间”（《花间集》），强调音乐性，被认为是词家的正宗。姜夔词的风格是：清新峻拔，立意幽远，炼字琢句，倚声协律。
《白石道人歌曲》收词八十首，其中十七首带有曲谱。《扬州慢》、《杏花天影》、《凄凉犯》、《暗香》《疏影》、《徵招》、《角招》等十四首是他自创的词调和乐曲；三首是填词配曲的，内有一首填的是范成大的《玉梅令》。这十七首，每首定有宫调，并以宋代工尺字谱（与今流行的工尺谱有所不同）斜行注节，扣于字旁。这些有谱的词调是他一生中文艺创作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可资研考演唱的丰厚遗产，对南宋后期词坛创新和词式上的格律变化有很大的影响。白石创制的词调《扬州慢》，是他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孝宗淳熙三年（1176）冬，他二十二岁，自汉阳出游，途经金人两次蹂躏、惨遭兵燹的扬州，看到昔日繁华的商业都城，已是“市尘尽荠麦，号角吹宵寒”，更显得空荡凄凉。眼前的景象和爱国的情思，激起他强烈的感情，用警辟对比的词藻度成此曲，传为佳作。光宗绍熙二年（1191），他在名诗人杨万里家，得聆一琵琶艺弹奏久已失传的《醉吟商朝渭州》古调，他虚心学习了该曲的品弦法，填词编成了清新的《醉吟商小品》。后到合肥，目睹边城一片离索，感怀古英雄之伟烈，创作了寓意深远的犯曲（中有转调变化之曲）《凄凉犯》。同年，范成大已告老还乡，姜夔应范的邀请，往访范于吴县（今苏州）的范村。他赏梅游览后，创制了《暗香》、《疏影》两曲献给范。范令其婢-歌女小红“肄习之”。音节清婉美妙，范赞赏不已，后来就将小红赠给了姜夔。夔诗《过垂虹》云：“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廿四桥。”即咏此事。姜夔在吴兴寄居时间较长，后期还写了《鬲溪梅令》和拟古乐调的《角招》、《徵招》等歌曲。这些拟古乐调对我国古乐歌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白石歌曲的《词引》中，可知姜夔曾对《楚辞》的“九歌”皆注律吕，琴曲亦注指法，这说明他除对古曲音律有研究外，古琴的弹奏也是精通的。他晚年曾参考浙江民间风俗歌曲，创作了“越九歌”；又曾按七弦琴演奏伴唱的风格，写下了骚体《古怨》琴歌，抒发他对山河破碎、身世凄凉、世道坎坷的怨恨和悲叹。姜夔以他多方面的才华，不断地交游和研究，卓然成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庆元三年（1197），姜夔将多年来对音乐的研究和意见写出了《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各一卷，呈献给朝廷，用以议正乐典。他十分注重琴学，在《七弦琴图说》中阐述了南宋时代的古琴宫调，提出了分琴为三准（自一徽至四徽为上准，四徽至七徽为中准，七徽至龙龈为下准），三准各具十二律。各述了转弦合调图，总述了取琴“应声”之法等。这些撰著对我们研究中古音乐和古琴等乐器的演奏是有很高价值的。两年后，姜夔又向朝廷呈上了《圣宋饶歌十二章》，再次希望获得朝廷采纳和提拔任用，但未成功。这些乐议和乐章直到姜夔死后十年，理宗才“诏以夔所进乐议、乐章付太常（掌管宗庙礼仪音乐之官）”。夔为人清高，荦荦不羁。曾与抗金主战的大臣名将张浚之孙张鉴结为至交，并长期得其资助。鉴死后，夔生计日绌，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官禄。晚年多旅食抗嘉湖之间。当寓居武康时，与白石洞天为邻，有潘转翁者号之曰：“白石道人”。夔答以诗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唤作白石仙，一生费齿不费钱。”用以自解其清苦。他在饱经颠沛转徙的困顾生活后，嘉定元年（1208）病卒于临安（今杭州）水磨方氏馆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始获就近安葬。姜白石一生困蹇，怀才不遇，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对他的词调音乐，我国民族音乐史学家杨荫浏著有《白石道人歌曲研究》一书，论证泽注极详，可资参考。
人物记载
鄱阳人。萧东夫德藻爱其词，妻以兄子，因寓居吴兴之武康，与白石洞天为邻，自号白石道人。（《绝妙好词笺》卷二） 夔长于音律，尝著大乐议（详载《宋史·乐志》），欲正庙乐。庆元三年，诏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与议大乐。时嫉其能，是以不获尽其所议，人大惜之。（陆钟辉刻本《白石道人诗集》引《吴兴掌故》）
夔学诗于萧千岩，琢句精工。（《鹤林玉露》卷十四）
尝为自叙：“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内翰梁公，于某为乡曲，爱其诗似唐人，谓长短句妙天下。枢使郑公爱其文，使坐上为之，因击节称赏。参政范公成大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万里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友。复 州萧公，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是年作诗，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爱其才，又爱其深于礼乐。丞相京公不特称其礼乐之书，又爱其骈俪之文。丞相谢公爱其乐书，使次子来谒焉。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如二卿孙公从之、胡氏应期、江陵杨公、南州张公、金陵吴公及吴德夫、项平甫、徐子渊、曾幼度、商翚仲、王晦叔、易彦章之徒，皆当世俊士，不可悉数，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若东州之士，则楼公大防、叶公正则，则尤所赏激者。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关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顾，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齐东野语卷十二）
夔晚居西湖，卒葬西马塍。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续书谱》、《绛帖平》等书传世。姜词有汲古阁《宋六十家词》本、江都陆氏《姜白石诗词合集》本、王氏四印斋所刻《双白词本》、许氏榆园丛刻本、朱氏《强村丛书》本、沈氏逊斋影乾隆十四年张奕枢刊本。其自度曲，并缀音谱，为研求宋词乐谱之主要资料。
合肥情事
白石生平有一段情事，铭心而刻骨，常于其文字中露出鳞爪，而总是语焉不详。半个世纪前，夏承焘先生细细寻绎勾沉，终于使这段情缘较为完整地浮出水面。大致的情况是，姜白石早年曾客居合肥，与一对善弹琵琶的姊妹相遇，从此与其中一位结下不解之缘，却因白石生计不能自足而不得不游食四方，遂无法厮守终老。姜白石诗中提及此一情事的，只有《送范伯讷往合肥》绝句三首，而他的词中，据夏承焘先生的研究，与此情有关的有二十二首之多，占其全部词作的四分之一，足见其萦心不忘。前人多因不晓本事，常常责其费解，王国维甚至有“白石有格而无情”之讥评。可事实上，白石用情之专之深，在两宋文人中只有陆游差堪比拟。这也使得他的词具有极为感人的品质，诚如夏承焘先生所说的，“在唐宋情词中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