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首二句从象征时光流逝的白日写起。句式与曹植《赠徐干》中“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相同，表现出光景西驰，白驹过隙，盛年流水，一去不再的忧生感情。只不过阮诗未写“白日”匿于何处，曹诗落实是“西山”。一偏于形象、一偏于说理；一重在写景起兴，一重在寓意象征故也。“去此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闻人倓说“去此”指“去魏盛时”，谓曹魏之盛在俯仰之间转瞬即逝。由此可知，首句“朝阳”、“白日”之谓，不仅象征时光袂忽，且有喻指曹魏政权由显赫繁盛趋于衰亡，一去不返，终归寂灭的深层寓意。在这里，诗人把人生短促的挽歌与曹魏国运式微的感叹交融在一起，双重寓意互相交叉、互相生发，置于诗端而笼罩全篇，下十二句，均受其统摄。
先是“人生若尘露”二句，以“人生——天道”的强烈对比，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在“悠悠”天道和永恒的宇宙中，曹魏政权都去若俯仰，何况区区一介寒士，不过如尘似露，倾刻消亡罢了。
下“齐景升丘山”四句，再用齐景公惜命，孔子伤逝的典故，极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韩诗外传》曾记载齐景公游牛山北望齐时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言毕涕泪沾襟。《论语·子罕》则记载孔子对一去不返的流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齐景公登牛山，见山川之美，感叹自身不永痛哭和孔子对流水的惜逝中，诗人对个人命运和对国运的双重忧虑，比先前的比喻和对比更深了一层。
如此袂忽的人世，诗人将如何自保？值此深重的忧患，诗人又如何解脱？“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十字，乃大彻大悟语。末六句，诗人断《楚辞·远游》、《庄子·渔父》两章而取其文意。前四句，取《远游》“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句意，谓：三皇五帝既往，我不可及也；后世虽有圣者出，我不可待也。不如登太华山而与赤松子游。赤松子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与仙人同游而有出世之想，语出《史记·留侯世家》：“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末二句隐括《渔父》句意，表明要摆脱“怀汤火”、“履薄冰”（第三十三首《咏怀·一日复一夕》）的险恶处境，籍以自保和解脱，只有跟从赤松子，追随渔父，即或仙或隐，远离尘世之纷扰，庶几可以避患远祸，得逍遥之乐。——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幻想。仙则无据，隐亦不容，所以终究还是要跌回前面所描写的阴暗世界。
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日趋残酷激烈。司马氏为篡魏自代，大肆杀戮异己，朝野人人侧目，亦人人自危，诗人也屡遭迫害。既要避祸全身，又要发泄内心的忧患与愤懑，因此，只能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以冷淡的语言表达炽热的感情；以荒诞的口吻表现严肃的主题。这首诗即运用神话、典故、比兴和双重寓意的写法，致使其诗意晦涩遥深，雉以索解。钟嵘《诗品》说阮籍《咏怀诗》“厥志渊放，归趣难求”。可谓诗界知己。
yǒng huái bā shí èr shǒu qí sān shí èr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二
zhāo yáng bù zài shèng, bái rì hū xī yōu.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qù cǐ ruò fǔ yǎng, rú hé sì jiǔ qiū.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rén shēng ruò chén lù, tiān dào miǎo yōu yōu.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qí jǐng shēng qiū shān, tì sì fēn jiāo liú.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kǒng shèng lín cháng chuān, xī shì hū ruò fú.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qù zhě yú bù jí, lái zhě wú bù liú.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yuàn dēng tài huà shān, shàng yǔ sōng zǐ yóu.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yú fù zhī shì huàn, chéng liú fàn qīng zhōu.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
阮籍 3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阮籍啸台
一陂春水一荒台，魏晋风流杳难追。欲觅阮踪成一恸，啸声孤起我徘徊。
这是一位游客在阮籍啸台前写下的诗句。穿过尉氏县县城东部的一条小巷，可以看到一汪清水陪伴着那个孤傲灵魂身影的土台，那汪清水是尉氏人所称的东湖。这的确有些符合阮籍的性格，也符合尉氏“啸台清风”之景的记载。
据记载，阮籍啸台原“高15丈，阔2丈，有层3楹”，在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和民国四年（1915年）曾多次重修，可惜在日寇进犯尉氏时被毁。而今，阮籍啸台看来更像一座土堆，或者是遗落在闹市中的土岗，其上杂树丛生，有游人经常攀登的小径。登上去，放目远眺，阳光灿烂，东湖之上波光粼粼，令人不禁浮想联翩，回想起阮籍的那个年代。
众所周知，曹魏、司马两个政权推行的都是血腥味十足的极权统治。统治者用强硬的手段御下，制造党锢之祸来对付士人，士人们只好以柔制刚，用喝酒、佯狂等手段与当权者作顽强而坚定的斗争，于是便有了风韵脱俗、才情过人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洒脱不羁的风度让后人景仰，而其代表人物——阮籍，更是令人为之折服。有人甚至这样评价：魏晋时代失去了阮籍，整个时代将会黯然失色；有了阮籍，魏晋时代才能让人神思遐往，不停追逐。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所谓的啸，就是撮着嘴吹口哨。在古时候，啸是一种音乐，有专门的乐章，可惜早已失传。据《世说新语·栖逸》记载：阮籍吹的口哨可以传几百步远。一次，阮籍去拜访隐居在苏门山中的孙登。他向孙登提出了很多问题，可孙登冷漠如冰，连眼珠子都不动一下。阮籍无奈，就干脆对着孙登吹起了口哨，这下孙登开了尊口：“请再来一次。”阮籍再次长啸，然后就下山了。到了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啸声，原来是孙登在长啸不已，以示与阮籍志同。受到孙登啸声的感染，阮籍写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
据了解，后人十分尊重阮籍，苏轼等名人曾经登啸台赋诗。如今，阮籍啸台已成为尉氏县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深圳建锦绣中华景观时曾来函索要阮籍啸台的照片，该古迹现已载入《中华历代名人名胜典》。福建阮姓人士已建议在尉氏召开世界阮姓联谊会，百余名各界知名人士已联合倡议举民力重修阮籍啸台。可见，阮籍啸台的开发不仅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尉氏乃至开封的开放和经济发展。
阮籍墓
阮籍墓共有两处，一为阮籍墓遗址，在河南开封市尉氏县县城东南15公里的小陈乡阮庄村。清朝乾隆年间，大学士阮元曾书墓碑，碑高2．3米，宽0．65米，厚0．26米，正中镌刻“魏关人候散骑常侍嗣宗阮君之墓”14个隶书大字，左边镌刻“大清嘉庆十二年钦差兵部侍郎兼河南巡抚”，右边镌刻“提督军门实授浙江巡抚古尉氏阮元敬书”，下体38个字。其笔法矜持庄重，波磔分明，是尉氏县所存隶书碑刻中最好的。墓地原来有祠宇，可惜被黄水淹没，祠毁墓淤。1986年，阮氏族人集资建了新坟茔。
一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内西南角花盝北岗21号四十三中学内，此为衣冠冢。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建。现有墓冢，墓碑。碑为清光绪二十四（1898年）年立。1981年经整修，下以青灰色砖砌成，上覆封土堆，通高约1.85米，呈圆锥形，底径约5.3米。1982年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金陵琐志九种·凤麓小志》：“山旁有阮步兵籍墓。明万历间，李昭掘得石碣，有‘晋贤阮’三字已。又得半段曰‘籍之墓’，因以为步兵葬于此。籍生长中原而埋骨江左，意者南渡之际举族东迁，舆榇以至与。”顾文瑗《瓦官古迹考》名其地为阮生里。如今在四十三中学的校园内。
广武山
广武山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山上有城，是为广武城，城分东西，中隔一涧。为当年刘邦、项羽对峙处。
据《荥泽县志》载，广武山“山势自河边陡起，由北而南，绵亘不断……峰峦尖秀，峭拔数十丈，朝霞暮烟，变态万状”。广武山历来为古代的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
广武山上有一条由南向东北的巨壑，历史上称为“广武涧”，这里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公元前203年，汉军趁项羽东击各地之机，出兵夺取成皋，后屯兵广武，阻楚西进。楚王项羽急忙率兵西来，亦屯兵广武，和汉军隔涧对垒，两军在此连番争夺，相持数月，最终因楚军缺粮，军心涣散，加上韩信也出兵击楚，项羽被迫与汉约和，以“鸿沟”（即“广武涧”）为界中分天下。
阮籍登广武山观楚汉战场时，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实为登胜迹而怀古，借古讽今！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是当之无愧的新形式，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对曹雪芹
研究阮籍其人、其诗，难免让人想到《红楼梦》——阮籍的狷狂痴态、朦胧的诗篇、如履薄冰的处境以及对心理平衡的艰难追求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现象吗其实，若论阮籍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毫无缘由。
首先，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另说号“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的诗句，用阮籍（世称阮步兵）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红楼梦的影响
此外，《红楼梦》的朦胧意境与阮籍的《咏怀》诗很相似。阮籍的诗朦胧曲折，仅“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两句，就有三种以上的解释,至今难以定论。《红楼梦》书中也曾提到阮诗，黛玉教导香菱学诗时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里谈到了“阮”，足见作者对阮籍的重视。不过，这段话还隐含了一个问题：中国诗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诗佛、诗圣、诗仙、陶、谢、庾、鲍、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时代，便数三曹七子了。而《红楼梦》中只提了一个在当时年辈较小、存诗较少的应玚来代表建安作家，对才高八斗的子建、开一代文风的曹操和首倡“诗赋欲丽”的曹丕都故意避讳，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句中可见，曹雪芹不仅世袭了建安曹氏的风骨，也承继了正始诗人含蓄曲折的风格。书中象这样闪烁其辞者不计其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其说《红楼梦》在写作上颇具匠心，不如说它象阮籍扑朔迷离的《咏怀》诗一样煞费苦心。
阮籍与曹雪芹之间的诸多联系，增强了笔者比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将通过四个相似点具体分析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
（一） 时人多谓痴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都有“痴”的特征。《晋书·阮籍传》：“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时人多谓之痴。”《红楼梦》的篇头诗即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描绘宝玉的《西江月》词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曹雪芹“痴”的自述以及对宝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与阮籍的“时人多谓痴”酷似，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点是他们的“痴”都由于和“时人”不同。
阮籍和《红楼梦》中的宝玉都曾经被统治者所重视——阮籍受过当时持掌朝廷大权的司马昭的关心和庇护,司马氏甚至用联姻来拉拢他。（参见《晋书·阮籍传》和《晋书·何曾传》）宝玉也深得贾府至尊贾母的宠爱，其实，贾政对他的严厉也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爱。然而，得到当权者关爱的前提是他们必须顺服。正因为他们不安于头上那片庇荫，他们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现实社会要抛弃他们，是他们在摒弃黑暗社会。他们都很孤独，但那是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大凡历史先行者每每以痴狂的反常形态为当时世俗所不容，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即是两个典例。
阮籍的放达形象常被视为魏晋风度的化身，他曾创造过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记录，然而他的神志却始终是清醒的。正始时期，由于阮籍的影响，阮氏家族以清谈闻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达也被列入竹林七贤，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效仿，却遭到了阮籍的反对。他之所以阻止儿子放浪纵恣，“盖以浑（阮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了。”（戴逵《竹林七贤论》）他担心儿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蕴含着老庄玄学的思想积淀，埋藏着愁肠百转的世事忧苦，其精神实质是难以效仿的。险恶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将灵与肉分开，形醉而神不醉。（见拙作《阮籍现象的文化意蕴》，《求是学刊》1996年3期）《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从行为到精神几乎也构成了魏晋风度，透过他与阮籍的相似点，我们不难体会出宝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进一步从同中求异，相比之下，贾宝玉对“古今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张锦池《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社会观念的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1996年2期）比阮籍单纯的对曹魏政权的失望、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意义更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个别的（魏晋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红楼梦》是对所有封建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痴、狂在阮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富有精神价值了。
（二）谁云玉石同?
阮籍《咏怀》第五十四首：“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楚辞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贤愚杂厕。’”阮籍在此倾诉了对贤、愚不分的现实的不满。也可曲折地理解为玉石纵殊，同于灰烬的无奈。
阮诗此句可以引发对《红楼梦》中玉、石意蕴的思考。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从玉还是从石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而认为舍玉从石者较多，笔者曾撰文论及。（《〈红楼梦〉对水、石意象的拓展》，《红楼梦学刊》1996年3期）现在看来，对玉、石之争的问题应该采取立体的视点：第一，在表层上，是弃玉从石，返朴归真的。第二，在深层中，《红楼梦》的作者在维护主人公外石内玉的品质。这“玉”的象征意义不是金子般的贵重，而是清水一样的高洁。《红楼梦》中三个品性高洁的人物都以“玉”字为名，即宝玉、黛玉和妙玉。足见作者对玉并非持厌弃的态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与金银铜臭归为一族。作者真正厌弃的是“金玉良缘”。正因为宝玉的怀玉之质不被世人认识，世人真、假不辨，宝玉才名“假（贾）”实真，这是《红楼梦》的辩证内蕴所在。
（三）终身履薄冰阮籍
《咏怀》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与《红楼梦》中黛玉的处境相似。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于含蓄美的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受难负有责任。”（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剧除客观环境外，也是他们自身的性格悲剧。内向的性格和隐曲的处世方式导致了其悲剧的加剧。黄节评阮籍这首诗时说：“‘终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与！”（《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处世之“慎”（曾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者”）也体现在他《咏怀》诗的创作上，其朦胧曲折的风格，造成“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的艺术效果。林黛玉虽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齿，但在与宝玉的爱情婚姻问题上，却从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诗中悲叹：“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与阮籍的“谁知我心焦?”、“辛酸谁语哉！”等诗句如出一辙。“古未有儿女之情日以泪洗面者，古亦未有儿女之情而终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儿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与私者。”（清·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辩·林黛玉论》，《红楼梦卷》第1册）的确，黛玉熟读《西厢记》,却不曾借红娘牵线。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
在阮籍与黛玉的人生悲剧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环境的污浊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言行都表现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试想，司马氏给他许多次高就的机会（如联姻等），他都消极反抗，所以艰难地保全他的名节。黛玉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不逢迎权势，以致于把贾母喜爱她这一良好的机会都渐渐丧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仅对贾宝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现默然相契，而且从不劝他去投身举业，走‘仕途经济’的封建道路。”（蒋和森《红楼梦引论》，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4期）黛玉与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对阮籍人格、诗境的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咏怀》第十三首的诗尾写道：“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红楼梦》戚序本存一条脂（砚斋）评云：“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论语·述而》：“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圣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诗和脂评都典出《论语》，意蕴也很相似。
阮籍此诗结尾的前两句是“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整体诗意是说，无论是李斯、苏秦，还是伯夷、叔齐都死得其所。李斯辅秦、苏秦辅六国，后有东门之悔、车裂之殃，都杀身而死；伯夷、叔齐，身为商臣,不食周粟，守节而死。他们或出为显宦，或隐遁深山，都遂其心愿，故死而无憾。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晋之际，司马氏为篡夺魏政权，一方面杀人如麻，一方面拉拢名士；前者使国人“道路以目”，后者企图树立几个投降归顺的样板以警世人。所以，摆在魏晋人士面前的两条路——仕与隐都充满鲜血。唯一能让人心理平衡的途径就是遂其心志。这一点，嵇康在拒绝山涛推举他做官时谈得更清楚：“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与山巨源绝交书》）
《红楼梦》从言情的角度而论，就是在追求一种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理想境界。脂评为《红楼梦》一书补充了这一意旨：“而绛珠之泪，偏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的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这是一种以“惜”为基础的“通灵”的情感现象。《红楼梦》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等以婚姻为最终归宿的传统模式，对“情”进行了新的诠释。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说到底，爱情是超越于成败的。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你能说你做了一个成功的梦或失败的梦吗?”(周国平《人与永恒》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红楼梦》也是一个梦，宝黛爱情是梦中之梦，这个梦的结局是超越成败、超越离合的。脂砚斋这段评语是对曹雪芹小说的补充和点化，是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升华，道出了黛玉泪尽而逝的美学价值。
从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诗句抽绎出的魏晋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宝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确再没有什么值得嗟叹和悲怨的了。这应该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