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
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翻译
路入岭南腹地，水边的蓼花紫红，映着棕桐叶的暗绿。一场微雨之后，家家把红豆采集，树下翻扬纤纤细手，一双双雪白如玉。
注释
⑴南中：犹言南国。王勃《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诗：“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⑵桄（guāng）榔：南方常绿乔木，棕桐树之一种，亦称“砂糖椰子”，其干高大，多产在中国的南方。暗：一作“里”。蓼（liǎo）：水草之一种。
⑶红豆：红豆树产于岭南，秋日开花，其实成豆荚状，内有如碗豆大的子，色鲜红，古代以此象征相思之物。
⑷纤纤抬素手：即“抬纤纤素手”的倒文。
花间词人中，欧阳炯和李珣都有若干首吟咏南方风物的《南乡子》词，在题材、风格方面都给以描写艳情为主的花间词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头两句写初入南中所见。桄榔树身很高大，所以作者一眼就能看到。蓼花虽非南国特有，但也以南方水乡泽国为多，所谓“红蓼花寒水国秋”可证。恍榔树叶深绿，故说“暗”。“枕榔叶暗萝花红”，一高一低，一绿一红，一是叶一是花，一岸上一水边，互相映衬，勾画出了南中特有的风光，并写出了它给予作者的第一个鲜明印象。
“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上两句所写的，还是静物，这里进一步可到人物的活动。红豆也为南中所恃有，岭南天热。微雨过后，业己成熟的红豆荚正待采摘。故有“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的描写。这两句将南中特有的物产和风习、人物活动揉合在一起，组成一幅典型的南中风情画，透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
“树底纤纤抬素手。”采摘红豆的，多是妇女，所以远远望去，但见两岸。人家近旁的相思树下，时时隐现着红妆女一的倩丽身影和她们的纤纤皓腕。这是南中风物的写实。但这幅画图却因为有了这一笔，整个地灵动起来了，显现出了一种动人的风的。红豆又称相思子。王维的《相思》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流传众口的诗篇无形中赋予了这索手收红豆的日常劳动以一种动人遐想的诗意美。面对这幅鲜丽而富于温馨气息的画图，呼吸着南国雨后的清新空气，词人的身心都有些陶醉了。《南乡子》单调字数不到三十，格调比较轻快。结句的含蕴耐味显得格外重要。欧阳炯的这首就是既形象鲜明如画，又富于余思的。
《栩庄漫记》对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作了一个总评曰：“《南乡子》八首，多写炎方风物，不知其以何因缘而注意及此？炯蜀人，岂曾南游耶？然其词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为写景纪俗之词，与李珣可谓笙罄同音者矣。”的确，在《花间集》中，这样朴质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是别具韵味的。
nán xiāng zǐ
南乡子
lù rù nán zhōng, guāng láng yè àn liǎo huā hóng.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
liǎng àn rén jiā wēi yǔ hòu, shōu hóng dòu, shù dǐ xiān xiān tái sù shǒu.
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896－971）益州（今四川成都人），在后蜀任职为中书舍人。据《宣和画谱》载，他事孟昶时历任翰林学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随孟昶降宋后，授为散骑常侍，工诗文，特别长于词，又善长笛，是花间派重要作家。
欧阳炯(896-971)，益州华阳(今属四川成都市)人。他生于唐末，一生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在前蜀，仕至中书舍人，国亡入洛为后唐秦州从事。后蜀开国，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六十六岁时官至宰相。广政二十八年(965)后蜀亡国，入宋为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以本官分司西京卒，时年七十六岁。欧阳炯性情坦率放诞，生活俭素自守。他颇多才艺，精音律，通绘画，能文善诗，尤工小词。今存文两篇，见《全唐文》、《唐文拾遗》。诗五首，见《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续拾》。词四十七首，见《花问集》、《尊前集》。
欧阳炯曾拟作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上孟昶，惜已不传。其长篇古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内容充实，笔力苍劲又具有浪漫色彩，都堪称五代诗中佳作。他的词也享有盛誉，影响广泛，[菩萨蛮]、[更漏子]诸词都从巴蜀远播西北的敦煌。不过欧词的风貌却与其诗有明显差异，多表现闺情，当其词笔一旦触及深有所感的内容时，还能写出[更漏子]("三十六宫秋夜永")那样的宫怨词和[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那样旨在揭示荒淫亡国的咏史佳作。欧阳炯作词上承温庭筠，尤擅长委婉含蓄地表达女子情怀，如[献衷心]："见好花颜色，争笑东风。双脸上，晚妆同。闭小楼深阁，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红。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如此间景间情，曲曲折折、层层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别的内心感受，在五代词中并不多见。不过欧实"(《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的观点相通。欧阳炯重视歌词的形式，也重视歌词的内容，只是他认为，曲子词主要是为上层社会游乐歌唱"用资羽盖之欢"的，词是艳曲，而文人词又不同于民间词。因此在词的传统上，他特别肯定和推重李白的[清平乐]和温庭筠词，认为五代花间词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欧阳炯词论的这种主张有进步意义，也有局限，但它却代表着部分花间词人的看法，他们的创作实践也与此基本一致。
欧阳炯词，艳而质，质而愈艳，行间句里，却有清气往来。大概词家如炯，求之晚唐五代，亦不多觏。其《定风波》云：“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晴霞。数树海棠红欲尽，争忍，玉闺深掩过年华？独凭绣床方寸乱，肠断，泪珠穿破脸边花。邻舍女郎相借问，音信，教人羞道未还家。”此等词如淡妆西子，肌骨倾城。欧阳炯所撰《花间集序》展现了花间词的类型风格：“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便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绣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请平乐》词四首；进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自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名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广正三年（940）夏四月大蜀欧阳炯序。”专文论词，实始于欧阳炯此序。它不仅是词集序文之滥觞，庶几亦可视为词论之权舆。此序介绍了《花间集》编著时间、文化背景、编选目的、风格特点，以及唐以来词曲的演进轨迹。这无疑是花间艳词的一篇宣言或自供，表现出以艳为美的词学主张，用其“清艳之辞”以助歌妓演唱“娇娆之态”的创作功用，以及词体在艺术方面的和律、香艳、富贵等特征,同时也确立了温庭筠作为“花间鼻祖”的地位，准确地把握住了花间词人的创作心态和花间词风的总体风貌，具有弥足珍贵的词学思想史以及文学理论价值。《花间集》的命名，是对十八家词的赞颂，揭示了花间词人共同的风格倾向。本为美玉，犹加雕琢；本为鲜花，尚予剪裁。“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远，山中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清词丽音的《白云谣》曲，偏由神仙中人西王母唱出；美酒佳酿，又使周穆王怡然心醉。花间词人的这类作品犹如歌于郢中的《阳春》《白雪》：或似鸾凤之鸣，优美动听；或如激扬清乐，声遏行云；而字字皆与十二韵律谐和。“昔郢人有歌《阳春》者，虽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故“花间”者，喻美文也。《花间集序》指出了花间词人所崇尚的审美追求及其词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富丽精工，美轮美奂，秾丽典雅。花间词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绮丽的画面。花间词人多写女性化了的香艳之情，描摹纤柔的心绪。花间词人也以极大的专心和乐趣去描摹精美的物象，表现美人的冶艳。其情感是纤细缠绵的，这样的情感凭籍细微精美的物象款款传递，往往把天地山川、鸟兽动物、居室用物、情状意态等描写得轻灵细巧，极尽精美之能事。他们用浓墨重色、镂金错彩、工笔细描、富丽精巧的笔调来塑造艺术形象。仅以温庭筠为例，其词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由绮丽华艳的辞藻染就的斑斓绚烂的色彩和风神旖旎的景致。据《花间集》所收的六十六首温词进行统计，视觉方面用“红”字多达十六次，如“艳红”、“愁红”、“红袖”、“红粉”等，嗅觉方面用“香”字多达二十次，有“香车”、“香闺”、“香腮”、“香雾”等，这些诉诸感官的秾丽藻汇，使得其整个词作笼罩在金碧辉煌、暖香醉人的氛围之中。生活于此种环境里的富家女子，自然也是明艳动人的。温庭筠在描摹这些女性形象时，特别注重对其头饰、服饰的精雕细刻，仅只十余首《菩萨蛮》中就有“翠翅金缕双鸂鶒”、“宝函钿雀金鸂鶒”、“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等处，真是雕缋满眼，美不胜收，都是借物饰和环境的华美来烘托女性的雍容华贵。由温庭筠之词不难看出整个花间词偏重艺术感知、风流华美、熏香掬艳、眩目醉心的绮丽美质。
另一方面，《花间集序》借用乐府《杨柳》、《杨柳枝》、《大堤》、《大堤曲》、《大堤行》等历代相沿的名曲；或古诗中的“芙蓉”（《古诗十九首》其六）、“曲渚”（何逊《送韦司马别》）那样的名篇，说它们曾经使文豪大家，如楚国春申君的三千门客“皆蹑珠履”；如晋代石崇出示巨大的珊瑚树以竞争高下。这样引起“绮筵公子”、“绣幌佳人”或传抄或演唱，盛况空前。赞古以喻今，显然是对花间词而发的。
《花间集序》指出了花间词依声填词、娱宾遣兴的词体特点。音乐是声和鸾歌、偏谐凤律；歌词则是杨柳之句、芙蓉之篇。这一切都是为了“助娇娆之态”以“资羽盖之欢”。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李煜时指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所谓“伶工之词”，就是以温庭筠等花间词人为代表的应歌娱人之词，其因调成言，依声填词，反映了词体初期诗乐结合、雅俗合流的种种状况，词因此称作“曲子词”，花间词为“诗客曲子词”。
晚唐五代词所配合的“燕乐”，是一种新兴的融合了外来音乐因素内在的俗乐，它不像雅乐、清乐那样中正平和，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是很有刺激性和感染力。特别是堕入到晚唐五代上层社会的享乐生活之后，燕乐中的软媚性便大大地发展了起来。在依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酒宴歌席上，软绵柔靡的曲调更能迎合欣赏者的口味。音乐的这种柔靡化也便促成了花间词作的软媚化。欧阳炯在《花间集序》里就详尽地描述当时的演唱盛况：“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正好反映了花间词的适俗性。
三是对“南朝宫体”诗的看法，也指出了唐以来词曲的演进过程。欧阳炯对唐以前的艳体诗虽无微辞，但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后，紧接着云：“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绣而不实。”对宫体诗有所批评，应该说还是相当客观的。王国维于《人间词话删稿》中曰：“读《花间集》、《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唐代诗人与歌妓交往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谴怀》）。何止一个杜牧之！即使“奉儒守素”的杜甫，“唯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也从未讳言。“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守越艳；处处之红楼月夜，自琐嫦娥。”词当时是由歌妓来演唱的，是一种和乐之诗。这样，“绮筵公子”，“文抽丽锦”，“绣幌佳人”，“拍按香檀”，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在陈、梁宫体诗中，我们看到一些写女人的冶容媚态，锦衣绣衾，美玉佳玩。类此的人、物在花间词中也绝不少见。所异者，在意趣，在情味，在雅俗。前者抱的是狎邪态度，猥亵情怀；而后者则景真情切，典雅奇丽，多为佳构。因此，欧阳炯标举李白和温庭筠：“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并云“迩来作者，无愧前人”。赞许韦庄以及众多的诗客曲子词人。
欧阳炯生于唐昭宗乾宁三年，卒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年七十六岁。少事前蜀王衍，为中书舍人。蜀亡，归后唐，为秦州从事。孟知详镇蜀替号，又为中书舍人。广政十二年，（公元九四九年）除翰林学士。累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后随孟昶归宁，历翰林学士，转左散骑常待。又善长笛，太祖曾召他在偏殿吹奏。后因事罢职。以本官分司西京卒。炯性好诗歌，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所作词今四十八篇。见《唐五代词》又为赵崇祚所编花间集作序。
前蜀亡，归后唐，为秦州从事。孟知祥镇成都，欧阳炯返蜀。后蜀时官至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从孟昶降宋，曾任翰林学士。开宝四年(971)岭南平，议遣欧阳炯祭南海，炯称病不出，被罢职，不久去世。欧阳炯能诗，“虽多而不工”。仕后蜀时曾拟白居易讽谕诗50首以献，受到孟昶嘉奖。又善长笛，工词。其词多写艳情，风格汗丽，有的流于淫靡。《蕙风词话》说他的〔浣溪沙〕“相见休言有泪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但他也有少数词作，如写南方风物的《南乡子》、《江城子》和《渔父》等，内容与格调远出于艳词之上。欧阳炯还曾为《花间集》作序，述花间词的宗旨、渊源，反映了当时这派词人的创作态度与艺术趣味。 其词现存40余首，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唐五代词》。事迹见《宋史·西蜀世家》、《十国春秋》。 欧阳炯之词传世不多，然而却多有绝妙之笔。比如他的《清平乐》： 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春杏蒂，春燕舞随风势。 春幡春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虽然在意境上确实没有出彩的地方，于一般描写春愁的诗词无二，但是用字的确别有特色。诗词句句重复同一个字，五代之前早已有之，如《西洲曲》中 重复的“莲”字。但是欧阳炯八句竟然用了十个“春”而一点不感觉别扭，真可谓之奇文也！然而不可以为这是文字游戏，诗中有此体，词中亦缺此体不得！上阕欧阳炯从石阶缝隙中长出的春草、丝细的春雨、飘落的春杏来让人产生冬去春来，季节更替的感觉。然而“忽见陌头杨柳色”春天已经到来，自己却孤身一人，闺妇如何能不“悔叫夫君觅封侯”？“春幡”乃是春天出游插在鬓角的小春旗，如今丈夫在外，虽然已经到了杏花的飘飞季节，春旗还闲置在那里，无心收拾。可见闺妇在等待中的矛盾、惆怅的心情。最后两句乃是说她做了个好梦，梦见心爱的人回家了，梦醒后却只有思念陪伴她。欧阳炯就是这样已不结为结，给人们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细品其中滋味，不能不让人击节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