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昔日尧舜时代的臣子，在表述政事及意见时都口头表达，到了秦汉时期，给皇帝上的公文叫作“奏”。陈述国家大事，进献礼仪典章，报告紧急变故，弹劾官员的错误，统统称为“奏”。“奏”，即“进言”之意。是臣子进奏陈述，把情况说给天子听。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确立“奏”的名称，但是当政的法家人物缺少文采。看丞相王绾上书称颂始皇功德，语言质朴而意义浅近，李斯的《治骊山陵上书》，叙事简略且内容虚假。政治没有恩泽，从奏章上就看得出。汉代之后，向皇帝陈述政事有时称作“上疏”，使用的是儒雅的文辞，文采突出。像贾谊陈述农业重要性的《论积贮疏》，晁错议论对外用兵的《言兵事疏》，匡衡建议订立郊祀之礼的《奏徙南北郊》，王吉劝谏实行先王礼制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建议以德政代替酷法的《尚德缓刑书》，谷永劝谏皇帝不要沉溺神仙方术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这些奏疏说理中肯周全，文辞明白通畅，是符合奏章体制的。东汉也有很多贤臣，从来不把好的评论隐匿不发，杨秉上疏发表对灾异的见解，陈蕃上疏表达对赏罚制度的愤懑，表现得非常有骨气。张衡上疏指摘史官修史中的不当，蔡邕上疏对比朝廷制度的不合理，这些人都是学识渊博、见地明确的人。曹魏时期，有文采和理论修养的人接连出现，比如高堂隆借天象变动劝谏皇帝不建豪华宫室，黄观奏请有关教学的事情，王朗奏请皇帝节省，甄毅建议对选拔官员进行考核等，这些奏疏都是臣子们恪尽职守的证明。西晋多难，祸患不断，刘颂罢相后仍关心国家大事，上疏陈事；温峤对劳民伤财感到不安而上疏劝谏。这些都是体察国事的衷心劝谏啊！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奏”这种文体，根本在于明确可信忠厚诚信，强调辨别分析和通达事理。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胜任，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廓清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专门负责纠正过失和错误；秦代的御史大夫，负责掌管弹劾法令和文书；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磨炼其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劲厉。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是如实列举其罪行；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参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这个意思。西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述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此外，“表”“奏”这类文体讲求言辞的确切，成为“谠言”。所谓“谠”，也就是纠正偏差的意思。如果“表”“奏”出现了偏差，就是对《尚书》“不偏不倚，才能让王道久远广阔”的违背。只有说话不出现偏颇，才能叫作“谠言”。汉成帝称赞班伯说出的话就是所谓的“谠言”，就是因为他的话中正而没有偏倚。自从汉代设置了八能这个奏乐人的职位，就方便了这些人用密奏的形式上报阴阳节气变化，将这些奏报装在黑色的袋子里，所以这类奏疏又被称为“封事”。晁错受委派学习《尚书》，回去后就上奏说“便宜”，所以后代“便宜”一类的奏书，都会加上密封，是为了保守其中的秘密。王臣不考虑自身的安危，说出来的话一定是正直的，活着的意义就是做好政事，所以用不着说空话。

赞曰∶
总结：

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酖。
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虽应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