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三曲君看驾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桑田海水兮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毵。
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矣乃声中万古心。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
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
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回。
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又题：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
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岗山的西南，上游流经山深林密，雨量丰沛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下游流过星村，进入武夷山风景区，绕了九曲十八弯，到武夷宫前汇入崇阳溪，全长约60公里。而从星村至武夷宫这段则为名震遐迩的九曲溪，长不过10公里。武夷山风景区的绝大部分风景点就分布在九曲溪两岸。
在历代文人骚客吟颂武夷诗中，首先全面概括描写武夷风貌的是朱熹的《九曲棹歌》。“棹”又作“櫂”，即船浆，棹歌就是舟子渔夫所唱的歌。朱熹这首用民间乐歌形式写的《九曲棹歌》，是对武夷山九曲溪的全景扫描，也就是描绘九曲溪的一幅长卷佳作。
《九曲棹歌》写景写情，一扫宋诗中“爱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当今大学者钱钟书评论说：“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07页）朱熹的《九曲棹歌》确是容许了相当的“闲言 语”，也就是说，用了许多抒情的诗歌语言。因此，它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传播海内外。
朱熹的《九曲棹歌》开头是一首小引，交代作歌的原因。“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这实际上是序诗，以便引出对武夷奇绝处的吟唱。
第二首“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一曲的溪北有高峰耸立，那便是入九曲所见的第一峰——大王峰，也叫天柱峰。大王峰的左侧有幔亭峰，在峭壁上刻有“幔亭”二字，而幔亭峰就是神话故事中武夷君宴请乡人的所在，也就是“幔亭招宴”的所在地。
传说宴会的当天，虹桥架空，群仙驾临，祥云缭绕，仙乐悠扬，轻歌曼舞，飞觞劝饮。乡人顶礼膜拜之余，亦皆开怀畅饮。宴罢乡人归，风雨骤至，虹桥飞断，神迹杳然。这一神话传说，充满奇诡神秘色彩。民间传说自从虹桥飞断之后神仙就不再光临此地了。唐朝李商隐为此咏道：“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箫鼓几时回。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朱熹所咏的“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也正是此意。一曲风景名胜颇多。曲畔的水光石上，有摩崖石刻群可供鉴赏。石刻杰作中除明明理学家李材的“修身为本”之外，还刻有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途经武夷时的题词：“大丈夫既南靖岛蛮，便当北平劲敌。黄冠布袍，再期游此”。
第三首“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二曲溪口迎人而立的是峭拔挺秀、明艳照人的玉女峰。玉女峰突兀拔空，峰顶花木参簇，整座山峰像束髻簪花的少女，岩壁缝痕似衣裙皱褶，飘飘欲仙，峰下碧波绮丽的“浴香潭”，传说是玉女洗浴的地方。潭中一块方形巨石，刻“印石”二字。峰左侧有一岩叫妆镜台，刻有二丈多高的“镜台”二字。民间传说玉女隔溪与一曲之畔的大王（大王峰的象征）苦恋，朱熹的二曲之歌即咏此。玉女峰和周围的山水构成一幅仙境般的画图。宋朝的李纲有诗赞道：“风舞芳林鬓脚垂，朝云暮雨湿仙衣。不知当日缘何事，化石山头更不归。”与李纲同时代的道教名羽白玉蟾亦有咏玉女的诗歌：“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冰肌处女容。烟映霞衣春带雨，云鬟雾鬓晓梳风。”作为道学先生，他们对男女相恋一般是避而不谈的，所以他们的诗也写得比较含蓄。提倡“天存理，灭人欲”的朱熹更担心人们由此而引起有关巫山神女的风流联想，因而调侃似地咏道：“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第四首“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这是咏三曲小藏峰的架壑船。小藏峰又名仙船岩，在峻峭的岩壁隙洞间，有船形的木制古遗物，传说那是仙人得道时化去后所遗下的木舟，舟中藏有遗骨，称作“遗蜕”。宋朝陈梦庚《仙船》诗咏道：“此船何事驾岩限，不逐桴槎八月来。莫是飞仙无所用，乘风有路到蓬莱。”而最早对虹桥板、架壑船作出合理推测的，还是朱熹，他认为是“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蛮物所居”的遗物，经考证这些虹桥板、架壑船确实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悬棺葬的遗迹。
第五首“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落碧监毵。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两石岩”指四曲中的大藏峰和仙钓台。朱熹此处的诗意是：山花的花瓣还带着朝露，一片清绿，有如羽毛的散乱披离。这是以山花带露衬出山中黎明的时分。
四曲大藏峰壁有金鸡洞，传说武夷金鸡为世人司晨，可是谁也没见过金鸡，有的只是月下空山和卧龙潭。朱熹的四曲棹歌中的“水满潭”之潭，即大藏峰下的卧龙潭。潭水深不可测，也是四曲的一处胜境。“月满空山水满潭”写出了黎明前鸡鸣星稀，西天的月光下衬出的一片空山静境。在卧龙潭岩壁上刻有“飞翠流霞”四字。
第六首“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这是朱熹借写五曲胜景作自我描画、抒怀。五曲是九曲的中心，隐屏峰竣立溪北，峰峦挺拔，当年朱熹就在此建武夷精舍，聚徒讲学。朱熹的五曲之歌中的“山高”指精舍后的隐屏峰。由于山高云深，才烟雨无时暗锁平林渡口。“欸乃”是船夫出力摇船的应答声。“客”指朱熹自己。
第七首“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六曲流程最短。溪北有高直耸立的巨峰，峰壁由于流水侵蚀久而深陷，状如指痕，故称仙掌峰，又叫晒布岩，壁上刻有四个大字：“壁立万仞”。今日的晒布岩下是茶叶试验场，面溪背山，环境清幽，真个像朱熹所吟咏的那样，岩花自落，猿鸟不惊，清静极了。
第八首“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七曲有獭控滩，就是“移舟上滩”的滩，它的后面正好是隐屏、仙掌两峰，所以说“回看”。“飞泉”指凌空飞洒而下的山泉。七曲的北面为三仰峰，又称三迭峰，海拔700多米，三峰相迭，面背东向，雄姿巍然。在小仰峰的半壁上有壁宵洞，刻有“武夷最高峰”五个大字。
第九首“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潆洄。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八曲滩高水急，溪畔浮出水面的有“牛角潭”的牛角，“青蛙石”的石蛙。鼓楼岩下，有一石如张牙舞爪的狮子，称为“上水狮”，有块椭圆如龟的岩石，称“下水龟”。溪南和鼓子峰相望的大小两块岩石，称为大廪石和小廪石，对大小廪石南宋名相李纲有诗赞道：“仙家何事也储粮？石廪团团曲水旁。应驾玉龙耕紫石，琼芝千亩个中藏。”
第十首“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平川是地名，指九曲尽头星村一带。这一带一马平川，桑麻蔽野，又有良田美池，屋舍俨然，鸡犬之声相闻，全然是桃源景象，正如朱熹棹歌所咏：舍此而欲更觅桃源路，那除非人间之外别有天地了。
朱熹的《九曲棹歌》的次序是乘坐上水船逆流而数的，而坐竹筏逆流而行，危险性较大，所以现在游九曲是从星村渡的平川开始，顺流而下，从九曲到一曲的。
此外，奉和朱熹《九曲棹歌》而作《棹歌和韵》的诗人有方岳、刘信、王复礼、董天工等十几位诗人。作《棹歌十首》的有白玉蟾、余熹宾、邱云霄等数人；作《九曲杂咏十首》的有白玉蟾，作《武夷九曲歌》的有顾梦圭等。
九曲棹歌的余韵随着朱子学的东播而迅速流传海外。被誉为“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哲学家李滉为之神萦梦绕。这位生活于相当明代嘉靖年间的朱子学海外权威，晚岁隐居于陶山退溪之畔，世称李退溪。他钦慕朱熹，对武夷九曲心驰神往，虽因路远而不能亲临圣地，但却珍藏着《武夷志》和《九曲图》，终日赏玩不已。1990年月10月，笔者有幸与韩国学者同席参加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得知李退溪当年神游武夷九曲的轶闻，韩国学者于会议结束归国后，惠赠一套《退溪学丛书》，书中就有李滉《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跋》一文。文中赞美这幅描绘武夷九曲之长卷“满目烟云，精妙曲尽，耳边恍若闻棹歌矣！”他还因之发出不能与朱熹同时代而侍读于门下的浩叹：“噫！吾与吾友独不得同其时买舟幔亭峰下，辍棹于石门坞，获跻仁智堂，日侍讲学之余，退而与诸门人咏歌周旋于观善斋之间。”石门坞、仁智堂、观善斋等都是武夷精舍的主要处所。李退溪崇敬朱熹、喜爱武夷之情跃然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令人赞叹！
李退溪羡慕、向往武夷之余，还在那幅九曲长卷中题诗，“书棹歌于逐曲之上”。他应和朱熹的九曲棹歌，韵味隽永，诗意浓郁，浮想联翩，酣畅神游。其中吟唱第九曲的和诗独具风采。诗云：“九曲山开目旷然，人烟墟落府长川。劝君莫道斯游极，妙处犹须别一天。”对照朱熹之原诗：“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是棹歌传绝唱，海外有知音。
jiǔ qǔ zhào gē
九曲棹歌
wǔ yí shān shàng yǒu xiān líng, shān xià hán liú qū qū qīng.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yù shí gè zhōng qí jué chù, zhào gē xián tīng liǎng sān shēng.
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yī qǔ xī biān shàng diào chuán, màn tíng fēng yǐng zhàn qíng chuān.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hóng qiáo yī duàn wú xiāo xī, wàn hè qiān yán suǒ cuì yān.
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èr qǔ tíng tíng yù nǚ fēng, chā huā lín shuǐ wèi shuí róng.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dào rén bù zuò yáng tái mèng, xìng rù qián shān cuì jǐ zhòng.
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sān qǔ jūn kàn jià hè chuán, bù zhī tíng zhào jǐ hé nián.
三曲君看驾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sāng tián hǎi shuǐ xī rú xǔ, pào mò fēng dēng gǎn zì lián.
桑田海水兮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sì qū dōng xī liǎng shí yán, yán huā chuí lù bì sān.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毵。
jīn jī jiào bà wú rén jiàn, yuè mǎn kōng shān shuǐ mǎn tán.
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wǔ qū shān gāo yún qì shēn, zhǎng shí yān yǔ àn píng lín.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lín jiān yǒu kè wú rén shí, yǐ nǎi shēng zhōng wàn gǔ xīn.
林间有客无人识，矣乃声中万古心。
liù qū cāng píng rào bì wān, máo cí zhōng rì yǎn chái guān.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
kè lái yǐ zhào yán huā luò, yuán niǎo bù jīng chūn yì xián.
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qī qū yí zhōu shàng bì tān, yǐn píng xiān zhǎng gèng huí kàn.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
què lián zuó yè fēng tóu yǔ, tiān dé fēi quán jǐ dào hán.
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bā qū fēng yān shì yù kāi, gǔ lóu yán xià shuǐ yíng huí.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回。
mò yán cǐ dì wú jiā jǐng, zì shì yóu rén bù shàng lái.
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jiǔ qǔ jiāng qióng yǎn huò rán, sāng má yǔ lù jiàn píng chuān.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yú láng gèng mì táo yuán lù, chú shì rén jiān bié yǒu tiān.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坏和谐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善良，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美好事物，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局法官法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任满后，请求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造型庄重、严谨的武夷山朱熹纪念馆，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语言精练、寓意深长，文彩斐然。
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庄重、苍劲，有书法大家的风范。
殿前大门两侧的草书楹联表达了朱熹继承和发展的深邃意义。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联文说明朱熹的理学思想已成为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
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表述了朱熹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处世的规范。
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这块原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为“紫阳书院”御题的匾额，其大致意思是：“学”为格物，“达”为致知，“性”为道，“天”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体现。即通过道德修养，追求“至诚”的境界，以感应天地，达到“天人合一”。
理学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