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公孙丑问：“老师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成就霸业和王业，也不足为怪。如果这样，您会动心吗？”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公孙丑说：“若是这样，先生比孟贲要强多了。”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孟子说：“做到这个并不难，告子不动心比我还要早。”
曰：“不动心有道乎？”
公孙丑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破而不退缩，眼睛被刺不转睛，若是有一根毫毛被别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广庭大众下遭到鞭打一样。他既不愿受普通平民的侮辱，也不愿受大国君主的侮辱；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尊敬诸侯，受到辱骂必然要骂回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他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样，如果估量敌方的强弱而后前进，思虑胜败后才交锋，就是害怕敌方的三军。我怎么能因为必胜才战斗？我只是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我也不知道谁更好些，但孟施舍的方法较为简约。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你崇尚勇敢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孔子谈论过关于大勇的论述：反躬自问而觉理亏，哪怕对方是平民，也不能去恐吓；反躬自问而觉理直，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毫不退缩，勇往直前。’孟施舍保持无所畏惧的勇气，这又不如曾子所守的原则来得简约。”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孟子说：“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意志确立了方向，意气就会跟随。所以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公孙丑又问：“您既然说：‘志到哪里，气也随之到哪里。’又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这是为什么呢？”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孟子说：“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影响了他们的心志。”
“敢问夫子恶乎长？”
公孙丑又问：“请问先生擅长什么呢？”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我想再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这很难说清楚，它作为一种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就会泄气。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所以我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先不要去纠正，心里面不要忘记它，不要去助长它。千万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快而把禾苗拔高，累了一天回家，告诉家里人说：‘今天我太担忧，所以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就是拔苗助长的人；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
“何谓知言？”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作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呢？”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夸大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公孙丑又问：“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孔子则都有，可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那么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说：“唉呀，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感到满足、教人不知道疲惫罢了。’子贡说：‘学习上不厌烦，是智慧；教育上不怠倦，是仁的表现。既有爱又有智，先生就是圣人了。’那圣人，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公孙丑又问：“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则学得很具体，请问先生您属于哪一种？”
曰：“姑舍是。”
孟子说：“暂时不谈这些吧。”
曰：“伯夷、伊尹何如？”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人民都使唤，国家能治理也上进，国家混乱亦上进，这就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长久干就长久干，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这就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曰：“然则有同与？”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说：“有得。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使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曰：“敢问其所以异？”
公孙丑又问：“那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呢？”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谋足以了解圣人，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宰我说：‘依我来观察孔夫子，其贤能超过尧、舜很多了。’子贡说：‘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之中的君王，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人。’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麒麟比于走兽，凤凰比于飞鸟，泰山比于土堆，河海比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比于民众，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他的同类，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