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本事诗》是一首近代诗词，作者是苏曼殊。以下是这首诗词的中文译文、诗意和赏析：
碧玉莫愁身世贱，
Do not worry, precious jade, about your humble status,
同乡仙子独销魂。
The celestial maiden from the same hometown captivates hearts alone.
袈裟点点疑樱瓣，
Buddhist robe, with specks resembling cherry blossoms,
半是脂痕半泪痕。
Half are traces of rouge, half are tear stains.
这首诗词描绘了一个受贱地位困扰的女子的情感。她被形容为碧玉，象征着她的美丽和高贵，但她却为自己的身世而忧愁。与她同乡的仙子却能够吸引众人的心灵。诗中的袈裟点点，表达了她内心的纠结和矛盾。脂痕象征着她过去的美丽和尊贵，而泪痕则表明她曾经流过的眼泪。
这首诗词通过对女子内心情感的描绘，展现了社会地位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无奈和困扰。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将读者带入女子的内心世界，唤起读者对她遭遇的同情和理解。整首诗词情感深沉，意境唯美，通过对细节的描绘，传达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个体命运的思考。
běn shì shī
本事诗
bì yù mò chóu shēn shì jiàn, tóng xiāng xiān zǐ dú xiāo hún.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jiā shā diǎn diǎn yí yīng bàn, bàn shì zhī hén bàn lèi hén.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共5卷）。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苏曼殊，原名戬，字子谷，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号。此外，他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还使用过四十多个其他别号，如燕子山僧、南国行人等。
匆忙一生
苏曼殊的原籍为广东香山县（即今中山县）。其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发家。其父苏杰生在日本横滨经商，任某英商洋行买办。苏曼殊即诞生在日本横滨。但他的生母并非苏杰生的合法妻妾，而是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女子。所以，苏曼殊是一个混血儿和私生子。在封建观念严重、华夷之别严格的当时，苏曼殊的这种“不光彩”的出身，注定了他必然要受歧视的命运。所以他一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赶出了苏家之门，母亲只好带他回到了外祖父家。到了苏曼殊三、四岁的时候，由于苏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苏曼殊才被领回广东老家。从此，母子分离，终生不复一见。远离生母的苏曼殊，颇受家庭虐待。比如他在十三岁时曾经害过一场大病，家长们不仅不给他延医治病，反而把他放在柴房里等死。
在苏曼殊九岁那年，苏杰生经商失败，家庭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以致苏曼殊从十三岁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两年，学习中文和英文。接着又在十五岁那年（1898年），得其表兄林紫垣的资助，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横滨华侨所办大同学校学习四年，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一年，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这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据他的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因林紫垣只月助十元，苏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
苏曼殊于1903年回国后，先任苏州吴中公学教习，后为上海《国民日日报》撰稿。因该报停刊而失业，便到香港投靠兴中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少白，不料因误会而遭冷遇。苏曼殊一气之下，便跑到广东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但为时只有数月，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资格，即乘师父外出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溜之大吉。从此以“博经”自命，并自称“曼殊和尚”，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五岁。
革命精神
苏曼殊是辛亥革命运动时期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以反清为宗旨的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他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后来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带有反清色彩的军国民教育会，他也参加了。苏曼殊与孙中山先生也有密切关系。据何香凝回忆，1903年，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的住宅是孙中山的联络点和开会场所，苏曼殊就是常来参加会议的一个。孙中山还让苏曼殊等二十多个留日学生组成义勇队，每天早晨练习射击，以备参加武装起义。苏曼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资助他上学的林紫垣的极力反对，并以断绝资助相威胁。但苏曼殊宁可丢掉饭碗和中辍学业，也不肯放弃革命，结果被林紫垣强迫回国。回国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春，他愤于保皇派猖獗，决心暗杀其头目康有为，因陈少白极力劝阻，才未实行。同年秋，他在湖南长沙实业学堂任教，正值华兴会计划武装起义，他也参预其事。起义因事先泄露而流产后，他又参加了黄兴召集部分华兴会成员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了今后实行暗杀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由此可见，早年的苏曼殊，不但具有一般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完全赞成并积极参加了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实际斗争。
但是，苏曼殊主要不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而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他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在于运用“批判的武器”，为辛亥革命开辟道路。
苏曼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如陈独秀、章士钊所办的《国民日日报》、同盟会的《民报》、刘师培夫妇所办的《天义报》等，都曾得到苏曼殊的赞助。他为秋瑾的遗诗写过序，为冯自由的《三次革命军》题过辞。1907年鲁迅在日本准备创刊《新生》文艺杂志时，苏曼殊也是赞助者之一。1909年南社成立后，苏曼殊也很快加入，并成为该社的著名作家。
多才多艺
苏曼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小说、绘画无不精通。尤其以诗的影响最大，故有“诗僧”之称。他写过《无题诗三百首》，可惜已经失传。今存者一百零一首，绝大部分是七言绝句。苏曼殊的小说也很闻名。他一生共写小说七种，其中《人鬼记》已散佚，流传下来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绎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六种。另有《惨世界》一种，名为翻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实则三分之二的篇幅出自苏曼殊的创作，所以也应算作苏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又是我国近代较早的翻译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除节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译过《拜伦诗选》和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编撰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埃及古教考》、《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粤英辞典》等多种专著，不幸均已失传。据有人统计，苏曼殊在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里，著述共达三十种以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了。
爱国主义
苏曼殊作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譬如，当1903年全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大论战的时候，苏曼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作者用战国时鲁仲连力主抗秦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他又发表了杂文《呜呼广东人》，对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洋奴买办之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年发表的《惨世界》，则不但批判了清政府统治下的“悲惨世界”和数千年来的封建观念，而且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并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道的新世界”。因而曾经受到了青年鲁迅的称赞。辛亥革命前夕，他又发表了《岭海幽光录》、《拜伦诗选》、《娑罗海滨遁迹记》等作品，或者用清兵入关之初屠杀汉人以及汉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实，“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语）；或者用外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事实，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总之都是为辛亥革命服务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虽然消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尽管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当荷兰殖民主义者对我爪哇华侨进行血腥屠杀之际，苏曼殊为了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和祖国的尊严，发表了《南洋话》。当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时，苏曼殊又发表了《讨袁宣言》，揭露袁贼“擅屠操刀，杀人如草”、“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的罪行，并断然表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他在本时期所写的六篇小说，则不但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而且暴露了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可见苏曼殊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晚节。
苏曼殊以僧名风闻那个时代。以他的才情，他的胆识，时人少有能出其左右。但他却袈裟披肩风雨一生。他十六岁出家，多半是以一种无言的行为抗争其多舛的命运。他以半僧半俗的形象参加了革命党，而被世人称之为奇人，或许，奇就奇在他冷寂的面孔下蕴藏了多彩的人生。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了国，由河合仙氏抚养。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惯，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只好返回了日本。这一年，苏杰生经营亏本，回到广东，从此家道渐渐中落。
苏曼殊十二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只得出了庙门。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苏曼殊是情僧。面对关河萧索的衰世惨象，苏曼殊痛不欲生。渡湘水时，他作赋吊屈原，对着滔滔江水长歌嚎陶。后来，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苏曼殊因爱情不幸，也曾流连于青楼之中，但他却能洁身自好，与青楼女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死后被葬于西泠桥，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任几多游人唏嘘不已。
苏曼殊是诗僧，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令人叹绝的诗作。1909年，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无以相投，便垂泪挥毫，写了一首诗：“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读来令人柔肠寸断。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在反清活动处于困境之时，他曾想以死警醒国人，因而作诗：“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虽然蹈海警世没能成真，但留下的诗篇却使人热血沸腾。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苏曼殊还是一个爱国的革命僧人。他在东京加入过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之作，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他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后经人劝阻而终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1918年，他经过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
苏曼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这是他的作品得以风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诗风格别致，自成一家。抒情则缠绵悱恻，千回百转；状物则形象逼真，历历如见；写人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确实不失为诗中有画、情景交融、清新秀丽的好诗。无怪乎连郭沫若也说“苏曼殊的诗很清新”。他的小说则既保留了中国小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描写简洁等优点，又吸收了西洋小说注重描写自然环境、人物心理、人物外貌等长处，从而提高了小说的文学性。
当然，苏曼殊的阶级出身及其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不给他的思想带来严重的缺陷。首先，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既有反帝的爱国主义，又存在盲目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既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又保留了封建思想的落后残余；既有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又有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既同情人民的苦难，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如此等等。其次，他的思想表现了明显退步的趋势，积极的一面越来越薄弱，而消极的一面却越来越严重。可见对苏曼殊既不能一概抹煞，也不能一概肯定，而应该批判地继承。
总之，苏曼殊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应该属于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文学史里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画卷，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蒲田》、《淀江道中口占》等。
除诗歌外，苏曼殊还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此外，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奇人苏曼殊，工诗善画，通谙好几国语言，三十五岁上，死于肠胃病。他的贪吃，几乎和才名相埒（[liè] 意为等同）。雅人兼任老餮，果然不同凡响。闲来翻读他的书信，一封是自日本寄给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邓孟硕的，内容多半是吃。如：「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品。」这里有趣的，第一，他从中国人的「以形补形」发展到「吃什么像什么」。要说把唯物论贯彻到食物，没有谁比他彻底，这叫「食物决定性格」。吃牛肉牛乳，性情会「牛」起来；那么以猪肉为主要肉食的中国人，岂不「猪」化了？按此推论，经商宜吃蟮鱼，以增溜滑；从政宜吃狐狸，以增狡诈；为文宜吃仙鹤，以增飘逸；科学家宜吃穿山甲，以增强思维的穿透力；爱俏的姑娘，自然该吃孔雀；青年男士呢，吃公鸡如何？这般一来，人间反而大煞风景。第二，他亮出可与乳酪匹敌的正宗国货——腐乳。乳酪是牛乳制品，腐乳是黄豆制品，加工过程中都曾发臭长毛。腐乳的变种臭豆腐，深为国人所爱。乳酪中也不乏臭气熏天的品种，如羊乳酪，洋人夹以饼乾，佐以葡萄酒，吃得兴致勃勃。论到饮食文化，如果指豆腐是东方的象徵，乳酪不妨视为西方的代表。二者异中有同，引发食欲之时，还教人想及全人类文明的殊途同归。腐乳涂在洋面包上，该是中西文化的绝妙融合。至於味道是不是必得「佳品」？则请大家见仁见智一番了。
苏曼殊在信里说下去：「如君之逆旅主人，询君是何物。君则曰红者是赤玫瑰（cheese）；彼覆询白者，则君曰白玫瑰（cheese）。此时逆旅主人，岂不摇头不置，叹为绝品耶？」以红白腐乳冒充乳酪，不算妙；起个浪漫的名字，哄喜欢好听名堂的洋人，才叫妙，不晓得能否行得通？
苏曼殊的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身世使他早年即因家庭矛盾出家为僧。但是，民族的危难又使他不能忘情现实。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的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
1903年苏曼殊留学日本，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成城学校等处就读，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在日本期间，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和拒俄义勇队，倾向于民主革命。学成后回国，任上海《国民日报》的翻译，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在上海病逝，年仅35岁。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在民国初年以迄现在，由章太炎先生与“南社”诗人们烘托，擅长鸳鸯蝴蝶派的文字，以写作言情小说如《断鸿零雁记》等而出名，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误以为僧，群举与太虚、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虽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