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1]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2]；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3]；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
灵何惟兮水中；
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
流澌纷兮将来下[4]；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5]。
【注释】：
[1]：通“汝”。
[2]：音“罗”。
[3]：音“回”。
[4]：音“护”。
[5]：音“余”。
①女(ru3汝)：汝，你。九河：黄河的总名，前人说是黄河到兖州境即分九道，故称九河。
②冲风：隧风，大风。横波：聚起波浪，扬波。
③骖螭(can1 chi1餐吃)：四匹马拉车时两旁的马叫“骖”。螭，《说文解字》：“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或日无角曰螭。”据文意当指后者，那么“骖螭”即以螭为骖了。
④崑崙：山名，黄河的发源地。今作昆仑。
⑤极浦：水边尽头。寤怀：寤寐怀想，形容思念之极。
⑥灵：神灵，这里指河伯。
⑦鼋(yuan2元)：大鳖。逐：追随，跟从。文鱼：有斑纹的鲤鱼。
⑧渚(zhu3主)：水边。《国语·越下》：“鼋龟鱼鳖之与处，而鼃(蛙)黾之与同渚。”下注：“水边
亦曰渚。”这里泛指水，“渚”当为押韵。
⑨流澌(si1斯)：古代成语，意思就是流水。《楚辞·七谏·沉江》“赴湘沅之流澌兮”等可证。
⑩交手：古人将分别，则相执手表示不忍分离。
⑾美人：指河伯。南浦：向阳的岸边。
⑿邻邻：一本作“鳞鳞”，如鱼鳞般密集排列的样子，媵(ying4硬)：原指随嫁或陪嫁的人，这里指护送陪伴。
【简析】：
本篇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楚人淫祀的特色，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
河伯本指黄河之神，至战国时代人们把各水系的河神统称河伯。当时楚国国境未达黄河，所祭的只是河神。
据考本篇可能是记叙河伯与洛水女神前期相恋之事。一是因为洛水在黄河之南，不是远离楚国的其它水系；二是因为洛水女神正是宓妃。宓妃性情放荡，曾与后羿相恋，故有后羿“射夫河伯”，“眇其左目”，河伯上告于天帝请诛后羿之事。
我和你河伯游在九河之上，
大风吹起河面上掀动波浪。
随你乘着荷叶作盖的水车，
以双龙为驾螭龙套在两旁。
登上河源昆仑向四处张望，
心绪随着浩荡的黄河飞扬。
但恨天色已晚而忘了归去，
惟河水尽处令我寤寐怀想。
鱼鳞盖屋顶堂上画着蛟龙，
紫贝砌城阙朱红涂满室宫。
河伯你为什么住在这水中？
乘着大白鼋鲤鱼跟随身旁，
随你河伯一起游弋在河上，
浩浩河水缓缓地往东流淌。
你握手道别将要远行东方，
我送你送到这向阳的河旁。
波浪滔滔而来迎接我河伯，
为我护驾的鱼儿排列成行。
【赏析】
河伯即黄河之神，河神是尊贵的地祗，商周以来一直列入祀典的主要对象，而楚国虽一向十分重视祭祀活动，但早先似乎只祭祀楚国境内的江汉等河。《左传·哀公六年》曾记载这么一件事：“(楚)昭王有疾，卜日：‘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榖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可知春秋时代楚昭王因为黄河不在楚国地望之内，所以不肯祭河伯。而据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程恩泽《国策地名考》的考证，战国时楚国的势力范围已达到黄河流域的南侧，故陈子展以为这时“楚国王室祭祀河伯，已经不算违犯‘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的什么大道理，也就是不违犯他们的先代昭王的遗教了。”(《楚辞直解》)不过，也有学者如姜亮夫认为《庄子·秋水》以及《外篇》诸篇皆言河伯事，“则南楚传河伯之事最丰盛，不得以不祀河为说”(《屈原赋校注》)。总之，不论楚祀河伯起于何时，在屈原的时代，确有此事，当可无疑。
今人多以为《九歌》各篇中表现人神恋爱的内容颇多，郭沫若认为本篇的内容是“男性的河神和女性的洛神讲恋爱”(《屈原赋今译》)，河洛之神相爱虽有来历，但《九歌》的主旨是祭神，是在歌颂天神地祗人鬼，河神是黄河的代表，那么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为什么不可表现其伟大呢？况且，诗的文本中又没有“隐思君兮啡侧”(《湘君》)、“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之类明白显示相思的言辞可作直接的证据，因此，本诗不妨理解为主祭者随着河神对黄河所做的一番巡礼。
此诗一开头，就以开阔的视野，通过主祭者的眼睛对黄河(河神)的伟大雄壮进行了描述。大风起兮，波浪翻腾，气势非凡。河神遨游黄河，驾着水车，车顶覆盖着荷叶。驾车的是神异的飞龙，两龙为驾，螭龙为骖，是何等的威赫。
河伯驾驭龙车，溯流而上，一直飞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来到昆仑，登高一望，面对浩浩荡荡的黄河，不禁心胸开张，意气昂扬。所遗憾的是天色将晚还忘了归去。昆仑虽是作者的故乡（帝高阳的发祥地），但他所怀念的家却是在遥远的河上。看到这里，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屈原认宗亲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他对楚国楚君和楚国人民的精诚之爱。他愁思未解时，往往想到故乡(昆仑)。河伯看到故乡后就很悲伤，悲伤之后还是得回到家里(对屈原来说就是郢都)。这种情愫既在《离骚》、《远游》等篇中都有明显的流露，那么在本诗中应是又一次表现。
那么河伯的家又是怎样呢？是锦鳞披盖的华屋，是雕绘蛟龙的大堂，紫贝堆砌的城阙，朱红涂饰的宫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于水下本是极自然的。居所如此的华美，却为何还要发问呢？对此，过去一些解说有点勉强，联系上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但内心的矛盾对于有着博大胸怀的河伯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来仍乘着白色的灵物大鳖，边上跟随着有斑纹的鲤鱼(按：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中有神人驾龙车，鲤鱼在旁边游动的画面)，在河上畅游，看到的是浩荡的黄河之水缓缓而来，这一幕场景显得宏大而深沉。
最后，当河伯欲再往东行时，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别，主祭者送他(按：“美人”在屈赋中多指贤人或所怀念者)到面南的水边分手处。河伯巡视于黄河下游，那波涛滚滚而来，热烈地欢迎河伯的莅临，那成群结队排列成行的鱼儿伴随着河伯，为他护驾。这里的人物关系转换很明确，主祭者告别后，波涛欢迎、鱼儿随从的对象只是河伯。末一个“予”字，不仅点出了主人公，而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暗示了楚国人民对作者的感情。 (王宏理)
jiǔ gē hé bó
九歌 河伯
yǔ nǚ 1 yóu xī jiǔ hé, chōng fēng qǐ xī shuǐ yáng bō
与女[1]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chéng shuǐ chē xī hé gài, jià liǎng lóng xī cān chī 2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2]；
dēng kūn lún xī sì wàng, xīn fēi yáng xī hào dàng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rì jiāng mù xī chàng wàng guī, wéi jí pǔ xī wù huái 3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3]；
yú lín wū xī lóng táng, zǐ bèi quē xī zhū gōng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
líng hé wéi xī shuǐ zhōng
灵何惟兮水中；
chéng bái yuán xī zhú wén yú, yǔ nǚ yóu xī hé zhī zhǔ
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
liú sī fēn xī jiāng lái xià 4
流澌纷兮将来下[4]；
zi jiāo shǒu xī dōng xíng, sòng měi rén xī nán pǔ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bō tāo tāo xī lái yíng, yú lín lín xī yìng yǔ 5.
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5]。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汉族，出生于楚国丹阳，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等。在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著作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
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理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作品风格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湖北秭归人，芈[mǐ]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据推测生于公元前342年3月6日，卒于公元前278年4月26日。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对于屈原的忠而见疏，后世诗人阵志岁遥为郁结，其诗《屈原》云：“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 此不仅对爱国者屈原，也是对历代“王之荩臣”（《诗·大雅·文王》）的由衷忾惜；不只对当时楚王，也是对其他昏暗君王的一深刻批判。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4月26日（农历五月初五），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就是因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会议中的历史上的该年“当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因为那一年正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也是其他三位文人逝世的“大年”。类似的活动后来也曾举行过多次，如迦梨陀沙、海涅、陀思妥也夫斯基为1956年“世界三大文化名人之一”）
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第一次流放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 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2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
第二次流放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自尽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生于前340，死于前278）。
出生
屈原的出生日期，自古以来有很多人研究，一直到解放后考古文物的出土才定为公元前340年。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的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
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 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
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 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也称庚寅日出生的男子为贵。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这符合屈原的自述。
取名
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我降生在寅卯年孟春月的庚寅日，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正则”，字叫做“灵均”。屈原的父亲伯庸很有学识，伯庸为儿子取名“平”，又起名“正则”，取字“原”又用字“灵均”这一对名和字相结合的含意是“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而高平曰“原”这里正含有了屈原的一对名和字，其中名“正则”与“平”相结合，则意法天，字“灵均”与“原”相结合，则意法地。法天和法地，这正是父亲希望儿子所能做到的人格要求和处事原则。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释为符合《史记》中所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
经历
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公元前340年12月21日）。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诞生于楚国丹阳，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为贵族参与了楚国的巫术活动。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学者称：“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敬仰和崇拜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因为怕祭屈原之米被鱼虾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这种形色。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把粽子系上五彩丝线，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中国端午节习俗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 明、清时期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但端午和中秋也变得重要，后来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
关于屈原出生地，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发表文章称屈原生活的战国正值剧烈动荡的时代，楚国由于受到秦国的压迫，疆土不断东移，导致楚国的都城和楚国贵族的食邑也一再变化，而屈原一生，更是处于不断的颠沛流离中。
河南西峡县一带流传的屈原故事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当地还有与屈原传说相关的碑刻资料。西峡县有回车镇，“回车”得名于屈原代表作《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的诗句。回车镇有村名“屈原岗”，其地处于秦楚之间的大道上。“相传战国时张仪使楚，离间楚、齐关系，许诺将秦商一带地方送给楚国。后来秦背割地之盟，楚怀王一怒之下，不顾三闾大夫屈原的再三谏阻，亲自率兵伐秦，结果败北，行至一土岗想起屈原，仰天哀叹，悔不听他之劝阻，后人即称此岗为屈原岗”（《西峡县志》）。在现存屈原岗碑，“青石质，碑阳横刻‘地以人传’四个小字，下竖刻‘屈原岗’三个大字，碑阴为清人邱铭勋撰写的序文，时为清宣统三年（1911年）。”屈原岗上有屈原庙，每逢端午，香火不绝，体现了当地人民对屈原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秭归县位于长江北岸的卧牛山麓，形似一个倾斜的葫芦，故有“葫芦城”之称。因城墙石头叠砌而成，又叫“石头城”。秭归县城东门外，牌坊“屈原故里”系郭沫若手书。旁两块石碑，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从唐宋以来，经数次迁址修葺，后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水位升高，于1976年修建此祠。现位于秭归城东向家坪。改名为“屈原纪念馆”。三峡工程的兴建，屈原祠将再次迁建。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
《荀子.不苟篇第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虽然”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但，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以贬为主班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