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

列传·卷四十三

游明根 刘芳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祖游鳝,慕容熙政权的乐浪太守。父游幼,冯跋假广平太守。和龙被平定之后,游明根得归乡里。游雅称赞推举他,魏世祖擢拔他为中书学生。游明根生性贞正谨慎,清心寡欲,广习经典。等到魏恭宗监国,他与公孙睿一起掌管朝中文书撰写事宜。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乐浪太守。父幼,冯跋假广平太 守。和龙平,明根乃得归乡里。游雅称荐之,世祖擢为中书学生。性贞慎寡欲,综 习经典。及恭宗监国,与公孙叡俱为主书。
高宗登基,迁官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魏高宗以其小心谨慎,每每嗟叹赞美他。任他为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出使刘骏政权,直使明僧詗相对。前后出使三次,刘骏称他为长者,迎送的礼节,超出一般的使者。魏显祖初年,以本将军出任东青州刺史,加授员外常侍。迁任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不久就被拜为东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附之民都乐意归心于他。

高宗践祚,迁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高宗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 之。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使于刘骏,直使明僧暠相对。前后三返, 骏称其长者,迎送之礼,有加常使。显祖初,以本将军出为东青州刺史,加员外常 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兗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寻就拜东兗州刺史,改 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民乐附。
魏高祖初年,入朝任给事中,迁任仪曹长,加散骑常侍。清廉简约,恭诚谨慎,十分称职。后来,王师南讨,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元嘉一道参谋军计。后来兖州百姓叛乱。帝诏游明根前去抚慰。皇帝命调拨沔水西、仇城、连口三道军马,让游明根节度指挥。回京之后,任正尚书,仍加授散骑常侍。

高祖初,入为给事中,迁仪曹长,加散骑常侍。清约恭谨,号为称职。后王师 南讨,诏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嘉参谋军计。后兗州民叛,诏 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连口三道诸军,禀明根节度。还都,正尚书,仍加 散骑常侍。
帝下诏因与萧赜断绝使节往来多年,现在是否应该通使,让群臣一起讨论此事。尚书陆睿说:“先前因三吴不宁,荆、梁有难,所以权且停使,准备伺机而动。而今那里既已平静,应该再行通使。”游明根说:“中绝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他境土,只有二三分理在萧赜那里。我们今天遣使前去,占了道理。”魏高祖接纳了这个意见。文明太后死后,群臣坚决要求高祖停职服丧,高祖与游明根议论往复。事情记在《礼志》。迁任大鸿胪卿、河南王元干老师,尚书职位仍旧。后随惯例降侯为伯。又参与修订律令,屡次进奏忠谠之言。

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先以三吴不靖, 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明根曰:“中绝行 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萧赜。我今遣使,于理为 长。”高祖从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请公除,高祖与明根往复。事在《礼志》。 迁大鸿胪卿、河南王干师,尚书如故。随例降侯为伯。又参定律令,屡进谠言。
游明根因自己年过七十,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下诏不同意,他频频上表坚决请求,帝下诏书:“明根风度清干,志尚贞敏,温恭静密,请求退休的表章被朕搁置,故请求退休的要求,再三提出。表请殷勤,不容违夺,朕便已答应其请求。现把他前后表交予有关部门,依礼施行。”侍者引游明根入见,高祖说:“卿年高德茂,累朝尽职,历职内外,都有显著功绩,到了老年,不改志操,所以我朝改革之始,朕委你以礼任,你年老德盛,经验丰富,定能为朕辅佐。然而你志高节远,便即言归,君臣之礼,从此结束,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退休,是礼典的说法;你位隆固辞,贤者达节。但是礼俗不整,此道无继。卿独具高远志操,有远古之风,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劳慰私门。”游明根回答说:“为臣已到日暮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恩泽,身首保全,回家之后,下奉先帝、陛下大恩大德,是为臣的一片心愿。然而现在犬马恋主的心情,使为臣不胜悲伤。”因而泪水不断。高祖要他上前来,殷勤言别,涟涟流涕。皇帝赐予青纱单衣,还有貌冠、被褥、锦袍等物品。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诏不许。频表固请,乃诏曰:“明根风度清干, 志尚贞敏,温恭静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请殷勤,不容违 夺,便己许其告辨。可出前后表付外,依礼施行。”引明根入见,高祖曰:“卿年 耆德茂,服勤累朝,历职内外,并著显绩,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 委以礼任,迟能迂德,匡赞于朕。然高尚悠邈,便尔言归,君臣之礼,于斯而毕, 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礼所称;位隆固辞,贤者达节。但季俗陵迟, 斯道弗继。卿独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 以荣慰私门。”明根对曰:“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 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因泣不自胜。 高祖命之令进,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
这一年,朝廷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官学。语在《徒元传》。皇帝赐给步挽一乘,给予上卿俸禄、美味佳肴,太官每月送上府门。以其制定律令时的勤勉,赐给他布帛一千匹、谷一千斛。后来游明根回到广平家中,朝廷又赐绢五百匹、安车一乘、马二匹、幄帐被褥。帝驾到邺城,游明根到行宫朝见皇帝。帝下诏说:“游五更两袖清风,还归乡里,而他昔日在朝中劳苦功高,威望显赫。可赐予帛五百匹,谷五百斛。”敕令太官备送珍肴。后来皇帝到邺城,游明根又在行宫朝见皇帝,帝如前式又赐给他谷帛,还为他建造第宅。国家有什么大事,总是写信访请于他。游明根旧病发作,皇帝手诏问疾,太医上门送药。太和二十三年(499)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魏世宗派使者前去吊祭,赠钱十万、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谥称靖侯。

其年,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辟雍。语在《元传》。赐步挽一 乘,给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赐布帛一千匹、谷 一千斛。后明根归广平,赐绢五百匹、安车一乘、马二匹、幄帐被褥。车驾幸鄴, 明根朝于行宫。诏曰:“游五更光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旧德,国之老成。 可赐帛五百匹、谷五百斛。”敕太官备送珍羞。后车驾幸鄴,又朝行宫,赐谷帛如 前,为造甲第。国有大事,恆玺书访之。旧疹发动,手诏问疾,太医送药。太和二 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吊祭,赙钱一十万、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赠 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谥靖侯。
游明根历任朝野内外官职达五十多年,以仁义和顺立身,以礼义辞让接物,当时人以此为贵。高祖初年,游明根与高闾以儒老方面的学问,受到特别的礼遇,公私场合出入,二人相伴相随,而高闾以自己文才时时怠慢游明根,世称高、游。子游肇袭继爵位。

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处身以仁和,接物以礼让,时论贵之。高祖初,明根 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 高、游焉。子肇,袭爵。
游肇,字伯始,高祖赐予的名字。游肇幼年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以及《苍》、《雅》、《林》的学说。高祖初年,任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初建,任都官从事,转任通直郎、秘阁令,迁任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皇帝车驾南伐,游肇上表劝阻,高祖没有接受其意见。不久迁任太子中庶子。

肇,字伯始,高祖赐名焉。幼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及《苍》、《雅》、《林》 说。高祖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初建,为都官从事,转通直郎、秘阁令,迁 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车驾南伐,肇上表谏止,高祖不纳。寻迁太子中庶子。
游肇谦虚朴素、敦厚笃重、温文尔雅。因为他的父亲年老,请求解官服侍。高祖想让他带禄奉养,于是令他出任本州南安王元桢镇北府长史,带领魏郡太守。南安王死后,又为高阳王元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官职仍旧。为政清简,加以匡赞朝廷,历辅二王,很有政绩。数年之后,因为居父丧被解除官职。

肇谦素敦重,文雅见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养,乃出为本州 南安王祯镇北府长史,带魏郡太守。王薨,复为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如故。 为政清简,加以匡赞,历佐二王,甚有声迹。数年,以父忧解任。
景明末年,朝廷征召他为廷尉少卿,坚决推辞,于是授他为黄门侍郎。迁任散骑常侍,黄门侍郎仍旧。兼任侍中,任畿内大使,升善贬恶,赏罚分明。转任太府卿,迁任尉卿,兼任御史中尉,黄门侍郎官职仍旧。游肇是位儒者,动存名教,直纠所举,无不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他持法宽仁公平,断察狱讼务求矜悯仁恕。尚书令高肇,魏世宗的舅舅,声势之大,文武百官都十分忌怕,因游肇名字与自己相同,想让他改掉。游肇以自己的名字是高祖所赐,坚决不改,高肇耿耿于怀。魏世宗听说,称赞游肇的刚正耿直。

景明末,征为廷尉少卿,固辞,乃授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兼侍 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转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门 如故。肇,儒者,动存名教,直绳所举,莫非伤风败俗。持法仁平,断狱务于矜恕。 尚书令高肇,世宗之舅,为百僚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 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
卢昶在朐山,游肇上疏说:“朐山是弹丸之地,远在偏僻的海边,其地形非湖即山,老百姓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对我们不是急需之地,对于敌人来说却是有利的地方。有利,所以必然会为他而拼死争夺;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打击拼命之师,臣担心会耽延岁月,所费很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争,最终还是难以全守,这正是所谓无益之田也。臣知敌人屡屡以宿豫请求交换朐山,臣愚蠢地认为这可以答应。朐山长久以来,危弊迭出,应该速速考虑对策。如果交换了,宿豫便不征自伏。握有这块无用之地,恢复旧有河山,兵事即刻而解,利益很大。”魏世宗准备这样做,不久卢昶就失败了。

卢昶之在朐山也,肇谏曰:“朐山蕞尔,僻在海滨,山湖下垫,民无居者,于 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而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 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 无益之田也。知贼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谓此言可许。朐山久捍危敝,宜速审 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 为大。”世宗将从之,寻而昶败。
迁任侍中。萧衍军主徐玄明斩杀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的脑袋,以郁洲内附朝廷,朝中商议派兵赴援。游肇表奏说:“徐玄明表达了款诚之意,虽然说应去增援拯救,然而此事有利也有害,或怕举而功多,或许因小而生祸患,可能出现的情况还说不定。现今六里、朐山,地域接海,陂塘湖泊低下潮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正是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如果不得到连口,六里虽然克平,尚且不可据守,何况想要连兵,而去争夺并不重要的地方。况且六里对于敌人来说至为重要,离此又很遥远。如用赴远之兵,攻打逼近之敌,其势力自然悬殊,不能克敌制胜。灾害之年,百姓饥寒交迫,饿死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能在应该停息争斗的时候,兴起干戈之役呢?这样的话,军粮资运,无处取给。为臣只见其损,不见其益。而且新附之民,刚承皇魏教化,特别需要安宁慰贴,不应劳役他们。劳则怨生,怨生则会想到叛乱,叛乱则国家不安定,不安是则必会动乱。如果是这样,则战事难以平息。事情轻重,不可小视。应该损彼小利,不使国家受到大的损害。”魏世宗又不接受意见。

迁侍中。萧衍军主徐玄明斩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议遣兵赴 援。肇表曰:“玄明之款,虽奔救是当,然事有损益,或惮举而功多,或因小而生 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实接海,陂湖下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 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若不待连兵,六里虽克,尚不可守,况方事连兵,而争 非要也。且六里于贼逾要,去此闲远。若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既殊,不 可敌也。灾俭之年,百姓饥敝,饿死者亦复不少。何以得宜静之辰,兴干戈之役? 军粮资运,取济无所。唯见其损,未睹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犹近,特须安帖, 不宜劳之。劳则怨生,怨生则思叛,思叛则不自安,不安则扰动。脱尔则连兵难解, 事不可轻。宜损兹小利,不使大损。”世宗并不纳。
大将军高肇征伐蜀地,游肇谏奏说:“臣听说:远方的人不服统治,我们便修整文德以吸引他们。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当今虽说是天下治平,但讨论征战则不可。为什么呢?太行山东、关右,伤残没有恢复,连年水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应劳役。然而往年开拓疆域,都因城主归降,所以有征无战。而今据城而降的,虽假官号,但真假难分,也许有怨于彼,不可全信。而且蜀地险隘,自古有此说法,镇戍安泰,更无他图,我们哪能凭着传闻,便动用大军。行动开始不谨慎,后悔都会来不及!征讨蜀地计策,愿等以后再议。”魏世宗又不接纳。

大将军高肇伐蜀,肇谏曰:“臣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后用。当今治虽太平,论征未可。何者?山东、关右,残伤未复,频年水 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宜劳役。然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 今之据者,虽假官号,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险隘,称之自古, 镇戍晏然,更无异趣,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讨蜀之略, 愿俟后图。”世宗又不纳。
肃宗即位,迁任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有很好的政绩。征召为太常卿,迁任尚书右仆射,游肇坚决推辞,帝下诏不许。游肇对于官吏的事情,决断不快。碰到什么事情,他反复论叙,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询问再三,必定穷尽其理,然后方才下笔,即使宠幸显贵干涉,他也决不让步。方正的操守,当时人都很佩服。等到领军元叉废黜灵太后,准备加害太傅、清河王元怿,于是召集公卿商议其事。当时群官无不失言顺从,游肇独独抗言认为不能这样做,终于让这事没能进行下去。正光元年(520)八月,游肇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帝诏给予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赠帛七百匹。肃宗在朝堂举哀。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称文贞公。

肃宗即位,迁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 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有惠政。征为太常卿,迁尚书右仆射,固辞,诏 不许。肇于吏事,断决不速。主者谘呈,反覆论叙,有时不晓,至于再三,必穷其 理,然后下笔;虽宠势干请,终无回挠。方正之操,时人服之。及领军元义之废灵 太后,将害太傅、清河王怿,乃集公卿会议其事。于时群官莫不失色顺旨,肇独抗 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 赗帛七百匹。肃宗举哀于朝堂。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 州刺史,谥文贞公。
游肇外表宽柔,内心刚直,喜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学《周易》、《毛诗》,尤其精通《三礼》。写有《易集解》,撰《冠婚仪》、《白皀论》,并有诗赋表启一共七十五篇,都流传于世。谦虚廉洁,不好夸饰,曾经撰写《儒鸉》,表达自己的志向。清贫寡欲,养家糊口仅靠自己的俸禄。游肇任廷尉时,魏世宗曾经私下指示游肇,希望其笔下留情。游肇执意不肯,说:“陛下自己能原谅自己,怎能让为臣替你曲笔隐瞒呢!”其固执可见一斑。到了肃宗初年,近侍群官在世宗生病期间侍奉皇帝的,自侍中崔光以下全都加授封邑,当时游肇被封为文安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游肇独说:“子袭父位,自古为常,因为这而获得赏封,臣何以自安?”坚决推辞不受,议论的以此推崇他。

肇外宽柔,内刚直,耽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周易》、《毛诗》,尤精《三 礼》。为《易集解》,撰《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皆传于 世。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清贫寡欲,资仰俸禄而已。肇之为廷 尉也,世宗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 笔也!”其执意如此。及肃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并加封邑, 时封肇文安县开国侯,邑八百户。肇独曰:“子袭父位,今古之常。因此获封,何 以自处?”固辞不应。论者高之。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汉代楚元王的后人。六世祖刘纳,晋代任司隶校尉。祖刘该,任刘义隆政权的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刘邕,刘骏政权的兖州长史。

子祥,字宗良,颇有学。历秘书郎,袭爵新泰伯。迁通直郎、国子博士,领尚 书郎中。肃宗以肇昔辞文安之封,复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论肇前 议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赠 征虏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谥曰文。
刘芳出继给伯父刘逊之当儿子,逊之,任刘骏政权的东平太守。刘邕参与刘义宣的事情,身死彭城。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窜青州,逢大赦获得自由。舅房元庆,任刘子业青州刺史、刘文秀建威府司马,被刘文秀所杀。刘芳母子进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顺,刘芳北迁为平齐百姓,时年十六岁。魏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到京城,来到李敷府上,崔以刘芳四处流浪为耻,拒绝见他。刘芳虽然处于穷苦窘迫之中,但学业仍未荒废,他聪敏过人,笃志经典。白天读书终日,以自资给,夜则诵读,终夜不睡,以至有典衣度日之困,而他却淡然自守,不急急于荣利,不戚戚于贫贱,写下《穷通论》以安慰自己。

子皓,字宾多,袭。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袭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 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刘芳为诸僧抄写经论,字迹很漂亮,一卷价格一匹布,一年之中能收入百余匹布,像这样持续了数十年,赖此度日,情况渐渐好起来。由于刘芳与有德学的著名僧人,经常交往。当时南方有位和尚叫惠度因事被责,不久暴亡,刘芳因此被牵连,文明太后把他召入宫中,抽了一百鞭子。当时,宦官李丰主持这件事,他知道刘芳笃于学业,志行很高,便在太后面前讲起他,太后听说,有些惭愧。正逢萧赜的使者刘缵来了,他是刘芳的同族兄弟,太后提拔刘芳为主客郎,与刘缵应对。不久被拜授为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人一起任中书侍郎,不久帝诏刘芳与邢产到东宫教授太子经书,迁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跟随车驾到洛阳,刘芳在路途上及到京城,总是侍坐太子讲读孜孜。刘芳才思深渊敏捷,特别精于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其擅长音训,辨析字义确当无疑。从这以后,他受到的礼遇日盛一日,得到的赏赐也很丰厚优渥,被正除为员外散骑常侍。不久兼通直常侍,跟随皇帝车驾南巡,撰述行事,不久正除。王肃投奔皇魏,高祖十分器重,朝野为之瞩目。刘芳没机会与他相见。高祖在华林宴请群臣,王肃说到“古时候只有妇人有成年礼,而男子则没有”。刘芳说:“推寻经书《礼》正文,古时候女子男子都有此礼。”王肃说:“《丧服》说男子免而妇人结丧髻,男子戴帽而妇人插笄。像这样,则男子不应该有插笄以示成年的礼制。”刘芳说:“这专门说的是不幸的凶事。《礼》:‘初遭丧,男子免冠,这时妇人则结丧髻;男子戴帽,则妇人插笄。’这说的都是应时而变,而男子、妇人免冠结髻、戴帽插笄表示伤悼的方式不同。又冠尊,所以代替了其插笄。而且这是换言互称,并不是说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夜晚鸡开始鸣叫时,梳洗插笄。’由此而言,男子有笄也就很明确了。”高祖赞赏这番议论,玩味了很久。王肃也觉得刘芳说得很对,说:“这莫非就是刘石经吗?”过去汉代建造三字石经放置在太学,学者有什么文字上的问题,多到那里校质。刘芳音义明辨,有疑问的人多前往询咨访求,所以当时人称为刘石经。酒宴完毕,刘芳与王肃一起出去,王肃握着刘芳的手说:“我从小留意《三礼》,在南方与诸儒生一起,经常一起讨论,大家都说此义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今天听到你这番解释,顿时去掉我平生之惑。”刘芳理义精通,都像此字这样。

明根叔父矫,中书博士,濮阳、钜鹿二郡太守。卒,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高祖迁居洛阳,经过朝歌,见到殷商比干的墓冢,怆然悼怀,撰文吊惜。刘芳为之注解,表奏呈上。帝下诏说:“看卿的注文,很是广富渊博。但是辞藻不如屈、宋,义理不如张、贾。既然有此雅致,便可把它付印集书。”帝下诏因刘芳经学精深博洽,超阶迁授国子祭酒。刘芳因居母丧离职。高祖南征宛、邓,起任他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从太尉、咸阳王元禧攻打南阳。萧鸾将领裴叔业入侵徐州,疆场之民,大都很想归顺裴叔业,高祖很担忧,任命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迁兼任侍中,随征马圈。高祖在行宫去世。及世宗即位,刘芳为他手加莽袍冠帽。高祖的遗体从装殓到启祖、山陵、练除、丧事的自始至终,都是刘芳一手操办。咸阳王元禧等人奉高祖遗诏,命令刘芳入宫教授魏世宗经书。等到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于敌,徐州大水,朝廷派刘芳抚慰赈恤灾民。不久被授职正侍中、祭酒,中正官职照旧。

矫孙馥,国子博士。馥弟思进,尚书郎中。
刘芳上表说:“大凡治理国家的,无不崇儒尊道,先设学校,即使政有质朴文饰,这一范式从不改易,这是由于它是万端资始,众务禀法的缘故。唐、虞之世以前,典籍不存;盛周以来,学校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美以女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执掌国中过失的事情,以之教诲国臣子弟。’蔡氏《劝学篇》说:‘周朝师氏,居虎门左,阐释六艺,以教国子。’而今的祭酒,就是周朝的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官与天子宫殿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查《学记》说:‘古代王者,建立国家,亲爱人民,都以教学为先。’郑氏注释说:‘内则设立师保以教,使国中子弟学受,外则有太学、庠序的官职。’由此而论,国学在宫殿之内,太学在皇廷之外,很明确了。案如《洛阳记》,还是仿此设置的。臣愚蠢地认为:现在既已徙县崧、鏶,皇宫迁居伊、洛,宫殿府寺,都依旧式,至于国学,怎么就不照原样了?校比旧事,其位置应在宫门左边。至如太学,旧基仍在,仍旧营构。又过去太和二十年(496),朝廷下诏设立四门博士,在四门置学宫。臣按:从周朝溯上,学校只有两种,或尚西,或尚东,或者以在都城为贵,或以在郊郭为上。到了周代,学校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都,四小学在郊郭。《礼记》说周人‘养众老于学校,学校在国都四郊’,《礼》又说:‘天子设立四学,当入学而太子立。’注云:‘四学,周代国都四郊的学校。’案《大戴礼记163·了他的意见。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 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兗州长史。
迁任中书令,祭酒官职照旧。出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刘芳为政儒慢缓顺,不能禁止奸邪盗贼,但廉洁清正,寡求少欲,无犯公私利益。还朝后,参预议定律令。刘芳斟酌古今,成为大议的主要人物,律令中损减增益的内容,大多出自刘芳的意图。魏世宗以朝廷礼仪多有缺损,其一切议论,都交给刘芳修正。于是朝廷中吉凶大事都找刘芳咨询访求了。

芳出后伯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 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 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 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 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 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 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
转任太常卿,刘芳以所设置的五郊以及日月的位置,离都城的里数于礼有相违背的地方,又加上对灵星、周公的祭礼仪式,觉得不应该隶属太常寺,于是上疏说:

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 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惠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 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 行,言之于太后,太后微愧于心。会萧赜使刘缵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 与缵相接。寻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 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 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 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正除员外散骑常侍。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 撰述行事,寻而除正。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 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 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 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 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 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 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 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 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 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 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臣闻国家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郊祀的根本,实质是在审定位置。所以列圣区别之言,彰明浩浩典籍;先儒正确之论,昭著于经史。为臣学识谈不上通经,业也不能说通古,怎敢轻率地奏陈瞽妄之言,妄陈管见之说。臣窃见所设置的祭坛祀祠远近的法度,考证典制,或许有欠妥的地方,臣既忝居此职,请陈肤浅之见。

高祖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 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 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 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 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 从征马圈。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 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及南徐州刺 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赈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孟春令》说‘其数八’,又说‘迎春于东郊’。卢植说:‘东郊,八里郊也。’贾逵说:‘东郊,木帝太昊,距京都八里。’许慎说:‘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者居明堂。《礼》曰:王者出城十五里迎岁,是殷代礼制。《周礼》曰,在离城十五里的近郊祭祀。’郑玄另注说:‘东郊,离都城八里。’高诱说:‘帝迎于东方,坛祠在离都城八里的郊郭。’王肃说:‘东郊,八里,因木数。’这都同是春郊坛祠离都城八里的明据。《孟夏令》云‘其数七’,又说‘迎夏于南郊’。卢植说:‘南郊,七里郊也。’贾逵说:‘南郊坛祠,祭火帝炎帝,离都城七里。’许慎说:‘南郊坛祠,在离都城七里的郊郭。’郑玄说:‘南郊,离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七里郊也。’王肃说:‘南郊坛祠,离都城七里,因于火数。’这又是南郊坛祠离城七里的详细根据。《中央令》说:‘其数五。’卢植说:‘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说:‘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所以说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未地,离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五里的明据。《孟秋令》说‘其数九’,又说‘迎秋于西郊’。卢植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的郊郭。’贾逵说:‘西郊,祭金帝少..,在离都城九里的地方。’许慎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的郊郭。’郑玄说:‘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郊郭。’王肃说:‘西郊,九里,因金数。’这又是西郊九里的明据。《孟冬令》说‘其数六’,又说‘迎冬于北郊’。卢植说:‘北郊坛祠,在离都城六里的郊郭。’贾逵说:‘北郊坛祠,祭祀水帝颛顼,在离城六里的郊郭。’许慎说:‘北郊坛祠,在离城六里的郊郭。’郑玄说:‘北郊坛祠,离城六里。’高诱说:‘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说:‘北郊六里,因水之数也。’这又是北郊六里的明据。宋氏《含文嘉》注说:‘《周礼》,王郊千里,二十分其一为近郊。近郊五十里,一百里则为远郊,迎祭王气都在近郊举行。汉代不设王畿,则以方比之数为郊郭的位置,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离都城五里。’《祭祀志》说:‘建武二年(26)正月,开始制立郊祀于雒阳城南七里的地方。这是依照元始年间(1~5)的做法,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的地方。’这又是汉代南北郊的明证。今天的地点只按照这个选择。至如离城三十里设立郊祀之坛,进与郑玄所引的殷、周两代的做法相违,退与汉、魏所行办法相背。凡是邑城之外都称郊,今天计算四郊,应各以郭门为限度,距城里数依上典制。

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 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 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 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 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 《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 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 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 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 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 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 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 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 《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 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 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 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 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 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 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 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礼》,朝拜日月,都在城的东西门外。而今祭日月的位置,离城东西路程各为三十里,臣窃以为又未详审。《礼》又说:‘祭日于坛,祭月于坎。’而今计造如上。《礼仪志》说‘设立高谋祠于都城南面’,不说离都城里数。所以现在仍照旧。灵星本不是礼制之事,祭祀出自汉初,专门为了祝祀田耕,总是隶祭于郡县。《郊祀志》说:‘高祖五年(前202),高祖诏示御史,命令天下设置灵星祠,祭祀用太牢,县邑的令长主祭。’晋代祠祀令说:‘郡、县、国祭祀稷神、社神、先农,县又祭祀灵星。’这是灵星的祭祀在天下众县的明据。周公庙所以别设在洛阳,是因为姬旦创成洛邑,所以传祭洛阳,崇祠不绝,以彰明其功劳。伯夷、叔齐的祠庙,也世世代代为洛阳界内的神祠。而今都移祭太常,臣担心会与其本意相违。天下祭祀错位的事情很多,都应该归应属的部门郡县修理,公私在所祭的地方祈请。为臣窃以为太常寺所掌祭的郊庙神祗,自有其常限,不应该临时随意斟酌,如果随便乱来,则不免会淫侵祠祭常规。二祠在太常,在洛阳,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然而具体做起来就应审其根本。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 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 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 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 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为臣以庸懒卑陋,谬妄忝居今天的职位,为臣考索经典,博采群议,既无别样说法,可以说大致可以此为据。而今年冬天劳作的间隙,野静人闲,便可迁移郊祠神坛,各方都很方便。”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 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 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皇帝下诏说:“所上奏陈确有明据,但是郊庙先朝置立已久,也就姑且依照旧式。”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 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 《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 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 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 《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 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 “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 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 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 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 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 “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 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 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 “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 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 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 “《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 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 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 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 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 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这以前,魏高祖在代都诏令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王秀,加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金石乐器,以及八音之器。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上书奏请尚书仆射高肇,一起办理此事。魏世宗下诏让刘芳一起处理。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之事关系重大,不能马上下决断,如不广泛招延公卿大臣,广泛聚集大儒宿彦,讨论得失,研究是非,就会无法让它垂之万世,成为不朽的法式。所陈得到采纳,数旬之内,朝臣频繁讨论三次。在那时,朝中官员都觉得公孙崇既然专门管理此事已有很长时间,不应该有什么乖异谬妄的地方,讨论时大家各各默然无话可说。刘芳于是探引经书,搜寻旧文,共相质难,所说都有明确的根据,认为乐器盈缩尺度都与典制有差距,不合典制范式。公孙崇虽然也有一些应答,而往往答非所问,终而无法自圆其说。尚书把这些情况述奏皇帝,帝仍诏委派刘芳另外继续考索典制,从此以后学者更加崇敬他了。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 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 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 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 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 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 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 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祗,自有常限, 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 然贵在审本。
刘芳以社稷坛上无树,又上疏说:“依照《合朔仪注》:‘日有变化,用朱丝结绳,以之绕系社树三周。’而今连社树都没有。又《周礼·司徒职》云:‘设立社稷之墙,而树之以田主,各种上社庙所宜种的树木。’郑玄注说:‘所宜种的树木,指像松柏栗树之类。’这是一证。又《小司徒·封人职》说:‘掌设君王的社墙,确立边界封土而种树。’郑玄注说:‘不说稷,因为王主祭于社,而稷,是社的分支。’这是二证。又《论语》曰:‘哀公找宰我问社庙之事,宰我说:夏后氏种松,殷人种柏,周人种栗。’这是根据土地情况而决定的。这是三证。又《白虎通》说:‘社稷所以有树,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尊崇它的标志。也为的是让老百姓看到就产生敬仰之意,又是为了表彰其功。’案此是正面解释所以有树的意义,而不是说有还是没有树。这是四证。这里说‘社稷所以有树的原因’,这样,稷庙中有树也应很明确了。又《五经通义》说:‘天子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怎样?曰:社都只有垣墙而没有屋宇,在其中植树,可种木的是因为有土,主土生万物,万物之中没有比木更好的了,所以种树。’这是第五证。这是最为合适的说明社中有树的意旨了。又《五经要义》说‘社庙中必定种上树木’。《周礼·司徒职》说:‘分社而种树,各因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尚书逸篇》说:‘太社种松,东社种柏,南社种梓,西社种栗,北社种槐。’这是第六证。这又是太社及四方种树有区别的明据。臣又见到诸家《礼图》,社稷图都画上了树木,只有诫社、戒稷没有树。这是第七证。为臣虽然辨社稷中有树种植的依据,还没有确定所种植的树种。查《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见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说‘太社种松,东社种柏,南社种梓,西社种栗,北社种槐’,像这样,便是一代之中,而五社所种树种也各不相同。愚见认为应该种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呢?《逸书》说‘太社惟松’,今天种植松树,不怕失于礼制。只有稷坛所种树种没有现成根据,但它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会离了松树。”魏世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 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刘芳沉雅方正,气度甚高,精通经传,魏高祖尤其器重礼敬他,动不动就咨询于他。太子元恂在东宫的时候,魏高祖想为他娶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其女年龄相貌不合适推辞了,魏高祖叹服他的谦虚谨慎,改敕刘芳推举其宗族中的姑娘,刘芳推举了其族子刘长文的女儿。高祖于是为元恂娶了过来,与郑碅女儿相对为左右妻室。崔光对刘芳有师长之敬,遇事必去询问。刘芳撰郑玄所注的《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的《周官音》、王肃所注的《尚书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范宁所注的《谷梁音》、韦昭所注的《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四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让刘芳取代自己任中书监的官职,世宗不同意。延昌二年(513)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帝下诏赐帛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称文贞。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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