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

列传·卷三十四

黄久约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贲 许安仁 梁襄 路伯达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黄久约,字弥大,东平须城人也。曾祖孝绰有隐德,号“潜山先生”。父胜,通判济州。母刘氏,尚书右丞长言之妹,一夕梦鼠衔明珠,寤而久约生,岁实在子也。擢进士第,调郓城主簿,三迁曹州军事判官。有盗窃民财,诉者以为强,郡守欲傅以重辟。久约阅实,囚得免死。累擢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并山,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久约恻然曰:“民虽为盗,而不死于法可乎?”乃尽请谳之而后行。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久之,复入翰林为直学士,寻授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为贺宋生日副使。至临安,适馆伴使病,宋人议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约曰:“设副使亦病,又将使都辖、掌仪辈行礼乎?”竟令国信使独前行,副使与馆伴副使联骑如故,乃终礼而还。道经宿、泗,见贡新枇杷子者,州县调民夫递进,还奏罢之。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时以贫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贷贫者,下有司议,久约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不均,亦理之常。若从或者言,适足以敛怨,非损有余补不足之道。”章宗时领右丞相,韪其议。寻上章请老,诏谕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迁太常卿,仍兼谏职。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时郡县多阙官,久约言:“世岂乏材,阂于资格故也。明诏每责大臣以守格法而滞人材,乞断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属意,而使谏臣言之欤?”即日授刺史者数人。久约又言,宜令亲王以下职官递相推举,世宗曰:“荐举人材,惟宰相当为耳,他官品虽高,岂能皆有知人之监?方今县令最阙,宜令刺史以上举可为县令者,朕将察其实能而用之。”又谓久约曰:“近日察举好官,皆是诸科监临,全无进士,何也?岂荐举之法已有奸弊,不可久行乎?”久约曰:“诸科中岂无廉能人,不因察举有终身不至县令者,此法未可废也。”上曰:“尔举孙必福是乎?”久约曰:“臣顷任磁州时,必福为武安丞,臣见其廉洁向公,无所顾避,所以保举。不谓必福既任警巡使,处决凝滞。”上曰:“必福非独迟缓,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无赃污耳。”久约无以对。必福五经出身,盖诸科人,故上问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欲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章宗即位,久约以国富民贫、本轻末重、任人太杂、吏权太重、官盐价高、坊场害民、与夫选左右、择守令八事为献,皆嘉纳之。再乞致仕,不许,授横海军节度使以优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约隽朗敢言,性友弟,为文典赡,有外祖之风云。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李晏,字致美,泽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傥尚气。皇统六年,登经义进士第。调岳阳丞。再转辽阳府推官,历中牟令。会海陵方营汴京,运木于河,晏领之。晏以经三门之险,前后失败者众,乃驰白行台,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丁内艰,服除,召补尚书省令史。辞去,为卫州防御判官。世宗素识其才名,寻召为应奉翰林文字,特令诣阁谢,上顾谓左右曰:“李晏精神如旧。”慰劳甚悉。时方议郊礼,命摄太常博士,俄而真授。为高丽读册官,五迁秘书少监,兼尚书礼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谓侍臣曰:“翰林旧人少,新进士类不学,至于诏赦册命之文鲜有能者,可选外任有文章士为之。”左右举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识。”于是召为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归养,授郑州防御使,未赴,母卒。起复为翰林直学士。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世宗御后阁,召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伏念久矣,但无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从,得承大问,愿竭所知。”上曰:“然则何如?”对曰:“国朝设科取士,始分南北两选,北选百人,南选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词赋经义入仕之人既多,所以县令未尝阙员。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一科,每举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县令阙员,盖由此也。”上以为然,诏后取人毋限以数。寻擢吏部侍郎,兼前职,谕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扬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审慎,毋涉荒唐。”俄为中都路推排使,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御史中丞。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会朝士以病谒告,世宗意其诈,谓晏曰:“卿素刚正,今某诈病,以宰相亲故,畏而不纠欤?”晏跪对曰:“臣虽老,平生所恃者,诚与直尔。百官病告,监察当视。臣为中丞,官吏奸私则当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图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气犹未衰。”一日,御史台奏请增监察员,上曰:“采察内外官吏,固系监察。然尔等有所闻知,亦当弹劾。况纠正非违,台官职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顾谓晏曰:“豳王年少未练,朕以台事委卿,当一一用意。”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故同判大睦亲府事谋衍家有民质券,积其息不能偿,因没为奴,屡诉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匦自言。事下御史台,晏检擿案状得其情,遂奏免之。寻为贺宋正旦国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时诏册,皆晏为之。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章宗立,晏画十事以上。一曰风俗奢慄,宜定制度。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铸钱。四曰免上户管库。五曰太平宜兴礼乐。六曰量轻租税。七曰减盐价。八曰免监官陪纳亏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经久远图。十曰禁网差密,宜尚宽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怀英、修撰张行简更直进读陈言文字,以广视听”。皆采纳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越二年,复申前请,授沁南军节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旧人,复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六年,归老,得疾,诏除其子左司员外郎仲略为泽州刺史,以便侍养。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谥曰文简。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仲略,字简之。聪敏力学,登大定十九年词赋进士第,调代州五台主簿。以母忧去,服阕,转韩州军事判官,迁泽州晋城令,补尚书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为立夏国王读册官。还,权领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顾谓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几,转员外郎,以亲病求侍,特授泽州刺史以便禄养。先是,晏领沁南军节度使,泽于怀为支郡,父子相继,乡人荣之。以父丧免,起为户部郎中。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时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转对,乃进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谓本者厚风俗,去冗食,养财用而已。厚风俗在乎立制度,禁奢慄。去冗食在乎宠力农,抑游堕。养财用在乎广储蓄,时敛散。商贾不通难得之货,工匠不作无用之器,则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则末息矣。”又条陈制度之宜,上嘉纳之。俄授翰林直学士,兼前职,因命充经义读卷官。上问曰:“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仲略奏曰:“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乞自今以经义进士为考试官,庶得硕学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迁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时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赃,上命仲略鞫之,罪当削解。权要竞言太重,上颇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师,四方之则也。郡县守令无虑数百,此而不惩,何以励后?况执中凶残很愎,慢上虐下,岂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几,授山东东西路按察使。寻以病访医京师,泰和五年卒。上闻之,叹曰:“此人于国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赠朝列大夫,谥曰襄献。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仲略性豪迈有父风,刚介特立,不阿权贵,临事明敏无留滞,故所任以干济称云。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李愈,字景韩,绛之正平人。业儒术,中正隆五年词赋进士第,调河南渑池主簿。察廉优等为平阳酒副使,迁冀氏令,累迁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改同知济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王奉命宴赐北部,愈从行,还过京师,表言:“诸部所贡之马,止可委招讨司受于界上,量给回赐,务省费以广边储。拟自临潢至西夏沿边创设重镇十数,仍选猛安谋克勋臣子孙有材力者使居其职,田给于军者许募汉人佃种,不必远挽牛头粟而兵自富强矣。”上览其奏,谓宰臣曰:“愈一书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书省议。会愈迁同知西京留守,过阙复上言,以为“前表傥可采,乞断自宸衷”,上纳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赐,人以为便。改棣州防御使。未几,授大兴府治中,上谕之曰:“卿资历应得三品,以是员方阙而卿能干,故用之,当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归德府事邓俨各举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随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员,余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见置许州,乞移治南京为便。”并从之。宪台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为最。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五年,入见,尚书省以闻,上问宰执有何议论,平章政事守贞曰:“李愈言河决事。”上曰:“愈向陈备御北边策。言甚荒唐。”守贞曰:“愈于见职甚干。”上曰:“盖以其敢为耳。”又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视护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军节度使。承安二年,徙顺义军,奏陈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谕,仍降金牌俾领其事。四年,召为刑部尚书。先是,刑部尚书阙,上以愈为可用,令议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陈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其功之语,卿等定恶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旧制,陈言者漏所言事于人,并行科罪,仍给告人赏。愈言:“此盖所以防闲小人也。比年以来诏求直言,及命朝臣转对,又许外路官言事,此皆圣言乐闻忠谠之意,请除去旧条以广言路。”上嘉纳焉。寻为贺宋正旦副使。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夏四月,愈复谏曰:“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枢密副使阇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无定,岂可远事逸游哉。”上异其言。未几,授河平军节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谥曰清献。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

王贲,字文孺,其先自临潢移贯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进士第,坐田珏党事废。世宗即位党禁解,终沂州防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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