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势浑如掠水飞，渔罾绝壁挂清晖。
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
【注释】：
此诗写诗人在舟中南望，见燕子矶山石的形势，犹如一只燕子掠水飞空。胆气过人的渔人 ，竟能在绝壁上施网，诗人在观赏矶上亭，自己却也成了亭中人观赏的对象。诗歌纪行写景 ，富有理趣。
guī zhōu jiāng xíng wàng yàn zi jī zuò
归舟江行望燕子矶作
shí shì hún rú lüè shuǐ fēi, yú zēng jué bì guà qīng huī.
石势浑如掠水飞，渔罾绝壁挂清晖。
fǔ jiāng tíng shàng hé rén zuò? kàn wǒ piān zhōu wàng cuì wēi.
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
早年生活
厉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692年6月16日），卒于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752年10月17日）。先世居慈溪，后迁至钱塘。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他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还在少年时，父亲就已去世，家境贫寒，全家人靠士泰卖烟叶为生。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几乎被士泰送进庙宇，后自己坚持不出家才作罢。
求知上进
生活虽然艰苦，但厉鹗的求知欲却很强。他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后来他又广泛涉猎，“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弱冠时，他从杭可庵游，可庵之子世骏小他4岁。他称可庵为先生，与世骏结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谙世事，但酷爱出游。每“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江浙山水，激发了他的豪迈诗情；迷人风光，丰富了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位贫寒之子，迅速成长为一位诗人。
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现实似乎有所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觉得“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诗体，借游仙之咏来抒发自己的游思和感慨。康熙四十九年（1712年），厉鹗写了《游仙百咏》，不久又写了《续游仙百咏》。这两篇游仙咏清新飘逸，然而，诗人仍觉得言犹未尽。五十二年（1713年），他写了《再续游仙百咏》，“借文翰为遨游，真可谓尽名士之才情，极仙人之本色”，受到了朋友的赞叹。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
教授学生
五十三年（1714年），厉鹗受聘来到了汪舍亭家，在听雨楼教授汪家的两个孩子：汪浦、汪沆。在这里，他受到了礼遇，饮食居住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汪家对孩子要求严格，厉鹗也极尽教师之责，认真授业。从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他一直在汪家任师。在他的教授下，汪浦、汪沆学业大有长进。尤其是汪沆，后来也成为一位名士，并始终感激自己的恩师。
考中当官
五十九年（1720年），厉鹗参加乡试，考官是内阁学士李绂。在试闱中，李绂见到他的试卷，读了他写的谢表，感叹道：“此必诗人也！”立即录取。中举之后，厉鹗登舟北上，准备参加京城会试。此时，他年不到30，又是第一次入都，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沿途他诗兴时发，写下了10多首诗。然而他沿途观光的兴趣似乎比会试中式的希望更浓。在《广陵寓楼雪中感怀》一诗中，他写道：“沉湎居翥主，浩荡游子意。平生淡泊怀，荣利非所嗜。哂笑讵云乐，明发难自弃。兹来扪空囊，翻为故交累。因思在家贫，忀徉尚高致。束书细遮眠，疏花香破鼻。纸阁无多宽，回隔飞尘至。因之问故园，南湖烦寄字。”
在京城，厉鹗的诗受到了侍郎汤右曾的赏识。厉鹗春闱报罢，右曾殷勤办酒，收拾卧榻，派人致意要将厉鹗请到家中。厉鹗得信后却不辞而别。次日，右曾迎请时，他早已远去。“说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贤樊榭之不因人熟”。在归途中，厉鹗写诗叹道：“一昔都亭路，归装只似初。耻为主父谒，休上退之书。柳拂差池燕，河惊拨刺鱼。不须悲楚玉，息影忆吾庐。”
结交文人
回到家乡后，厉鹗更加热衷于出游吟诗。随着诗名的传播，他与更多的文人结成了朋友，与周京、金志章、符曾、金农十分亲密，常常在一起作文字之会，赋诗为乐。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家中藏书极富。文人名士纷纷来游，厉鹗也年年相访，成为马家的常客。在马氏小玲珑山馆里，他肆意探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与马氏兄弟、杭世骏等浙江诗人结为邗江吟社，唱和切劘，“觞咏无虚日”。雍正年间，全祖望路过杭州，与厉鹗、杭世骏等结交，也成为诗社之友。他们一起讨论经史，考证掌故，写诗唱和。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厉鹗在出游吟咏之余，撰写了《南宋院画录》8卷、《秋林琴雅》4卷、《东城杂记》2卷、《湖船录》1卷，并同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赵信一起，共同撰写了《南宋杂事诗》7卷。
雍正九年（1731年），浙江总督李卫奉敕修《浙江通志》。厉鹗、杭世骏等28人受聘担任分修。在厉鹗、杭世骏等各位分修的努力下，《浙江通志》“越二年始削稿，又一年剞劂蒇事”。
再次落第
乾隆元年（1736年），浙江总督程元章举荐博学鸿词18人，厉鹗、杭世骏都列名其中。但是，厉鹗无意应试。全祖望特地从京师写信相劝，希望他“与堇浦诸君勉之”。 在朋友的劝告下，厉鹗再次赴京。在这科征士中，厉鹗的诗学是出类拔萃的。正如杭世骏所言：“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可惜在考试中，厉鹗误将论写在诗前，再次落第。朋友们都为此叹息，他却淡淡地说道：“吾本无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亲，薄愿毕矣。”
贫寒离世
厉鹗归乡后，因治生无术，贫病交加。乾隆二年（1737年）夏，他咳嗽气喘，历秋渐痊。五年（1740年），他移居东城，又患足疾。旧时的文人尽管生活艰难，却还有姬妾。六年（1741年），爱姬朱满娘病，厉鹗典质以偿药费，终因治疗无效，迁延至七年（1742年）正月去世。以后，厉鹗身体更加孱弱，不断地受着肺病、齿痛等疾的折磨。在此期间，他的生活靠朋友们馈赠、补助，勉强维持。因年老无子，马曰琯又资助他再次纳妾刘姬。但是，刘姬不安于贫困，不久便离他而去。
晚年的厉鹗尽管贫病多磨，著书立说却达到高潮。他有感于《辽史》的简略，采摭300多种书籍，写出《辽史拾遗》24卷。这部书有注有补，以旧史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都分析考证，加以按语。他常自比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他还利用在小玲珑山馆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诗话、说部、山经、海志等书，撰写了《宋诗纪事》100卷。
《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的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 “（《宋诗纪事》）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辽史拾遗》）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采辑散佚，足备考证。”
丰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决定另谋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决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朋友们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加以劝阻。他只得说出自己的苦衷，是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当他北上来到天津时，老友查为仁将他留住水西庄。在这里，他意外地看到了查为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作的笺注。他与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兴。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宦的追求，他放弃入都的打算，和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几个月后，著作完成，他返棹南归。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厉鹗与吴城共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所作为《群仙祝寿》，厉鹗所作为《百灵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厉鹗病重。九月十日，他对汪沆说道：“予平生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箧，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厉鹗辞世。
厉鹗的死使朋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哀叹：“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蕡。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死生分。”
厉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一诗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帐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托贤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于王士禛、朱彝尊之外，“独辟蹊径”，与金农的书画齐名，人称“髯金瘦厉”。他不修威仪，常曳步缓行，仰天摇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咏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称为“诗魔”。 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诸书外，还有《樊榭山房集》。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国朝厉鹗撰。……前集诗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词，分甲、乙二卷，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续集亦诗八卷，而以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则己未至辛未作也。”
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凡有疑误而无法从版本上校正之处，则参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是研究厉鹗的重要资料。
在此，我们以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为依据，对厉鹗的诗词创作试作分析。
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在词派问题上，他推崇姜夔、张炎等人为首的宋词南宗，贬低辛弃疾等人的北宗。厉鹗以“清”与“雅”作为词好坏的标准。他主张在艺术特点上，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作品蕴意上，词要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厉鹗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他与杭世骏齐名，《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王士?)、秀水(朱彝尊）外自树一帜。”?厉鹗读书搜奇嗜博，钩深摘异，尤熟于宋元以后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东城杂记》、《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等书。其中《南宋杂事诗》一书，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为考史事者所重。
吟咏山光水色
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山水为题材的诗词。一部《樊榭山房集》，几乎可以说是“十诗九山水”。从题材分类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称他为山水诗人。张世进在《哭樊榭二首》诗中写道：“当代风骚手，平生山水心。”全祖望评价厉鹗的诗：“最长于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连光景，清妙轶群。”这些诗文准确地指出了厉鹗诗词创作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就。
厉鹗的诗词创作为什么会出现山水诗最多，成就最大的特色呢？这与他的生活环境、思想性格、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厉鹗的家乡钱塘（今杭州），是著名的风景城市，享有人间天堂之誉。厉鹗自称：“平生湖山邻。”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厉鹗提供了观赏山水的有利条件，拨动了他山水诗创作的心弦。《樊榭山房集》卷1第二首诗就是一首山水诗，名为《游无门洞》，是厉鹗23岁时的作品。据《西湖游览志》记载：黄龙洞，又名无门洞。宋时，有僧慧开字无门，自黄龙山来居此。有石碜砑不合如蛎，忽雷声震地，划然出泉，色绀而冽，人以为龙随锡出，因此得名。《杭州府志》记载：无门洞在千人洞上百步，峭石巉岩，壁立数仞，可视不可登。洞深丈余，左右镌罗汉十六。平坡石磴，可坐十余人，视下如在浮云中。厉鹗在《游无门洞》诗中写道：“阴窦绝曦景，石雨垂痴龙。白云懒不收，缭绕东岩松。定僧涌壁像，海众惊灵踪。藤花拂又落，螟闻烟际钟。”寥寥数语，勾勒出无门洞的独特风光，使读者如临其境，浮想翩翩。
紧接着，年轻的厉鹗又作了《花坞二首》。据《杭州府志》记载：花坞近杨梅坞，以花多得名。地绝幽邈，多古庵。厉鹗在诗中吟道：“法华山西山翠深，松篁蒙密自成阴。团瓢更在云深处，惟有樵风引磬音。白练鸟从深竹飞，春泉净绿上人衣。分明孟尉投金濑，吟到日斜犹未归。”此诗既描绘了花坞的幽妙景致，又提到了溧阳尉孟东野。据史书记载，孟东野，贞元中，授溧阳尉。溧阳昔为平陵县，南五里有投金濑，濑东八里许，道东有故平陵城，周千余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势甚盛，率多大栎，合数夫抱，丛筱蒙翳，如坞如洞。地洼下积水沮洳，深处可活鱼鳖。大抵幽邃岑寂，气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夫外，无入者。孟东野得之，喜而忘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径蓦投金濑一往。至则阴大栎，隐丛筱，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厉鹗游览花坞，诗兴勃发，遥思孟尉，吟咏忘归。“分明孟尉投金濑，吟到日斜犹未归。”就是他本人钟情于山水，陶醉于吟诗的真实写照。
由于出身贫穷，人又孤瘦枯寒，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厉鹗灰暗消极的心理。少年时险被“寄以僧舍”的经历，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埋下了隐逸避世的种子，加深了他的孤僻个性。他从来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气概，也没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自信。虽然他也象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科举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但绝没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强烈愿望。他既无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缺乏行政才能，又不谐于俗，于世事绝不谙，不能随俗俯仰，好率意而行，这就使他难以进入仕途。
厉鹗本来就热爱自然，性雅好游，23岁时，在《疏寮集序》中自称：“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科场受挫之后，厉鹗的“宦情”日益淡漠，更加向往自然。正如他在诗中所吟：“性拙见山喜，匹如故疾失。” “余拙谢百事，抱影自空村。”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山光水色之中，他感到舒心惬意，文思泉涌，挥毫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篇。登山涉水，吟咏风光，给厉鹗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毕生以觅句为自得”，并决心在诗学上有所建树。他在诗中吟道：“力将陶谢追风雅，耻共金张较瘦肥。”就是这种志向的表露。
辞别科场，厉鹗来到了扬州，馆于小玲珑山馆。马氏兄弟“以古书、朋友、山水为僻”，对他礼为上宾，热情款待。他们一同游览山水，吟风弄月，其乐融融。这就为厉鹗的山水诗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
几十年来，厉鹗往来于钱塘、扬州之间，靠坐馆和朋友接济维持生活。他的一生，虽然清贫，但也清闲，入世不深，游踪不广，接交有限。其山水诗，以写浙江名胜为多，最突出的是刻划杭州的自然风光。
厉鹗吟咏杭州山水的诗篇，数量繁多，范围广泛。杭州的山山水水，一花一木，几乎所有的景点风物，各个时节的变幻之美，都成为厉鹗描绘的对象。尤其是西湖、西溪一带的万般景色、迷人风光，全都进入了厉鹗的诗词之中。很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景物，在厉鹗的诗中露出容颜；很多前人已经题咏过的景物，在厉鹗的诗中展现新彩。在历代吟咏杭州风景的无数山水诗人中，厉鹗的成就引人瞩目。
厉鹗的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宗宋。具体表现为专法宋人，好用宋代典故。诗法宋人，这在清代前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诗学趣尚问题，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现象。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使汉族士人很容易想起被蒙元所灭的大宋王朝。宋诗在元明两代被冷落之后，于清初极受推崇，与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民族情绪是分不开的。在清人看来，宋诗不仅是一种与唐诗有别的诗学范式，而且是历史上同样被“夷狄”征服的王朝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他们对宋诗的情有独钟，既出于刻骨铭心的故国之思，也有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而浙江人身处南宋故都与六陵所在之地，“一举目皆故迹”，对宋代文化又有特殊感情。因此，浙江诗人不约而同地转向宋诗，形成以宗宋为基本特征的浙派。
浙派之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浙派，自黄宗羲创始，历经康雍乾三朝，前后百有余年，涉及诗人数以百计，大小名家数十人。狭义的浙派，如袁枚等人所云“浙派”，专指以厉鹗为首的杭州诗人群体。厉鹗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清代诗人的宗宋，大都是学习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而厉鹗所学主要是南宋永嘉四灵，旁及姜夔。因此，厉鹗的诗歌格局狭小，风味清幽。同样是描写杭州风景，厉鹗即不象苏轼那样反映得开阔潇洒，而是善于刻划小境界。如其《理安寺》：“老禅伏虎处，遗迹在涧西。岩翠多冷光，竹禽无惊啼。僧楼满落叶，幽思穷板跻。穿林日堕规，泉咽风凄凄。”沈德潜评价此诗为：“寒翠欲滴，野禽无声，非此神来之笔不能传写。”诗歌状景的确很工，但写得幽敻清冷，其境界是一种出世者的静僻的境界。
厉鹗写山，大多不采用鸟瞰的角度，不是描绘山的外形与气势，而是采用特写的手法，深入山中，细致刻划山内一处处局部情景，以独具慧眼的发现，独具特色的语言，营造出独特意境，表达其独特感受。
请看他的《晓登韬光绝顶》，“入山已三日，登顶遂真赏。霜磴滑难践，阳崖曦乍晃。穿漏深竹林，冷翠引孤往。冥搜灭众闻，百泉同一响。蔽谷境尽幽，跻颠瞩始爽。小阁俯江湖，目极但莽苍。坐深香出院，青霭落池上。永怀白侍郎，愿言脱尘鞅。”
韬光峰位于杭州灵隐寺西北，因唐代高僧韬光在此结庵说法而得名。据史书记载，韬光本为蜀人，后辞师出游。师嘱之曰：“遇天可前，逢巢即止。”当他游至灵隐山巢沟坞时，担任杭州剌史的是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著名诗人。韬光悟道：“此吾师之命也。”遂于巢沟坞结庵，与白乐天为友，时常唱和。
厉鹗此诗描写了晓登韬光绝顶的情景。他在入山三日之后，于清晨向绝顶攀登。身在山中，移步换景。途中所见，霜磴道滑，晨曦拂崖，光透竹林，流泉吟唱，好一个幽静清寂的境界。登上峰顶，爽快无比。俯视江湖，极目莽苍。遥想当年，白居易的形象浮现在眼前，白居易的诗句回响在耳边：“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于是，厉鹗便以点睛之笔作为此诗的结束：“永怀白侍郎，愿言脱尘鞅。”表达了自己要摆脱世俗束缚的意愿。
厉鹗还善于描写夜色中的山林景致。例如，《宿龙门山巢云上人房》：“山楼出树抄，夜宿万山中。虎啸不惊定，钟声疑在空。背窗栖鸟影，灭烛听松风。明日寻阶水，应添十二筒。”龙门山位于钱塘之西，俗名小和山。诗人来到此山，夜宿僧房。深山密林，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诗人凭听觉感受着大自然的别样风韵。“虎啸”、“钟声”、“松风”，声声入耳。山林之夜，静谧幽妙，诗人心内，万虑俱消。
厉鹗笔下的雨后之山，更是别具清幽。例如《雨后坐孤山》：“林峦幽处好亭台，上下天光雨洗开。小艇净分山影去，生衣凉约树声来。能耽清景须知足，若逐浮云愧不才。谁见石阑频徒倚，斜阳满地照青苔。”孤山，孤峙于杭州西湖的里湖与外湖之间，林峦幽美，亭台秀丽，湖平如镜，上下天光。“雨洗”之后，更是如诗如画，清丽绝尘。轻便的小艇分载去秀丽的山影，飘动的衣襟约来阵阵树声。诗人沉浸在雨后孤山的清幽景色之中，凭栏观赏，知足常乐，不屑于追逐浮名。
厉鹗写水也极具特色。如《秋夜听潮歌寄吴尺凫》：“城东夜月悬群木，汹汹涛声欲崩屋。披衣起坐心茫茫，秋来此声年复年。壮心一和《小海唱》，二毛不觉盈吾颠。胸中云梦吞八九，要挽天河ju（?#93;+斗）北斗。倏忽晴空风雨来，杳冥水府神灵走。时哉会见沧溟立，自是乾坤有呼吸。轩辕张乐万耳聋，洞庭天远鱼龙泣。须臾声从静里消，一？（草字头下加大，加虫）独语星萧萧。天明作歌寄吴子，想子中宵亦听潮。”此诗构思巧妙，主要从听觉角度渲染钱唐潮的声威与气势，并写出潮水来去的不同声响，和诗人的心态变化。潮水来时，汹汹涛声欲崩屋；潮水去时，一（？）独语星萧萧。诗人由披衣起坐心茫茫，变为壮心一和《小海唱》。
由于阅历的限制，特别是审美情趣偏于柔美，因此，厉鹗的写水之作，更多的是宁静秀美的湖景。例如《晓至湖上》：“出郭晓色微，临水人意静。水上寒雾生，弥漫与天永。折苇动有声，遥山淡无影。稍见初日升，三两列舴艋。安能学野凫，泛泛逐清景。”此诗用清凉的晨雾，清淡的远山，清澈的湖水，清灵的野凫，构成一幅清新宜人的晓湖之景。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愿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
夜色中的湖景则是另一番景象。如《春湖夜泛歌》：“晴湖不如游雨湖，雨湖不如游月湖。同时看月兼听雨，二事难得鱼熊俱。沙外登舟棹徐发，天融山暖云初活。水月楼边水月昏，烟水矶头烟水阔。尊前绿暗万垂柳，月痕似酒浮鹅黄。一片蛙声遥鼓吹，四围山影争低昂。此时坐上各无语，流云走月相吞吐。欲润冥冥堤上花，故洒疏疏篷背雨。合成芳夜销金锅，繁华千古随逝波。谁把长桥短桥月，谱入吴娘暮雨歌。雨止依然月不见，空里湖光白如霰。归向龙宫枕手眠，粥鱼初唤流莺啭。”
这是一首描绘春夜游湖的诗，展现了西湖的变幻之美，表达了诗人的独特感受。春风徐徐，湖水荡漾，诗人登舟，夜游西湖。杨柳轻拂湖面，月儿穿云破雾，蛙声此起彼伏，山影时高时低。忽然，天空中飘飘洒洒，下起了疏疏春雨。雨水轻轻地滴落在船篷之上，默默地滋润着堤上花木，西湖笼罩在迷蒙清幽之中。雨过之后，湖光洁白如霰。诗人欣喜地感到，自己意外地享受到了同时看月兼听雨，鱼与熊掌俱得之的乐趣。记得元人周密曾经说过：“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西湖的变幻奇观，杭谚的销金锅儿之号，使诗人感叹“繁华千古随逝波”。
上述可见，厉鹗的山水诗，所写不仅仅是风景画，而是对山光水色的欣赏，对人生世事的感悟。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有所思，值得回味。
抒发思古幽情
厉鹗不仅热爱自然，向往野逸，而且喜欢观赏古物，既爱那历尽沧桑、古朴斑驳的文物之美，也爱由此引发的思古幽情和远离现实的超脱之感。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怀古咏物之作。
《樊榭山房集》卷1第一首诗就是《金寿门见示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诗中写道：“嗜古金夫子，贪若笼百货。墨本烂古色，不受寒具涴。便续金石录，明诚不是过。钟铭最后得，斑驳岂敢唾。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抚迹思景云，往事去无那。初翦桑条韦，柘袍受朝贺。范钟崇玉清，构炭飞廉佐。九乳器未亡，雄词厌寒饿。装比李仙丹，征句迭唱和。无虚奚足称，懋绩于此堕。吾思景钟铭，天笔滥传播。”
据史书记载，西安府学宫，唐宋之碑林立，俗称碑洞。长安县有景龙钟铭，为唐睿宗于景云二年（711年）所书。因离洞较远，而拓者必塞其内空，缘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传于世。厉鹗看到好友金农所藏的钟铭拓本后，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诗，既讲了金农的嗜古之好，收藏之妙，又描述铭文“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并感叹道：“抚迹思景云，往事去无那。”
《樊榭山房集》卷1中，还有一首《过宋通问副使朱公少章墓》：“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青衣已见君王辱，白发何期使节旋。老泪冰天他日恨，遗闻曲洧至今传。一抔筑并花宫地，夕呗晨钟更惘然。”
这是一首描写朱弁墓的诗。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宋朝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四月初一日，金兵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连同后妃、宗室、朝官等三千多人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货、文物、图册也被金兵洗劫一空，北宋王朝覆灭。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上帝位，开始了对剩下的半壁江山的统治。历史上称之为南宋。此后，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杭州。南宋政权建立之后，遣使问安宋徽宗、宋钦宗。朱弁出任通问副使，被金人扣留十余年。归后不久，即死于杭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年轻的厉鹗过朱弁墓，目睹残碑，遥想当年，心潮难平，写下了这首诗。
据《宋史》朱弁传记载，绍兴二年（1133年），金人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决策去留，弁曰：“我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觊幸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绍兴十三年（1144年），和议成，弁得以归。厉鹗诗中的“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靖康之变时，宋徽宗、宋钦宗被迫以青袍易帝服，以常妇之服易二后之服。因此，厉鹗在诗中感叹道：“青衣已见君王辱。”
绍兴五年（1136年），宋徽宗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朱弁悲痛地写了一篇哀辞。
辞中曰：“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另外，朱弁还撰有《曲洧旧闻》一卷。拜谒朱弁墓，想起朱弁的诗文，厉鹗深情地吟道：“老泪冰天他日恨，遗闻曲洧至今传。”
宋人故居也受到了厉鹗的关注，并引发出这样的诗篇：《宝莲山是韩平原故宅》，“雾阁云窗付渺茫，平原事往径全荒。居人不识太师竹，风叶几枝摇夕阳。”]宝莲山，在吴山之北。韩平原，即南宋大臣韩侂胄。他是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字节夫，宋宁宗时执政13年，以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后加封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嘉泰（1201—1204）中，他见金王朝已衰，力主乘机收复中原，请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后又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申王，改谥“谬丑”，以打击投降派。开禧二年（1206年），请宁宗下诏出兵攻金。宋军初战获胜，旋以部署失宜而败。投降派乘机活动。次年被南宋政府杀害，后函首送至金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厉鹗游览宝莲山，想起这里曾是韩侂胄的故宅，如今面目全非，荒草掩径。感慨地吟道：“平原事往径全荒。” 韩侂胄善水墨竹石，所画大叶琅轩，自称“太师竹”。五百余年过去了，往事如烟，谁还记得“太师竹”？只有那青青翠竹，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摇曳，向诗人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明朝人留下的物品，也引发过厉鹗的创作激情，《赵忠毅公铁如意歌》就是这类作品。赵忠毅公即赵南星。他是高邑人，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万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为东林党重要人物。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专权，政治腐败。赵南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与之对抗，与邹元标、顾宪成号为三君。后谪戍代州，病死。追谥忠毅。他有一柄铁如意，上有八卦、河洛、云雷、星斗、五岳诸图象，和银镂铭文。铭云：“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唯君子之器也。赵南星。”
厉鹗在诗中，首先对铁如意作了这样的描述：“铁花锈涩尺有咫，一朵冷云吹不起。四周银锓篆画严，古器曾经近君子。”
接着，他对赵南星的生平事迹作了高度评价：“高邑赵公卓荦才，东林党籍标渠魁。要扶众正黜群小，不悟晚乃为身灾。高皇辛苦营九有，轻掷乾坤崔魏手。椓人假子满朝廷，岂独见泉竟无后？廷推祸伏三案根，遥遣荷戈出雁门。匹如祥麟在苑囿，猰貐梼杌驱之奔。击壶歌罢提携舞，北阙关心泪如雨。恨不亲将逆竖头，碎如王氏珊瑚树。力疏四害论四凶，愿铸禹鼎代天功。人间万事不如意，佳名真与奇觚同。”
最后，面对着赵南星的铁如意，厉鹗激昂地吟道：“铁兮何清寒！乃是公之忠义肝；铁兮何突兀！乃是公之戍死骨。我购得此常卖家，传观四座寂不哗。若采铭文备史事，流传亿代可以箴官邪。”
厉鹗还喜欢题咏古画，例如他曾写过一首《意林所藏宋徽宗鸜鹆图同确士作》。据史书记载，宋徽宗万机之暇，惟好书画，具天纵之妙，有晋、唐风韵。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尤注意花鸟，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几欲活动。书后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玺志，或用瓢印虫鱼篆文。其作品有许多散落民间，《鸜鹆图》就是其中之一。厉鹗在诗中对这幅图作了生动的描述：“繁华如梦宣和事，仍在神宵自游戏。谁传真迹落人间？鸜之鹆之妙无比。松枝淅淅墨针攒，一踏枝鸣二堕地。足钩咮啄定争斗，不然那得风毛坠？中间似欲助老拳，欲飞未飞张张翅。晶荧点漆活眼睛，却含万里龙沙泪。”联想到宋徽宗、宋钦宗后来成为金人的俘虏，宋廷曾遣通问使问安两宫的史事，厉鹗又感慨地吟道：“祗应回首愧此图，难谕两宫通间使。”
厉鹗也曾题咏古钱，写道：“吴中有书贾来广陵，出古钱三百余见示刀布正伪，诸品皆备。汪君祓江拓其文凡四以遗予。一曰千秋万岁，面有龙凤形。一曰长生保命，面有北斗及男女对立状。一曰斩妖伏邪，面有立神一，蹲虎一，符篆一。一曰龟鹤齐寿，面无文，盖古厌胜钱也。暇日装潢成册，为诗题后。”他还写道：“汪为山亦赠予厌胜钱拓本，文曰金玉满堂篆书，面有双龙绕之上，有柄作片云形，大径二寸，续装于册，更为赋诗。”
他还写有《汉铜雁足灯歌为半槎赋》、《汉铜龙虎鹿卢灯歌为敬身作》等咏物诗，轻快地吟道：“今年曾咏雁足灯，新诗传唱满广陵。归来江上访高士，又见一灯奇可称。……灯传无尽诗无尽，试与佳儿诵此篇。”
这类题咏古画、古钱、古物、古金石拓本的诗，在《樊榭山房集》中还有很多。“皆穷探原委，曲折尽致，后来谈艺家争相效之。”
吐露心中抑郁
厉鹗出身寒门，早年丧父，家境清贫。生活的压力使他郁郁寡欢。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年仅19岁的厉鹗写下了《游仙百咏》，吐露心中的抑郁。在该诗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游仙诗》，自晋郭景纯倡之，逮唐曹尧宾、明马鹤松连篇累牍，奇艳可诵。予闲居寡欢，偶尔缀韵，辄成百章，大要游思呓语，杂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谓“事之所无，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灵均作《骚》，尚托于云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几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读之，词虽不工，聊当龟兹一觉云尔。康熙庚寅六月，樊榭山人自题。”序中的“闲居寡欢”，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游思呓语，杂以感慨”，就是《游仙咏》的主题。
《游仙百咏》雕版问世后，厉鹗又写了《续游仙百咏》。前后游仙咏共二百首，厉鹗仍然觉得言犹未尽。于是，又写下了《再续游仙百咏》，序云：“曩作前、后游仙凡二百首，前游仙已雕板，不揣荒鄙，颇有嗜痂。后游仙藏箧中，未举示人。暇日展玩，自愧凡俗，于仙境犹有未尽，因刻意冥搜，誓脱故常，复成百咏。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厉鹗将游仙三百首结集在一起，在《自序》中他这样写道：“至于弘农之始倡，实为屈子之余波，事虽寄于游仙，情则等于感遇，后有作者，咸步趋焉。……仆无凌云之才，有餐霞之癖。懒如中散，论或托于养生；贫似稚川，书未传夫抱朴。山居长啸，偶有遐心；萝户高吟，遂多逸兴。身非脉望，何曾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学仙项曼，诡言渴饮流霞；好道长源，诈说馈来玉液。但以俗缘羁绁，尘网撄缠，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于是效颦郭璞，学步曹唐，前后所为，数凡三百。瑶台梦破，唤起飞琼；洛浦舟回，拾残翠羽。曾无当于风、雅，亦见摈于庄、骚，持赠何堪，自娱而已。时当朱明届节，白日舒长。何方避暑，玄冰飞雪之丸；无计迎凉，鹄羽龙皮之扇。襞笺雪案，岂窥大酉之书？涤笔冰瓯，聊当龟兹之枕。康熙癸巳季夏八日，钱唐厉鹗题于寄圃之半舫斋。”
序中的“事虽寄于游仙，情则等于感遇”，“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清楚地表明，这组诗是有感而发的，借仙境神话，影射现实。
厉鹗一生贫病多磨，《樊榭山房集》中对此有充分的反映。他是一个爱书读书之人，乾隆元年（1736年），因贫穷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藏书。在《鬻书和沈峙公》一诗中，他伤心地写道：“收处心常损，拈来泪欲垂。谁怜非长物，竟遣易晨炊。宿读人难得，长贫我自知。祗愁肉食者，还有鬼名嗤。”
第二年夏秋之交，厉鹗卧疾南湖草堂。病中，他写下了沉重的诗句：“经旬外户不轻窥，当暑怀冰病亦奇。雨久玭衣生壁早，夜凉萤火入帘迟。毁茶恐被高人笑（时以肺寒禁茗饮），称药宁烦妙友为？洒洒心清无睡处，几回落月有余思。”
乾隆四年（1739年），厉鹗又被住房问题所困扰。在诗集中他写道：“予赁居南湖上八年矣，其主将鬻他氏，复谋栖止。瑞石山下，有屋数楹，东扶导予相度，颇爱其有林壑之趣，以价贵未遂也。”第二年初夏，他移居东城。在《移居四首》中，他感慨地吟道：“南湖结隐八年余，又向东城赋卜居。颇爱平桥通小市，也多乔木映清渠。杜陵突兀见此屋，韩子辛勤始有庐。笑我天慵俱未遂，不妨随地狎耕渔。”
乾隆六年（1741年）夏日，他再次病倒。诚夫给他送来杏酪，他作诗谢道：“鹅王乳色白胜酥，仙杏为浆雅称无。寒食和饧传故事，鼎娥候火费工夫。口香三日惊犹在，肺气兼旬觉顿苏。珍重携来情不浅，食经端为起诗癯。”
岁暮，他的爱姬朱氏病危。为给朱姬治病，他不得不典卖衣物。《典衣》一诗，反映了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苦闷心情。“青镜流年始觉衰，今年避债更无台。可知子敬家中物，新付长生库里来。半为闺人偿药券，不愁老子乏诗材。敝裘无恙还留在，好待春温腊底回。”
乾隆七年（1742年）正月，朱姬病逝。厉鹗伤心欲绝，写下了《悼亡诗》十二首：
“无端风信到梅边，谁道蛾眉不复全。双桨来时人似玉，一奁空去月如烟。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阑重倚遍，那堪肠断数华年。”
“门外鸥波色染蓝，旧家曾记住城南。客游落托思寻藕，生小缠绵学养蚕。失母可怜心耿耿，背人初见发参参。而今好事成弹指，犹胜莲花插戴簪。”
“怅怅无言卧小窗，又经春雪扑寒釭。定情顾兔秋三五，破梦天鸡泪一双。重问杨枝非昔伴，漫歌桃叶不成腔。妄缘了却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庞。”
“东风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响不闻。梵夹呼名翻满字，新诗和恨写回文。虚将后夜笼鸳被，留得前春蔟蝶裙。犹是踏青湖畔路，殡宫芳草对斜曛。”
“病来倚枕坐秋宵，听彻江城漏点遥。薄命已知因药误，残妆不惜带愁描。闷凭盲女弹词话，危托尼 （女十甘）祝梦妖。几度气丝先诀别，泪痕兼雨洒芭蕉。”
“一场短梦七年过，往事分明触绪多。搦管自称诗弟子，散花相伴病维摩。半屏凉影颓低髻，幽径春风曳薄罗。今日书堂觅行迹，不禁双鬓为伊皤。”
“零落遗香委暗尘，更参绣佛忏前因。永安钱小空宜子，续命丝长不系人。再世韦郎嗟已老，重寻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应断肠，齐向洲前泣白苹。”
“郎主年年耐薄游，片帆望尽海西头。将归预想迎门笑，欲别俄成满镜愁。消渴频烦供茗碗，怕寒重与理熏篝。春来憔悴看如此，一卧枫根尚忆不？”
“何限伤心付阿灰，人间天上两难猜。形非通替无由睹，泪少方诸寄不来。嫩萼忽闻拼猛雨，春酥忍说化黄埃。重三下九嬉游处，无复蟾钩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尺，春醪谁分不同倾？衔悲忍死留三日，爱洁耽香了一生。难忘年华柑尚剖，瞥过石火药空擎。祗余陆展星星发，费尽愁霜染得成。”
“约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气落梅风。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妆楼一夕空。吴语似来窗眼里，楚魂无定雨声中。此生只有兰衾梦，其奈春寒梦不通！”
“旧隐南湖渌水旁，稳双栖处转思量。收灯门巷忺微雨，汲井帘栊泥早凉。故扇也应尘漠漠，遗钿何在月苍苍。当时见惯惊鸿影，才隔重泉便渺茫。”
这组诗缠绵宛转，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袁枚评价道：“诗人笔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好征典者，病亦相同。即如悼亡诗，必缠绵宛转，方称合作。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笔能刚而不能柔故也。阮亭之悼亡妻，浮言满纸，词太文而意转隐故也。近时杭堇浦太史悼亡妾诗，远不如樊榭先生。”
贫穷、疾病、痛失爱姬，屡遭打击的厉鹗苦闷至极，只有用诗歌来宣泄。在《病中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首句得诗三首》中，他这样写道：
“满城风雨近重阳，病减情怀老减狂。足软杖藜浑得力，耳鸣鞞铎果何祥？僮奴决意辞贫主，医匠收功试古方。我已是非俱不问，笑看梧叶坠虚廊。”
“满城风雨近重阳，唧唧阴虫夜渐长。瘦比隐侯犹较倍，愁应平子为分将。青灯难遣诗魔娆，丹鼎翻嫌琴客妨。领取秋深闲意味，不眠常是望晨光。”
“满城风雨近重阳，及至重阳霁色苍。问疾客来时一二，登高人想不寻常。琉璃水浅盛新月，玛瑙天空映拒霜。谁道秋容丽如许，闭门也有小篇章。”
独树诗坛一帜
清朝初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过来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格意义上的清代“国朝”诗人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诗坛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并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其次是并称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和王士禛，再次是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和赵执信。此后，则有袁枚、赵翼、蒋士铨“乾隆三大家”。厉鹗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当时，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流行之际，厉鹗与他“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中年以前以授徒为生。早有诗名，而连赴举场几达20次，均不售。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依旧罢归。至乾隆三年（1738），始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时已67岁。此后，他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官运亨通。不到10年时间，从翰林院编修升到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归里之后，又加赠礼部尚书及太子太傅衔。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殿上君臣，诗中僚友” 之称。他在当时 的诗坛上影响很大，“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
沈德潜论诗，尊盛唐，主格调，一归于温柔敦厚，复古倾向极明。他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 据此，在内容上，他强调应言之有物，恪守封建伦常，以诗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在方法上，则讲求格调，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蕴藉”，不赞成“发露”。他说：“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 由于过分强调温柔敦厚，因而承其风者独取格调说，以致“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而真意渐离”。
沈德潜倡导“格调”说，不仅违背了其两代老师王士禛和叶燮的论诗精神，而且作为一个诗学界的流派，代表着诗坛上顽固的保守势力，给清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厉鹗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阙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
他对人们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巨公”之遗绪颇为不满，明确指出：“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针对沈德潜而发的。在《樊榭山房续集》，《自序》中，他又写道：“自念齿发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弃，辄恕而存之。幸生盛际，懒迂多疾，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有韵之语，曾缪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这里的“格调”二字，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冲突，无关乎个人恩怨，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过，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 表明瑕不掩瑜，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