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则昊岁比于牺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圆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气彰其善恶，则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后刑，衢樽先惠，将以屏除灾害，引导休和，取譬琴瑟，不忘衔策，拟阳秋之成化，若尧舜之为心也。效原布肃，轩皇有辔野之师；雷电扬威，高辛有触山之务。陈乎兵甲而肆诸市朝，具严天刑，以惩乱首，论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兴仁，羽山咸服。而世属侥幸，事关攸蠹，政失礼微，狱成刑起，则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及周氏龚行，却收锋刃，祖述生成，宪章尧禹，政有膏露，威兼礼乐，或观辞以明其趣，或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恶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网，此所谓酌其遗美，而爱民治国者焉。若乃化蔑彝伦，道睽明慎，则夏癸之虔刘百姓，商辛之毒{疒甫}四海，卫鞅之无所自容，韩非之不胜其虐，与夫《甘棠》流咏，未或同归。秦文初造参夷，始皇加之抽协，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汉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临之，于时百姓欣然，将逢交泰。而犴逐情迁，科随意往，献琼杯于阙下，徙青衣于蜀路，覆醢裁刑，倾宗致狱。况乃数囚于京兆之夜，五日于长安之市，北阙相引、中都继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将亡之国，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宪，适意以宽其网，桓灵之季，不其然欤！魏明帝时，宫室盛兴，而期会迫急，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王肃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污宫掖，不为搢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王重之。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
传说：“用礼来治理天下，老百姓就会有廉耻而且会纠正过错。”让老百姓不触犯刑法，不如让老百姓不逾越礼法，如此说来，帝吴的时代舆伏牺氏的时代相比，应该说是有所不如了。至于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万物运动变化其形体就显示出它的喜怒哀乐，承受天地之气而显示出它的善恶，那是含有自然之理的。牢狱刑罚被看轻，恩泽仁政先施行，是为了摒除灾害，使老百姓达到安逸和谐，好像琴瑟一样，不忘记准则，类似于春秋化成万物，好像尧舜感化民心。在郊野之上布列战阵，轩皇有辔野的军队；像雷鸣电闪一样显示威势，这是高辛氏怒撞不周山的事。在战场上摆开阵势杀敌和把罪犯杀死后在市朝陈列示众，都是要严肃天刑，惩罚为首作乱的人，推论他们的本意，大概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因此在丹浦兴起仁义之师，羽山一带全部归服。但是世人心存侥幸，世事败坏，国政混乱，礼教衰落，诉讼和刑罚不断出现，于是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了才好!”到了周朝恭敬地履行天命，收藏起各种武器，师法大自然养育人民的原则，效法尧禹的做法，在治理国政中施行恩泽，威权之中含有礼乐，有时是通过观察言词来弄清楚旨趣，有时是通过仔细听取言词来察看言外之意，有时是通过彰明善行来激发真情，有时是通过铲除恶行来推崇根本。至于用威势来确定霸业，把天下纳入正轨，用成王、康王的事来寄托思想，不因循固有的道理，造就是所说的酌取遣存的善行来爱民治国。至于败坏伦常，行道违背了明察审慎，造就像夏癸残害百姓，商辛祸害四海，卫鞅无容身之地，韩非的暴虐让人无法忍受，与那《甘棠》诗所咏唱的，并没有达到一致。秦文当初创造了诛减三族的酷刑，秦始皇又增加了抽胁一项，牢狱裹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样，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汉王刘邦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用来安抚他们，汉文帝用刑措之道统治，于是百姓欢悦，感到交了好运气。但是监狱随着主意的变化而变化，法令和心意一样变动，在宫阙下被迫交出玉杯，皇后宫妃也走在出逃的垦路上，像王迂倒掉肉酱那样悲痛，身被刑罚，全宗族都被系入狱。何况是多次晚上被囚禁在京兆，在长安的市肆上被示众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个跟着一个，京城裹囚犯相继到来，也是经常有的。而在即将灭亡的国家，刑法全都废弃，刊削律条以应法令之急需，为了适意而放宽执法，在涅桓帝、漠灵帝那样的末世，不就是那样的吗!毯明帝时，宫室大规模地兴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严厉，有超过规定期限的，皇帝亲自把那些人召来审问，那些人话还没有说完，脑袋就已经搬了家。王肃上疏写道：“陛下按刑罚杀掉的，都是些该死的人。但是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恐怕会做出叛乱的事来，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交给官吏，宣布他们的罪行。这样，同样是处死犯人，但是不弄脏宫廷，不会引起官员们的惊恐和惋惜，不会引起远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杀死容易，要活过来难，气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圣人很看重这种事。盂轲说：“杀死一个无辜而夺得天下，这种事仁者不会去做。”

世祖武皇帝接三统之微，酌千年之范，乃命有司，大明刑宪。于时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内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仰昭天眷，下济民心，道有法而无败，德俟刑而久立。及晋图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规，挹其流润，江左无外，蛮陬来格。孝武时，会稽王道子倾弄朝权，其所树之党，货官私狱，烈祖惛迷，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乱焉。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统的妙法，采取自古以来的刑法，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制定法律。当时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新法，国家统一了法律，人民感到十分安适。颁布的法律虽然分条纲设立，但是人们说它简明实用，对上昭示了皇帝的眷爱，对下匡救民心，道因为有法律而不衰败，德因为有刑罚而长久建立。到了晋室策划南迁以后，有一百零二年，向往从前的法度，酌取流布的恩泽，江左都不例外，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树结的党羽，卖宫并私自设狱，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败坏，晋室的法度完全乱了套。

传曰“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禁”，则《书》所谓“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则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屡，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载，事既参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国，以五听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司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絷，变礼刑则放。
传说“三皇作出规定后人民不违反，五帝刻画刑罚图像而人民知道了禁令”，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为治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这样，那么对犯了罪该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头巾，对该施劓刑的人就染红他的衣服，对该施膑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双脚，对该施宫刑的人就让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样，犯了死罪是最严重的刑罚，用布做衣裾，没有领边，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弃他。舜命令皋陶说：“五刑各治其罪，五类治罪分别在野外、市、朝三处执行。犯有五刑罪宽判为流放各有处所，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与前代相比起来，刑罚已经多了三倍了。夏后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五刑之类一共有三千种。殷朝沿袭夏朝的刑法，但是有增有减。周朝用轻、中、重三种刑法治理国家，用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听来体察民情，门左边立嘉石，右边立肺石，所有事情都精心研究，但是五刑之类尚有二千五百种。于是设立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一刺是问群臣，二刺是问群吏，三刺是问万民；一宥是宽宥不了解，二宥是宽宥过失，三宥是宽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司马法》说：有时是兴起军队征伐不义的人，对不进献的就要讨伐，对不来朝见君主的诸侯或臣属就要诛灭，对搞乱嫡庶顺序的耍拘囚，对变动礼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传曰：“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诘四方，奸宄弘多，乱离斯永，则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自兹厥后，狙诈弥繁。武皇帝并以为往宪犹疑，不可经国，乃命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征求英俊，刊律定篇云尔。
传说：“殷朝周朝是朴实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后前往征讨，穆王变得昏乱，于是开始制定刑法，用来治理天下，为非作歹的人很多，离乱总是出现，造就是所谓“夏有乱政而创制《禹刑》，直有乱政而创制《汤刑》，固有乱政而创制《九刑》”。古时行大刑用兵器，行中刑用刀锯，行轻刑用鞭扑。从此以后，诡诈越来越多。武皇壶还认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来治理国家，于是命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召集精英，刊定法律。

汉自王莽篡位之后，旧章不存。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是时承离乱之后，法网弛纵，罪名既轻，无以惩肃。梁统乃上疏曰：
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光武帝中兴以后，注意各种诉讼之事，常常在上朝时听理诉讼，亲自裁决可疑的事情。当时刚好在离乱之后，刑法松弛，犯人罪名定得轻，没有惩戒罪人的办法。梁统于是上疏说：

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
臣下见到了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本该处斩首刑罚的法律三十四条，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间，减轻本该处以斩首刑罚的法令共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亲手杀人的都减死罪一等，这已被标定为常法。从此以后，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轻，官吏把杀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当，导致失去了约束。

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理务。爱人故当为除害，理务亦当为去乱。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高帝受命，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设遁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或不便于政，或不厌人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臣以为刑罚不能随便地致力于从轻，而要致力于适当。统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事务。爱人就应当为人除害，治理事务也应当除去祸乱。因此，五帝时有流放和诛杀遣样的刑罚，三王时有大辟和刻肌这样的刑罚，其目的就是清除暴虐和祸乱。因此孔子说 “仁者必有勇”，又说“治理财产端正盲辞，禁止人为非作歹就叫义”高帝登基以后，制定约令法律，传给后代，可以经常施行。文帝宽厚仁惠，蕴藉自持，值康平时世，顺应时势赐给百姓恩泽，减省肉刑，除去相坐的刑法，其他的都沿袭原来的典章，天下达到太平。武帝时正赶上中原强盛，财力有余，调兵遣将，征伐远方的敌人，兵役多次征发，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侠之士违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故意设立遁匿的条律和知纵的法律。宣帝聪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领，用以统治国家，下臣们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准则。元帝时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宁。孝成帝、孝哀帝承袭太平继接皇位，在位的日子短暂，听讼裁夺的时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数年之间苟且从事，减损先帝原有的法令，牵强地解释法律，共有一百多处，有的对于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让百姓称心。臣下谨上表列举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们的事情，奏陈如下。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乱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根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把初元、建平年间的穿凿之处都举出来，考察它们的轻重得失和教化风俗，足以了解政教的处境，选择那些好的采用，选择那些不好的进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万代施行下去，那么这是天下的幸运。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时拨乱，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末节，衰微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无穷，天下幸甚。
皇帝把梁统的意见下交给三公、廷尉讨论，都认为严刑峻法，不是圣明君王亟须办理的事，不能同意。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官员认为臣下呈上的意见不可施行。现在臣下所说的，并不算严刑。我认为高帝以后，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综合经传研究的话，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严刑峻法。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受到召见，就像回答尚书近臣一样，亲口陈述我的意见。”皇帝命令尚书去询问意见，梁统又用同样的意见回答，极言政刑应该改革。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到了明帝登上皇位时，常常到听讼观省察甄别洛阳各种诉讼。明帝天性明察，能够获悉下面奸邪罪恶的情况，所以尚书上奏裁决刑罚接近严峻烦琐。

事下三公、廷尉议，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不可开许。统复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经传，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意。”帝令尚书问状，统又对，极言政刑宜改。议竟不从。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
到了章帝的时候，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过度，与其不得已，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可过度用刑。因此唐尧著书说‘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因过失造成灾害，可以缓刑或赦免，。帝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宽判为流放的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都要严明恰当，。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禁囚犯地方的断决；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各种狱讼的事情上犯错误。陛下登上皇位以后，沿袭了这些指导思想，但是有关官员在办事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奉行。审理案子的人急于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执法的人多做欺诈放肆的公文，违背事实，依靠拷打做奸邪的事，有的人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治理国政就像把琴弦调紧，大弦太紧了小弦就会断，因此子贡抨击臧孙施行严酷的法令，赞扬郑侨施行仁政。当今圣德充盈，施及上下，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光大先前圣王的事业。清除烦法苛政，减轻杖刑，用来济助众生，增广至德。”皇帝采纳了陈宠的话，在定罪和行刑时，尽量从宽。后来又韶令有关官员，禁绝使用钴钻等各种使人极端痛苦的旧法令，解除妖异邪恶的禁令，消灭舞文弄法使人获罪的情况，议定了五十多个事项，明确地写在条令上。此后诉讼秩序稳定。

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曰：“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丛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陛下即位，率由此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侨之仁政。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禁绝钻钅赞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狱法和平。
永元六年，陈宠又接替郭躬担任廷尉，再次校核律令，凡是有超出《甫刑》的刑法，都上奏请求删除，说道：“臣下听说礼经共有三百种，讲礼仪细节的有三千处，因此《甫刑》上规定了死罪二百种，五刑之类共有三千种。礼中所不要的，正是刑所收入的，礼中去掉的就归到刑中，相为表裹。现在的律令，犯罪应该处死的有六百一十种，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种，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种，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种，其中死罪多四百一十种，耐罪多一千五百种，赎罪多七十九种。《春秋保干圆》说：‘帝王每三百年减免一次刑法。’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无穷无尽。而且法律有三家说法，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刑法繁多，应该命令三公、廷尉统一律令，应合经义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种，耐罪、赎罪二千八百种，合计为三千种，典礼相应。其余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可以删除。要使百姓改变看法，用以实现广远深入的教化，达到没有人犯法的美好境界，并无穷无尽地流传下去。”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施行，恰好陈宠抵罪，建议于是无声无息。陈宠的儿子是陈忠。陈忠后来又做了尚书，大略依照陈宠的意思，又奏上三十三条，写成《决事比》，用以减除议罪的弊端。又上疏请求删除蚕室刑，解除脏吏三世禁锢，因神经失常导致狂暴杀人的可以减重罪，母子兄弟在替对方死时判决赦免替代的人，这些建议都采纳施行。虽然时常有所删除，但是原有的律令繁杂，没有经过纂集。

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刑法溢于《甫刑》者，奏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芜，未经纂集。
汉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编成《汉议》，上奏说：“国家的大事，莫遇于载籍。载籍这东西，能决断嫌疑，明辨是非，奖赏和刑罚应有之义，是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使后来的人们永远有所借鉴。因而胶束相董仲舒因年老多病辞官回家，朝廷每当讨论政事，总是派廷尉张汤亲自到小巷子裹，向董仲舒询问利弊，董仲舒于是撰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条，动辄用《春秋经》来回答问题，说得很详尽了。逆臣董卓倾覆王室，典章法律都被焚烧，什么都没有遗留下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现在皇上东行，巡省许都，排除险难，运命更新。臣下不自量，特地撰写《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春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删除重复，节写成文。又集《议驳》三十篇，按照事类编次，共有八十二件事。其中见于《汉书》的有二十五篇，见于《汉记》的有四篇，全都进行删叙润色，用以保全本来面目。其中的二十六篇，博采古今的奇特之士，道德行止都值得一看。其中的二十七篇，是臣下创作的。《左氏》说：“即使有姬姜这样的名门望族，也不舍弃穷苦人；即使有丝麻，也不舍弃茅草。，大概是用来在短缺的时候代用的。因此臣下斗胆显露愚钝之才，厕身于明哲之士的后面，虽然不足以治理国家，普遍地有利于时世安定，希望加以审视，增加和阐明圣德。希望陛下在处理纷繁政务的空隙，留心看一看。”献帝认为很好，于是过去的做法保存了下来。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议》，表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俾后之人永有鉴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左氏》云：‘虽有姬姜，不弃憔悴；虽有丝麻，不弃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德。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献帝善之，于是旧事存焉。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矣。
当时天下即将动荡，百姓违背法令就像土崩一样，刑罚已经不足以惩治恶行，于是一批名儒大才如原辽东太守崔蹇、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人，都认为应该恢复肉刑。汉朝既然不商讨这些法令，所以就没有可施行的地方了。到了魏武帝辅佐汉室，尚书令荀或广泛地询问百官，打算重新施行古刑法，但是少府孔融认为：“古时人民敦厚笃实，好与坏分得很清楚，官吏政令刑法都很简单，一点儿过失都没有，百姓犯了罪，都主动接受惩罚。末世社会逐步衰落，风化败坏，政令扰乱了民风，法令妨害了教化。所以说‘在高位的不行正道，人心散乱已经很久了’。现在却想用古刑法来治理人民，用废弃的东西来对付百姓，这不是所谓的和时代一起消长。纣王砍了早晨涉水人的脚胆，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国君，如果每个国君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寻求天下安宁，这是不能得到的。而且遭受刑罚的人，心中再也不想活下去，一门心思想死，大约多是逐渐变坏，再也不可能重返正道。旦丝搅乱变玺，坦庭祸害塞厘，蛊遗、茎查成为社会的大祸患。不能制止人最终为非作歹。即使像鳖圣那么忠心，像主塑那么诚信，像逐堕那样足智多谋，像巷伯那样受尽冤屈，像史迁那样有才，像王巫那样达观，一遭受刀锯之刑，就永远被人看不起。因此太甲思念常道，穆公使秦国称霸，速荡赴任壑整，§必镇守边关，都不再施行这种刑罚。莲塑打开改恶的道路，都是为了这一原因。因此德性完美的国君，深谋远虑，弃短就长，不随便革除政令。”朝廷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最终没有改。

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议以为：“古者敦厖，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简，一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陈汤之都赖，魏尚之临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到了魏国建立时，陈纪的儿子陈群任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复肉刑，让陈群申述他父亲的观点。速登极力陈说恢复肉刑的好处。当时钟逊任相国，也赞同助成这个意见，但是奉常王恺不同意这一观点。魏武帝也难以凭一个藩国改变塑目的制度，这一建议就放置起来没有施行。于是就制定甲子科，犯了钳左右脚趾罪的用木刑具代替，当时缺少铁，所以用木来代替。又嫌汉朝刑律太重，因此下令凡是依照律令论处的判决可以减半，使罪人按减半判决。

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复之，使群申其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籓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于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魏文帝受挥后，又讨论肉刑问题。仔细讨论还没有结果，适逢有战事，又停下了。当时有大女刘朱，拷打儿媳非常狠毒，前后有三个儿媳自杀，判处刘朱减免死刑送到尚方关押起来，因此下了怨毒杀人减免死刑的命令。魏明帝改变士人庶人罚金的法令，男犯判决罚金，妇人加上鞭笞，按鞭打责罚之例，因为她形体裸露的缘故。

魏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时有大女刘硃，挝子妇酷暴，前后三妇自杀，论硃减死输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裸露故也。
当时沿用秦汉的旧刑律，刑律的文词是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起草的。李悝编集各国的刑法，着成《法经》。认为帝王治理国政，没有比解决盗贼问题更急迫的，所以他的刑律从《盗贼》开头。盗贼必须揭发收捕，所以着《网》《捕》二篇。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造些问题写成《杂律》一篇，又用《具律》列出增加或减去的条目。因此撰著的衹有六篇而已，但都是关于罪名的法令。商君学习了以后，用以辅佐秦国。汉朝沿袭秦朝的旧制，萧何确定律令，删除参夷连坐的罪名，增加部主见知的律条，加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加旧刑律包含不到的，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又把汉朝的时候判断狱讼，编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以及司徒鲍公撰著嫁娶辞讼确定为《法比都目》，共九百零六卷。每个朝代都有增减，全都是把同类的结集成篇，把相关的条律编次成章。一章之中有的不止数十条律令，事类虽然相同，但是判罪轻重并不一样。而整个的遣词造句，前后相承，虽然总体上看不是同一篇，实际上是把以前的采入了。《盗律》有贼伤的条例，《贼律》有盗章的文辞，《兴律》有上狱的法令，《厩律》有逮捕的事，诸如此类，杂糅没有准则。后人发挥文意，各自撰著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儒生撰的章句共有十多家，每家都有数十万字。凡是判罪所应当遵循的条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字，字敷越来越多，读者阅读的难度越来越大。天子于是下韶，衹用郑氏的章句，不得杂用其他人的。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卫觊又上奏说：“刑法是国家很注重，而人们私下评议时所轻贱的；狱吏是老百姓的性命所托，而选用的人看不起的。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请求设置律博士，一批批地教授学生。”这意见很快就施行。但是刑律文字繁多，事例数量大，舍本求末，断狱的官吏如廷尉狱吏范洪接受囚犯绢布二丈，就比附轻法论处，狱吏刘象接受属下偏辞拷打囚犯张茂致死，比附重法论处。范洪、刘象虽然都被处死，但是得以从轻或受冤枉的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太傅钟繇又上疏请求恢复肉刑，皇帝诏令把这个意见交给下臣讨论，司徒王朗的意见又不相同。当时讨论的有一百多人，意见和王朗相同的居多。皇帝以吴蜀还没有平定为理由，又把这件事压下了。

卫觊又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是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
后来，天子又下令改定刑律，命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说等删减旧法令，广泛地采用汉朝律令，制定为魏律，创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它们的序言大略是说：

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
从前的律令之所以难以了解，是因为六篇篇少的缘故。篇少文字就少，文字少事类就少，事类少有的罪行就会被漏掉。因此后人逐渐增加，更与本体相分离。现在制定新律令，应该包括全部事类，增加篇幅条目。

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旧刑律沿袭秦朝《法经》，仅仅增加三篇，但是《具律》没有改变，仍在第六。犯罪条例既不在开始，也不在末尾，不是篇章应有之义。因此编集犯罪条例，写成《刑名》，放在刑律的开头。

《盗律》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辨，《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则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盗律》中有劫略、恐猖、和卖买人，科条中有持质，都不是偷盗的事，所以分开，写成《劫略律》。《贼律》中有欺馒、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所以分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和各种逃亡痕迹，《金布律》中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所以分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中有告反逮受，每科中有登闻道辞，所以分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的方法，《兴律》有上狱的事，科条有考事报谳，应该另外成一篇，所以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中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中有呵人受钱，科条中有使者查验贿赂情况，这些事情相近似，所以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自征发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条中有擅作修舍事，所以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有乏军乏兴，以及旧典法中有奉韶不谨、不承用韶书，漠氏施行有小过错不改正不听从命令，每每用不承用诏书乏军腰斩，又用《丁酉诏书》来减罪，《丁酉诏书》是汉文帝颁布的，不应该再用作刑法了，因此另外作为《留律》。秦代原来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朝初年沿袭秦朝不改，后来因为费用太多逐渐减省，所以后汉祇设置驿骑而没有车马，但是刑律上还写着先前的文字，那么这是形同虚设了，所以删除《厩律》，把其中值得采用和符合法令的撷取出来，写成《邮驿令》。那些控告谋反抓住检验的，另外归入《告劾律》。向上反映事变的，写成《变事令》，拿惊人的事向上告急，与《兴律》烽燧以及法令相合的，写成《惊事律》。《盗律》有把脏物归还失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报偿，法令有平庸坐脏事，把它写成《偿脏律》。刑律开始创制时，没有免于连坐的条文，张汤、趟禹开始创制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的条例。那些看见而且了解罪犯却故意不检举揭发的，全都与罪犯同罪，罪犯逃跑了不检举揭发的，都按赎罪论处，没看到又不知情的，不算犯罪，因此条文简约但条例宏通。科令制度中，每条有违科，不知不觉，与免于连坐，不再分别，但是免于连坐的情况很多，应该写一个总的免坐条例，以便少写一些条文，因此又制定坐免的条例，作为《免坐律》。律令中各有教制，本条没有从坐条文的，都从此取法。确定增补的有十三篇，加上原来的五篇，合起来共十八篇，对正律九章来说算作增加，对旁章科令而言则是减省了。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欧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
更改汉朝旧律，凡是在魏朝时无法施行的，都废除，另外依据古义制定五刑。死刑有三种，髡刑有四种，完刑、作刑各有三种，赎刑十一种，罚金六种，杂抵罪七种，共三十七种，作为律令的开头。又改动《贼律》，衹以言语冒犯宗庙园陵，称为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但不涉及祖父祖母、孙子。至于谋反大逆，则在事发的时候收捕，有的污潴，有的枭菹，诛灭三族，不写在律令中，是为了严格禁绝这种丑恶行为。残杀格斗杀了人，因为被揭发而逃跑，可以依照古义，判决死者的儿子兄弟可以追杀他。赶上赦免和过失杀人，不得报仇，这是用来阻止互相杀害。惩治杀害继母，和杀害亲母的罪行一样，这是防止与继母闹矛盾。删除异子的律条，是要使父子没有异财。殴打哥哥姐姐加到五年的刑罚，用以申明教化。囚徒诬告别人谋反，罪行牵涉到亲属，和善人不一样，这是用来为难囚徒，使他减省刑罚不再诬告。修改投书弃市的律条，这是为了减轻刑罚。订正篡囚弃市的罪行，这是为了断绝凶暴强横做义事的行为。二年以上的刑罚，删除家人乞鞫的法令，这是要减省烦琐的狱讼。修改为各郡不得白行选择伏日，这是要统一风俗。

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后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其文甚多，不载。
这些都是魏世所修改的，大略就是这个样子。在正始年间，天下太平，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最终也没能有结果。其中文字非常多，不载录了。

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毋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顗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父母，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此为元恶之所忽。戮无辜之所重，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于是有诏改定律令。
到了景帝辅佐国政，当时的魏法，犯了大逆不道罪的，诛杀范围直到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忸丘俭被诛死时，他儿子母丘甸的妻子苟氏应该连坐处死，她的堂兄荀颛和景帝是亲家，上表给魏帝，要求饶她一命。皇帝判他们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册丘芝，是颖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连坐处死，因为怀孕而收捕在狱中。荀氏致辞司隶校尉何曾请求开恩，请求没为官婢，用来赎母丘芝的性命。何曾可怜她，让主簿程咸上书说：“司寇修订法典，建立三等的法制；甫侯制定刑法，叙述轻重的法律。衰落的时代变动多，秦朝设立重刑，汉朝又修改了。大魏沿袭秦漠的弊病，没有来得及改革，施行的追加杀戮已经出嫁的女儿之法，实在是想诛灭丑类的亲族。这样，那么法律贵在能够适中，刑罚要注意别超越制度。臣下认为女人有三从的道义，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出嫁到了别的宗族，回来为父母奔丧时降低服纪，这是用来表明女子出嫁的礼节，区别在室的恩情。而父母有罪，追加处罚已经出嫁的女儿；丈夫的党族被诛罚，又要跟着受到杀戮。一个人的身体，在内在外都受刑罚。女子既然出嫁，就成了异姓的妻子；如果生了孩子，就做了其他宗族的母亲，这是推究罪恶时所忽视的。杀戮无辜的高昂代价，对于预防犯罪来说不足以惩戒奸乱的源头，对于情理来说则有伤孝子之心。男子不因其他宗族而获罪，女子反倒会因两个宗族而被杀戮，追不是用来怜悯柔弱女子，彰明法制的恰当做法。臣下认为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应该跟从父母受诛杀；已经出嫁的妇人，就应当跟从夫家受处罚。应该更改原来的法律，并作为永久的制度。”于是皇帝下诏改定律令。

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適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武帝诏曰：“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文帝做晋王时，为前代的律令条文和注释烦杂而发愁，虽然经过了陈群、刘邵删改，但是科条非常繁密，又叔孙、郭、马、杜各儒在作章句时，衹宗法郑玄，又过于偏颇，不能沿用。于是命令贾充改定法律，并命令和太傅郑冲、司徒荀颉、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塾及吏部令史茔泾等十四人掌管这件事，就龃九章增加十一篇，沿用它的分类，订正它的体例和编列次序，改旧刑律为《刑名》、《法例》，辨正《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依据事类分为《卫宫》、《违制》，撰著《周官》为《诸侯律》，一共二十一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删除了苛刻繁碎的条文，保存了清正简约的，事件采纳法典上的，但以对时事有益为宗旨。其余不宜删除的，如军事、田农、酤酒，没有能够全都遵从人们的意见，权且设立法令，天下太平的时候将要删去，因此不列入刑律，全都作为法令。施行制度时，以此设立教化，违反法令犯了罪的，按刑律论处。其中常事的品式章程，各自归到官署，这有先例。删减枭斩族诛从坐这些条文，删除原有条律，谋反罪嫡母养母已出嫁的女儿都不再因父母被处决而受到牵连，减省勒令不许作官互相告发的条文，删除捕亡、亡没为官奴婢的制度。小过失和耽误老少女人应当罚款和杖罚的，都下令减半。加重奸淫伯母叔母的法令，弃市。奸淫寡妇的，判三年刑。尊崇嫁娶的约定，全都以下聘礼为标准，不审理私下约定。严格礼教大防，以五服为准则裁断罪行。律令合起来共有二干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六十卷，先例三十卷。泰始三年，法律改定完成，上表给皇帝。武帝下韶说：“当年芦包因为制定律令受封赏，叔孙通因为制定礼仪做了奉常，赏赐五百斤金，弟子一百人全都作郎。立功立事，是古往今来所看重的，应该加以封赏官禄．希望详细考察各人的先后。马上依韶书挑选一百名弟子，按照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奖赏帛一万余匹。”武帝亲自到场讲授，使裴揩宣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法律。

其后，明法掾张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后来，明法掾张裴又注释刑律，并上表皇帝，大要是说：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
刑律从《刑名》开始，是用以确定罪制；到《诸侯》结束，是为了全面反映王政。王政从上面发布，诸侯在下面奉行，礼乐在中间调节，所以有三才的说法，它们相莉相成，好像是一个整体。

《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
《刑名》用来规定罪法轻重，订正加罪减罪的等差，阐明各篇的多种义理，补充条文的不足，大略地举出上下纲领。凡有犯了盗贼、诈伪、请赇的，都从造裹找到罪行，凡是作役、水火、畜养、守备这些小事，都从中定出恰当的名称。控告审讯作它的心舌，收捕拘押作它的手足，断狱为它定罪，名例统一它的体制。自始至终，往复无穷，变动无常，周转流行到四面八方，或上或下没有一定之规，脱离不开法律之中。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知法犯法叫做故，心裹认为正确叫做失，不忠心、欺瞒上司叫做馒，背弃信用、内藏奸巧叫做诈，没有礼节叫做不敬，两个诉讼人互相催促叫做斗，友好的两方互相伤害叫做戏，没有变故就斩击叫做贼，无意中误犯叫做过失，违逆节操违反道理叫做不道，欺犯上司僭越而显贵叫做恶逆，将行害人但还没有动手叫做戕，首先倡议叫做造意，二人一起商议叫做谋，指挥众人、提出计策叫做率，不和叫做强，攻击恶人叫做略，三人叫做群，收取了不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叫做盗，货财中的利益叫做脏：所有这二十种，是律义大略的名称。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猲。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刑律，应当慎重地对待修改，审察其中的道理。如果不是承用诏书，又没有故失的刑罚，应当听从赎罪。谋反的同伙，确实不知内情的，应当给予刑罚。这是故失的变例。地位低的人与地位高的人争斗，都是贼。在争斗中使用了兵刃水火的，不能算作戏，比戏严重。向别人的房屋或道路上射箭，不能算作遇，这是被禁止的故失。在都城的人群中跑马杀人，应当算作贼，因为与贼相似。过失与贼相似，戏与斗相似，斗时杀伤旁人，又舆误相似，盗取伤人财物捆绑看守与强盗相似，呵责人、收取财物与受赇相似，囚徒的言辞所关涉的与告劾相似，各种不听理与故纵相似，劫持人质与恐吓相似。诸如此类，都是没有定规的变格。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五刑不能核实，就用五罚来补正，五罚不能治罪，就用五过来补正，本意不坏却做了坏事，用金钱赎罪。所以在律制中，生罪不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种，徒加不超过六种，囚加不超过五种，累计不超过十一年，笞刑加起来不超过一千二百种，刑等不超过一年，金等不超过四两。月赎不计零头的天数，日作不拘泥在哪一个月，数年头时不担心闰月。不因为加罪而判死刑，都判死刑的不再加罪。不能累加，因此有并罚；不能并罚，就累加刑罚。按累加谕处的，衹能算加起来的罪；与累加等同的，一并算到原来的数额。不在次序的，不算入总数。因为人而获罪的舆人同，因为违法而获罪的与法同。侵害活人损害死人，不能统一处罚；亲疏公私，不能总是一种教训。礼乐受到上面的尊崇，所以颁下刑法；刑法规范下面的行为，所以保全刑法。因此尊卑有序，仁义彰明，九族亲睦，王道平坦。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猲，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加欧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刑律中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关的，如利用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知道自己逃跑为缚守，办事中有恫吓威胁的话为恐吓，不拿罪名呵责为呵人，以罪名呵责为受赇，劫取索要他人的财物为持质。这六点，以威势得到财物但名称不同。即不索求自动给予为受求，先是监求而后索取为盗脏，输入呵责收受钱物为留难，敛取他人财物积藏在官府为擅赋，加上殴打为戮辱。诸如此类，都是用威势得到财物而罪行相似的。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刑是掌管理的职官，理是寻求情的器械，情是心神的使者。心中有感应情就在裹面发动，表现到言语上，直通到四肢，宣发到事业。因此好人心中愧疚而脸红，内心害怕而脸上变色。论罪的人务必推究罪犯内心的真实想法，审察他的情感，知悉他的犯罪事实，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然后才可以正确运用刑法。手心向上与乞讨相似，手心向下与抢夺相似，两手相捧与答谢相似，两手指划与诉说相似，手臂相拱像是要自首，捋起衣袖露出手臂像是要格斗，矜持庄重与威严相近，神情怡悦与幸福相近，喜怒忧欢，表现在声音和脸色上。是奸是真是强是弱，衹须察看他的目光和呼吸。有话说出口应当是告，动手犯禁应当是贼，喜子杀死怒子应当为戏，怒子杀死喜子应当是贼。诸如此类，除非是极为精通，否则不能完全弄通其中的道理。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欧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欧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刑律的名例，不是正文却分明。比如到了八十岁，除了杀伤人，其他都不追究，如果诬告别人谋反要反坐。十岁时，不得告发别人；如果奴婢顶撞主人，主人可以告发杀死他。贼人焚烧他人的房屋积聚，偷盗赃物五匹以上的，弃市；如果焚烧官府积聚和偷盗，也应当一样。殴打人和教唆的人罪行相同，如果让人殴打父母，不能和殴打的人等同。比如得到遣物强取强讨之类，没有归还脏物法随例畀的条文。法律中各种不敬，不合乎礼仪范式，以及犯罪是为公还是为私，脏物是否已被个人占有，都是依照事实轻重采用法律，用事例去找出名称。

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理这个东西是玄妙之中最玄妙的，不能用一种方法来施行；律这个东西是幽玄之理中最深奥的，不能用一种体制去执行。有时是计算过失来定罪，有时是变化法度以遵循常理，有时是依照事实以推究真实情况，有时是有所选择以顺从时宜，有时是加重处罚以防止犯罪，有时是从轻处理以顺从下情。公私废避的大义，削除轻重的变化，都是为了随时察看情况变化，使执法者隐蔽在还没裁决的时候，采集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