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
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
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在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时期所写下的求人援引的诗篇中，要数这一首是最好的了。这类社交性的诗，带有明显的急功求利的企图。常人写来，不是曲意讨好对方，就是有意贬低自己，容易露出阿谀奉承、俯首乞怜的寒酸相。杜甫在这首诗中却能做到不卑不亢，直抒胸臆，吐出长期郁积下来的对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材的悲愤不平。这是他超出常人之处。
唐玄宗天宝七载（748），韦济任尚书左丞前后，杜甫曾赠过他两首诗，希望得到他的提拔。韦济虽然很赏识杜甫的诗才，却没能给以实际的帮助，因此杜甫又写了这首“二十二韵”，表示如果实在找不到出路，就决心要离开长安，退隐江海。杜甫自二十四岁（735）在洛阳应进士试落选，到写诗的时候已有十三年了。特别是到长安寻求功名也已三年，结果却是处处碰壁，素志难伸。青年时期的豪情，早已化为一腔牢骚愤激，不得已在韦济面前发泄出来。
诗人是怎样倾吐他的愤激不平的呢？细品全诗，诗人主要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表现手法，将胸中郁结的情思，抒写得如泣如诉，真切动人。这首诗应该说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最早的一篇。
诗中对比有两种情况，一是以他人和自己对比；一是以自己的今昔对比。先说以他人和自己对比。开端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把诗人强烈的不平之鸣，象江河决口那样突然喷发出来，真有劈空而起，锐不可挡之势。在诗人所处的时代，那些纨袴子弟，不学无术，一个个过着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生活；他们精神空虚，本是世上多余的人，偏又不会饿死。而象杜甫那样正直的读书人，却大多空怀壮志，一直挣扎在饿死的边缘，眼看误尽了事业和前程。这两句诗，开门见山，鲜明揭示了全篇的主旨，有力地概括了封建社会贤愚 倒置的黑暗现实。
从全诗描述的重点来看，写“纨袴”的“不饿死”，主要是为了对比突出“儒冠”的“多误身”，轻写别人是为了重写自己。所以接下去诗人对韦济坦露胸怀时，便撇开“纨袴”，紧紧抓住自己在追求“儒冠”事业中今昔截然不同的苦乐变化，再一次运用对比，以浓彩重墨抒写了自己少年得意蒙荣、眼下误身受辱的无穷感慨。这第二个对比，诗人足足用了二十四句，真是大起大落，淋漓尽致。从“甫昔少年日”到“再使风俗淳”十二句，是写得意蒙荣。诗人用铺叙追忆的手法，介绍了自己早年出众的才学和远大的抱负。少年杜甫很早就在洛阳一带见过大世面。他博学精深，下笔有神。作赋自认可与扬雄匹敌，咏诗眼看就与曹植相亲。头角乍露，就博得当代文坛领袖李邕、诗人王翰的赏识。凭着这样卓越挺秀的才华，他天真地认为求个功名，登上仕途，还不是易如反掌。到那时就可实现梦寐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了。诗人信笔写来，高视阔步，意气风发，大有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气概。写这一些，当然也是为了让韦济了解自己的为人，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突出自己眼下的误身受辱。从“此意竟萧条”到“蹭蹬无纵鳞”，又用十二句写误身受辱，与前面的十二句形成强烈的对比。现实是残酷的，“要路津”早已被“纨袴”占尽，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矛盾无情地嘲弄着诗人。看一下诗人在繁华京城的旅客生涯吧：多少年来，诗人经常骑着一条瘦驴，奔波颠踬在闹市的大街小巷。早上敲打豪富人家的大门，受尽纨袴子弟的白眼；晚上尾随着贵人肥马扬起的尘土郁郁归来。成年累月就在权贵们的残杯冷炙中讨生活。不久前诗人又参加了朝廷主持的一次特试，谁料这场考试竟是奸相李林甫策划的一个忌才的大骗局，在“野无遗贤”的遁辞下，诗人和其他应试的士子全都落选了。这对诗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象刚飞向蓝天的大鹏又垂下了双翅，也象遨游于远洋的鲸鲵一下子又失去了自由。诗人的误身受辱、痛苦不幸也就达到了顶点。
这一大段的对比描写，迤逦展开，犹如一个人步步登高，开始确是满目春光，心花怒放，那曾想会从顶峰失足，如高山坠石，一落千丈，从而使后半篇完全笼罩在一片悲愤怅惘的氛围中。诗人越是把自己的少年得意写得红火热闹，越能衬托出眼前儒冠误身的悲凉凄惨，这大概是诗人要着力运用对比的苦心所在吧！
从“甚愧丈人厚”到诗的终篇，写诗人对韦济的感激、期望落空、决心离去而又恋恋不舍的矛盾复杂心情。这样丰富错杂的思想内容，必然要求诗人另外采用顿挫曲折的笔法来表现，才能收到“其入人也深”的艺术效果。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诗人再也不能忍受象孔子学生原宪那样的贫困了。他为韦济当上了尚书左丞而暗自高兴，就象汉代贡禹听到好友王吉升了官而弹冠相庆。诗人多么希望韦济能对自己有更实际的帮助呀！但现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了。诗人只能强制自己不要那样愤愤不平，快要离去了却仍不免在那里顾瞻俳徊。辞阙远游，退隐江海之上，这在诗人是不甘心的，也是不得已的。他对自己曾寄以希望的帝京，对曾有“一饭之恩”的韦济，是那样恋恋不舍，难以忘怀。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最后只能毅然引退，象白鸥那样飘飘远逝在万里波涛之间。这一段，诗人写自己由盼转愤、欲去不忍、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理，真是曲折尽情，丝丝入扣，和前面动人的对比相结合，充分体现出杜诗“思深意曲，极鸣悲慨”（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艺术特色。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从结构安排上看，这个结尾是从百转千回中逼出来的，宛若奇峰突起，末势愈壮。它将诗人高洁的情操、宽广的胸怀、刚强的性格，表现得辞气喷薄，跃然纸上。正如浦起龙指出的“一结高绝”（见《读杜心解》）。董养性也说：“篇中……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彩，未尝少挫也。”（转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吟咏这样的曲终高奏，诗人青年时期的英气豪情，会重新在我们心头激荡。我们的诗人，经受着尘世的磨炼，没有向封建社会严酷的不合理现实屈服，显示出一种碧海展翅的冲击力，从而把全诗的思想性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全诗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笔法，而且语言质朴中见锤炼，含蕴深广。如“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道尽了世态炎凉和诗人精神上的创伤。一个“潜”字，表现悲辛的无所不在，可谓悲沁骨髓，比用一个寻常的“是”或“有”字，不知精细生动到多少倍。句式上的特点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因此一气读来，既有整齐对衬之美，又有纵横飞动之妙。所以这一切，都足证诗人功力的深厚，也预示着诗人更趋成熟的长篇巨制，随着时代的剧变和生活的充实，必将辉耀于中古的诗坛。
(徐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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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黄鹤注】公以天宝六载，应诏赴毂下，为李林甫见阻，由是退下。侍云“主上顷见徵”，“青冥却垂翅”，当是七载所作。篇内皆系陈情语，当在《赠韦左丞丈》诗后。末云《况怀辞大臣》，明年果又有东都之游矣。《杜臆》：前诗有颂韦丞语，此篇全属陈情，题曰赠，似误，恐当作呈。
纨袴不饿死①，儒冠多误身②。丈人试静听③，贱子请具陈④。
（首用议论总提。《杜臆》：儒冠误身，乃通篇之主，纨袴句特伴语耳。）
①《汉书》：班伯在绮襦纨袴之间，非其所好也。注：“绮，细绫。纨，素也。并贵戚子弟服。”《汉书》：邓通相当饿死。②《郦食其传》：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之。③《吴越春秋》：伍子胥谓渔父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又王弼《易注》：丈人，严庄之称。鲍照书：“静听无闻。”④鲍照乐府：“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蔡琰《胡笳》：“去住两情兮难具陈。”
甫昔少年日①，早充观国宾②。读书破万卷③，下笔如有神④。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⑤。李邕求识面⑥，王翰愿为邻⑦。自谓颇挺出⑧，立登要路津⑨。致君尧舜上⑩，再使风俗淳(11)。
（此叙少年自负，申言儒冠之事。甫昔八句，言学优才敏，足以驰骋古今。自谓四句，欲正君善俗，不但文辞见长也。此乃备陈学问本领，言大而非夸。《杜臆》：公以韦丞为知己，故通篇作衷语，如“读书破万卷”等句，大胆说出，绝无谦逊也。）
①沈约诗：“生平少年日。”【鹤注】《壮游》诗云“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开元二十四年改用礼部侍即主考，公预举在二十四年之前，故主试属考功郎。其时年方二十余岁，宜自谓少年也。②《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③胸罗万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张远谓识破万卷之理，另是一解。《梁元帝纪》：兵败，焚图书十四万卷，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北史》：李永和曰：“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④魏文帝《典论》：傅武仲下笔不能自休。孔文举表：“性与道合，思若有神。”⑤汉扬雄尝作《甘泉》等赋，魏曹子建七步成诗，公谓扬雄之赋与己敌体，子建之诗于己相近也。考字书：物料之料从去声，料度之料从平声。《左传》：“臣料虞君。”⑥《唐书》本传：甫少贫不自振，客齐、赵间，李邕奇其才，先往见之。《北齐书》：神武自太原来朝，见宋游道，曰：“尝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赵曰：公《哀李邕》诗：“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追言洛阳相见事，岂非公与邕先识面于洛阳乎。《新史》盖误以再见为始识面矣。⑦《唐书·文苑传》：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及进士第，张说辅政，召为秘书正字，终道州司马。《左传》：“二三子先卜邻矣。”陶潜诗：“思与尔为邻。”【朱注】邕、翰皆公同时前辈，识面、卜邻乃当时实事。旧注引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出伪书杜撰。⑧刘峻《辩命论》：“孔墨之挺生。”《蜀志·吕凯传》：“诸葛丞相英才挺出。”⑨古诗：“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⑩应璩《与弟书》：“伊尹辍耕，郅恽牧羊，思致君于唐虞，济斯民于涂炭。”《孟子》：伊尹使是君为尧舜之君。(11)《诗序》：“美教化，移风俗。”《何氏语林》：阮孝绪叹明宾山曰：“是使还淳返朴。”
此意竟萧条①，行歌非隐沦②。骑驴十三载③，旅食京华春④。朝扣富儿门⑤，暮随肥马尘⑥。残杯与冷炙⑦，到处潜悲辛⑧。主上顷见征⑨，欲然欲求伸⑩。青冥却垂翅(11)，蹭蹬无纵鳞(12)。
（此慨历年不遇，申明误身之故。萧条八句，前因贡举不第。见征四句，后以应诏退下。黄生曰：骑驴六句，极言困厄之状，略不自讳，隐然见抱负如彼，而厄穷乃如此，俗眼无一知己矣。）
①李陵书：“但闻悲风萧条之声。”②《列子》：“林类年且百岁，拾穗行歌”。桓谭《新论》：“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隐沦。”嵇康诗：“寻山洽隐沦。”【朱注】“言以穷困行歌，非隐沦肥遁之流也。”③汉灵帝时，执政皆骑驴。《后汉·独行传》：向栩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公两至长安，初自开元二十三年赴京兆之贡，后以应诏到京，在天宝六载为十三载也。他本作三十载，断误。④《仪礼》：尊士旅食于门。郑注作众食解。魏钟繇表：“旅食许下。”作旅寓之食解矣。魏文帝《与吴质书》：“旅食南馆。”郭璞诗：“京华游侠窟。”⑤鲍照侍：“结友多贵门，出入富儿邻。”⑥《世说》：司马德操曰：“坐则华屋，行则肥马。”⑦《颜氏家训》：“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⑧潜悲辛，含悲不忍言也。鲍照《野鹤赋》：“对钟鼓而悲辛。”⑨《年谱》：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皆下之，公应诏退下。《淮南子》：“主上出令。”《汉杂事》：宣帝时，蒋蒲与子方召见征。⑩《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11)《楚辞》：“据青冥而摅虹。”注：“青冥，云也。”《后汉·冯异传》：始虽垂翅回谿，终能奋翼渑池。王通《东征赋》：“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12)《海赋》：“蹭蹬穷波。”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沛乎若巨鱼之纵大壑。”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①。每于百僚上②，猥诵佳句新③。窃效贡公喜④，难甘原宪贫⑤。焉能心怏怏⑥，只是走踆踆⑦。今欲东入海⑧，即将西去秦⑨。尚怜终南山⑩，回首清渭滨(11)。常拟报一饭(12)，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13)，万里谁能驯(14)？
（末段感怀韦丈，而致临别缝绻之情，甚愧四句，藉韦公为知己。窃效四句，不得志而思去矣。今欲四句，欲去而不忍径去。常拟四句，欲留而不能复留也。诗到尾梢，他人几于力竭，公独滔滔滚滚，意思不穷，正所谓“篇终接混茫”也。然须玩其转折层次，不可增减，非汗漫敷陈者比。此章首段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十六句收。）
①赵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世说》范达深愧其厚意。真，言其怀抱之真，如《庄子》云其为人也真。②《书》：“百僚师师。”《史记》：相国位诸侯王百僚之上。③《前汉·朱云传》：“嘉猥称云。”《后汉·孔融传》：“猥惠书教。”曹植《责躬表》：“猥垂齿召。”注：“猥，曲也。”又解作遝。《范滂传》：“所劾猥多。”此诗言频育佳句也。《世说》：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④《前汉·王吉传》：吉字子阳，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刘孝标《广绝交论》：王阳登则贡公喜。⑤《仲尼弟子传》：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而去。⑥《吴越春秋》：“公子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怏怏，不平貌。⑦《西京赋》：“大雀踆踆。”注：“踆踆，行走貌。”⑧《庄子》：“石户之农，携子入于海，终身不返。”《易林》：“东入海口。”⑨裴让之诗：“申胥欲去秦。”李斯《上始皇书》：“天下之士，退而不西向，裹足不入秦。”⑩《诗》：“终南何有。”《元和郡县志》：终南山，在京兆府万年县南五十里。渭水在万年县北五十里。(11)《西征赋》：“北有清渭浊泾。”(12)《史记·范睢传》：“一饭之恩必偿。”《后汉·李固传》：“窃感古人一饭之报。”注：“谓灵辄也。”(13)《杜臆》：白鸥，承入海来，用海客事，属在自己说，以东海望秦川，则相去万里矣。鲍照诗：“翻波扬白鸥。”赵曰：浩荡，或取流放之貌，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或取旷远之貌，如《楚辞》“志浩荡而伤怀”，《东坡志林》：子美“白鸥没浩荡”，言灭没于烟波间耳，宋敏求谓鸥不解没，改作波字，便觉神气索然。今按《易林》：“凫游江海，没行千里。”此没字所本。(14)阮籍诗：“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颜延之《王君咏》：“龙性谁能驯。”驯，驯服也。范元实《诗眼》曰：山谷谓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赠韦左丞》诗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言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已备矣。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语，而所以真知者，谓传诵其诗也。然宰相职在荐贤，不当徒爱人而已，故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果不能荐贤，则去之可也，故将东入海而西去秦。然其去也，必有迟迟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然后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虽韦亦不得而见矣，故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终焉。此诗前贤录为压卷，其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舍，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他皆谓之变体可也。又曰：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此诗前后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不忍决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韦别之意，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盖如此，然后可谓顿挫高雅矣。
董养性曰：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彩，未尝少挫也。
王嗣奭曰：此篇本古诗，而颇带排句，以呈左丞，故体近庄雅耳。通首直抒隐衷，如写尺牍，而纵横转折，感愤悲壮之气溢于行间，边缘踌蹰，曲尽其妙。
《东皋杂录》：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公曰：老社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严羽曰：五言始于李陵，以兴在汉，故云古诗。
茅一相曰：独孤及云：五言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若于苏、李，盛于曹、刘。当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
徐用吾曰：五言古诗，或引兴起，或赋比起，须要用意深远，托词温厚，反覆优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怀今，或怀人伤己，或潇洒闲适，写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摹感慨之微意，悲欢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遗意。
范梈曰：五言长篇，法有四要，曰分段、过脉、回照、赞叹。先分为几段几节，每节句数多少，要略均齐。首段是叙子，一篇之意皆含在其中。结段要照应起段，且选诗分段，节数耍均，三句则皆三句，四句、六句、八句，则皆不参差。惟工部夔州后诗，间有错综，然亦不太长太短也。次要过句，名为血脉，此处用两句，一结上，一生下也。回照，谓十步一回头以照题目，又五步作一消息语以赞叹之，方不甚迫促。长篇怕杂乱，一意为一段。以上四法，备于《北征》诗，举一隅之道也。
胡应麟曰：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故两汉以还，文人艺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又曰：统论五言之变，则质漓于魏，体排于晋，调流于宋，格丧于齐。又曰：两汉之诗，所以冠古绝今，率以得之无意。不唯里巷歌谣，匠心信口，即枚、李、张、蔡，未尝锻炼求合，而神气工巧，备出天造。又曰：古诗浩繁，作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以代异，支流原委，谱系具存。炎刘之制，远绍《国风》；曹魏之声，近沿枚、李。陈思而下，诸体毕各，门户渐开。阮籍、左思，尚存其质；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之词，渊源潘、陆；明远之步，驰骤太冲。有唐一代，拾遗草创，实阮前踪：太白纵横，亦鲍近矱。少陵才具，无施不可，而宪章汉魏，祖述六朝，所谓风雅之大宗，艺林之正朔也。又曰：古诗轨辙殊多，大要不过二格：有以和平浑厚、悲怆婉丽为宗者，即前所列诸家。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但其格本一偏，体靡兼备，宜短章不宜钜什，宜古选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历考前人遗集，靡不然者。中唯右丞才高，时能旁及，至于本调，反劣诸子。余虽深造自得，然皆株守一隅，才之所趋，力故难强。又曰：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气之雄齐驱工部，可谓撮胜二家。第古风既乏温淳，律体微乖整栗，故令评者不无轩轾。
王世贞曰：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而骨气翩翩，意象老境，则超然胜之。陈正字陶洗六朝，铅华都尽，寄托大阮，微加断裁，而天韵不及。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辩。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耳传。大约五言选体，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然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不伦，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耶。
-----------仇兆鳌 《杜诗详注》-----------
fèng zèng wéi zuǒ chéng zhàng èr shí èr yùn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wán kù bù è sǐ, rú guān duō wù shēn.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zhàng rén shì jìng tīng, jiàn zi qǐng jù chén.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fǔ xī shào nián rì, zǎo chōng guān guó bīn.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dú shū pò wàn juǎn, xià bǐ rú yǒu shén.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fù liào yáng xióng dí, shī kàn zi jiàn qīn.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lǐ yōng qiú shí miàn, wáng hàn yuàn bo lín.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zì wèi pō tǐng chū, lì dēng yào lù jīn.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zhì jūn yáo shùn shàng, zài shǐ fēng sú chún.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cǐ yì jìng xiāo tiáo, xíng gē fēi yǐn lún.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qí lǘ sān shí zài, lǚ shí jīng huá chūn.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cháo kòu fù ér mén, mù suí féi mǎ chén.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cán bēi yǔ lěng zhì, dào chù qián bēi xīn.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zhǔ shàng qǐng jiàn zhēng, chuā rán yù qiú shēn.
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
qīng míng què chuí chì, cèng dèng wú zòng lín.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shén kuì zhàng rén hòu, shén zhī zhàng rén zhēn.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měi yú bǎi liáo shàng, wěi sòng jiā jù xīn.
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
qiè xiào gòng gōng xǐ, nán gān yuán xiàn pín.
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
yān néng xīn yàng yàng, zhǐ shì zǒu cūn cūn.
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
jīn yù dōng rù hǎi, jí jiāng xī qù qín.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shàng lián zhōng nán shān, huí shǒu qīng wèi bīn.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cháng nǐ bào yī fàn, kuàng huái cí dà chén.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bái ōu méi hào dàng, wàn lǐ shuí néng xún.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祖父
杜甫的祖父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父母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妻子
杜甫于30岁时，暂时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的漫游，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然后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为爱妻立传，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多处提及她。
儿女
育有两子宗文、宗武，一女凤儿。
唐王朝，尤其是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无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王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
玄宗李隆基年轻时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等忠心爱国者为丞相，大力整顿相应弊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以至被后世称之为“开元盛世”。然而，玄宗后来居然任用了奸诈成性的李林甫为相，政治便开始出现腐败的苗头。天宝四年（745年），他在封杨玉环为贵妃后，纵情声色，奢侈荒淫，政治遂越发腐败了。此后他还依次封赠玉环的姊妹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及秦国夫人。她们出入宫廷，肆无忌惮，可以想见她们那“势倾天下”的吓人权力了。
而杨玉环的堂兄杨钊也由于杨贵妃的得势而平步青云，在他担任御史时就被玄宗赐名“国忠”，以示恩宠。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后，原本是武则天面首张易之的儿子而其后却冒姓杨的杨国忠，居然做上了丞相；而玄宗也竟然把全国的军政事务交给杨国忠处理。此时的杨家，由于他们兄妹“势倾天下”，遂开始了结党营私，专干些非法的事情，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终于导致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
正像所有腐败现象的前期一样，杨家兄妹之间不但花天酒地，而且杨国忠还毫无廉耻地跟虢国夫人通奸。他们如此淫乱的生活，居然也得到了玄宗皇帝的纵容；而老百姓则固然是有苦难言。
古历三月三日这个作为传统节日的上巳节，人们为了除去不祥气氛，便又到水边去“修禊”。天宝十二年，杨家一帮人不但去参加了这样的活动，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到曲江附近游春野宴，喧闹异常。大诗人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这些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书画相通”，这是中国艺术史及美学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杜甫知画又知书，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学外，杜甫对其他艺术也很留心。例如书法，‘九龄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从小就开始学习书法，后来在他的《观薛少保书画壁》、《观张旭草书图》、《李潮八分篆歌》诸诗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对书法的兴趣和修养。”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顿挫’称杜诗，顿挫者，指诗的章法曲折，意境深远。……这不是和书法的‘一波三折’等笔法相通么？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25]。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文学作品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诗歌地位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诗歌体制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创作经历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读书和漫游时期
（三十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此期间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赠李白》等。
困居长安时期
（三十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为官时期
（四十四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西南漂泊时期
（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泊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衡州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一个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他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
杜甫的祖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
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玄宗时期
（公元712——公元755年）
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公元712年）。杜甫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祖籍湖北襄阳。
玄宗开元五年，丁巳（公元717年），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七岁。始作诗文。
玄宗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杜甫九岁。始习大字。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年），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开元十九，辛未（公元731年），二十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二十一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二十二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二十三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年），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736年），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元737年），二十六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公元738年），二十七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年），二十八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二十九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公元741年），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玄宗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天宝二年，癸未（公元743年），三十二岁。在东都。
天宝三年，甲申（公元744年），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天宝四载，乙酉（公元745年），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天宝五年，丙戌（公元746年），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天宝六年，丁亥（公元747年），三十六岁。在长安。
天宝七年，戊子（公元748年），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天宝八年，己丑（公元749年），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天宝九年，庚寅（公元750年），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天宝十年，辛卯（公元751年），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天宝十一年，壬辰（公元752年），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天宝十二年，癸巳（公元753年），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天宝十三，甲午（公元754年），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天宝十四年，乙未（公元755年），四十四岁。安禄山反。杜甫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肃宗时期
（公元756——公元762年）
肃宗至德元年，丙申（公元756年），四十五岁。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杨国忠、杨贵妃。杜甫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肃宗至德二年，丁酉（公元757年），四十六岁。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春，杜甫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肃宗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四十七岁。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年），四十八岁。史思明称燕王。春，杜甫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肃宗上元元年，庚子（公元760年），四十九岁。闰四月改元，杜甫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五十岁。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肃宗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年），五十一岁。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代宗时期
（公元763年——公元770年）
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五十二岁。七月改元，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广德二年，甲辰（公元764年），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公元765年），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重庆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重庆云阳）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公元766年），五十五岁。十一月改元，春杜甫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重庆奉节，即刘备托孤地白帝城）。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大历二年，丁未（公元767年），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大历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大历三年，戊申（公元768年），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因公安治安太差，遂移衡州。
大历四年，己酉（公元769年），五十八岁。正月，经岳州至衡州（衡阳），游南岳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泝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衡阳）。然故人衡州刺史韦之晋任潭州刺史，杜甫又奔潭州，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但韦之晋忽然病卒。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
大历五年，庚戌（公元770年），五十九岁。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 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今衡阳）。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lěi）阳。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杜甫而还。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有二处，分别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和甘肃省成县，前者较著名。
杜甫墓，在河南巩义康店邙岭。
少陵台，位于山东省兖州市。
杜工祠，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畔。
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自成都﹑耒阳、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剑门诸祠。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杜甫遗愿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在首阳山下也有杜甫墓。今陕西省西安城南长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为明代创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为“杜甫纪念馆”。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为杜甫所建草堂，后经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
杜甫江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属于园林仿古建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所建。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阁不足一千米。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
与耒阳
杜甫晚年穷困潦倒，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全家经今湖北入湖南，沂沅湘以登衡山，溯湘江而上，大历五年继向郴州探亲，因耒水暴涨遇阻，寓居耒邑，耒阳聂令礼为上宾。是年，杜甫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聂令治葬筑墓，背经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横贴有“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10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1940年，湖南省政府重修杜甫墓，省政府主席薛岳重修杜工部墓石碑于墓前。
1956年7月墓祠定为湖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5年,耒阳一中建校，将祠主殿拆除，仅后栋西廊房及清人彭而述残碑。
1996年，耒阳市政府对墓及下残房进行了维修。今耒阳留有杜甫墓、杜公祠、杜陵桥、杜甫书院等遗址。
巩义故里
杜甫故里位于巩义市城区西北5公里处的康店镇康店村西部邙岭上。占地34亩，座北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景区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每年接待游客2万人次，门票收入10万元。1963年6月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页）。
二、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杜甫呢？
三、自沉于水而死
原因：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