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洙 孙甫 谢绛（子景温）叶清臣 杨察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举进士，调正平县主簿。历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举书判拔萃，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有能名。用大臣荐，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为武备不可弛。
《叙燕》说：

《叙燕》曰：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战国世，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显德世，虽复三关，尚未尽燕南地。国初，始与并合，势益张，然止命偏师备御。王师伐蜀伐吴，泰然不以两河为顾，是赵、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锐专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顷尝以百万众驻赵、魏，讫敌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战。然我众负城，有内顾心，战不必胜，不胜则事亟矣，故不战未尝咎也。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原其弊，在兵不分。设兵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势，设覆以待其进。边垒素固，驱民以守之，俾其兵顿坚城之下，乘间夹击，无不胜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敌蓄勇以待战，无他枝梧，一也；我众则士怠，二也；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众傥北，彼遂长驱无复顾忌，四也；重兵一属，根本虚弱，纤人易以干说，五也；虽委大柄，不无疑贰，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失于应变，六也。兵分则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胜败兵家常势。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苻坚淝水、哥舒翰潼关是也。是则制敌在谋不在众。以赵、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战。分而帅之，将得专制，就使偏师挫衄，他众尚奋，讵能系国安危哉？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败也。昔者六国各有地千里，师败于秦，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守国之固也。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新造之势也。以天下之广谋其国，不若千里之固，而袭新造之势，侥幸于一战，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诵习，谓百世不复用，非甚妄者不谈。然兵果废则已，傥后世复用之，鉴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胜败云。
《息戍》说：

《息戍》曰：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虽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西汉先零，东汉烧当，晋氐、羌，唐秃发，历朝侵轶，为国剧患。兴师定律，皆有成功，而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用裁五十四亿，而剪灭殆尽。今西北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骑卒与冗卒，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白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平世屯戍，且犹若是，后虽有他警，不可一日辍去，是十万众，有增而无损期也。国家厚利募商入粟，倾四方之货，然无水漕之运，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岁不常登，廪有常给，顷年亦尝稍匮矣。傥其乘我荐饥，我必济师，馈饟当出于关中，则未战而西垂已困，可不虑哉？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为今之计，莫若籍丁民为兵，拟唐置府，颇损其数。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然止极塞数郡，民籍寡少，不足备敌。料京兆西北数郡，上户可十余万，中家半之，当得兵六七万。质其赋无他易，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畜马者又蠲其杂徭。民幸于庇宗，乐然隶籍。农隙讲事，登材武者为什长、队正，盛秋旬阅，常若寇至。以关内、河东劲兵傅之，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兵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其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慑。《兵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庙胜之策乎？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又为《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凡《杂议》共九篇上之。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洙数上疏论兵，请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边事，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特出睿断，以重边计。又请减并栅垒，召募土兵，省骑军，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时诏问攻守之计，竦具二策，令琦与洙诣阙奏之。帝取攻策，以洙为集贤校理。洙遂趋延州谋出兵，而仲淹持不可。还至庆州，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趋镇戎军赴救，未至，贼引去。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当时言者谓福之败，由参军耿傅督战太急。后得傅书，乃戒福使持重，毋轻进。洙以傅文吏，无军责而死于行阵，又为时所诬，遂作《悯忠》、《辨诬》二篇。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未几，韩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贤院。上奏曰：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汉文帝盛德之主，贾谊论当时事势，犹云可为恸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尚以陈胜亡秦、六卿篡晋为戒。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秦二世时，关东盗起。或以反者闻，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尽，不足忧，乃悦。隋炀帝时，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隐贼数，不以实闻，或言贼多者，辄被诘。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故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孰与汉文？威制四夷，孰与汉武？国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爱民，诚万万于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虏，北有强大之邻，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自西夏叛命四年，并塞苦数扰，内地疲远输。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此之时，陛下宜夙夜忧惧，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陛下延访边事，容纳直言，前世人主。勤劳宽大，未有能远过者。然未闻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滥，赐与不节。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尔，非有难动之势也。而因循不革，弊坏日甚。臣谓陛下不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者，以此。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未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异时民间，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视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之，年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诎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夫爵赏，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时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缘以求恩泽，从中而下谓之"内降"。臣闻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名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贤而才者，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何必袭"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从之，则坏陛下纲纪；不从，则沮陛下德音。坏纲纪，忠臣所不忍为；沮德音，则威柄轻于上。且尽公不阿，朝廷所以责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挠之，而欲责大臣之不私，难矣。此恩宠过滥之弊也。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夫赐予者，国家所以勤功也。比年以来，嫔御及伶官、太医之属，赐予过厚。民间传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积聚。陛下用之，不甚爱惜，今之所存无几。疏远之人，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但见取于民者日烦，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广，帑藏之积，未必悉为赐予所费，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独见陛下行事感动尔。往岁闻边将王珪，以力战赐金，则无不悦服；或见优人所得过厚，则往往愤叹。人情不可不察，此赐予不节之弊也。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臣所论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从谀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独四夷之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然后忠谋渐进，纪纲渐举，国用渐足，士心渐奋。边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恶闻忠言所以亡，远法汉王不讳危乱所以存，日亲盛德，与民更始，则天下幸甚。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仁宗嘉纳之。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改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前此屡困于贼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罢之。时戩已解四路。而奏沪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沪，不至；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于是谕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戩论奏不已，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又徙晋州，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会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徙监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阳访医，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韩琦为洙言，乃追复故官，及官其子构。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了。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其为文简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费，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年时好学，每天诵读几千字的文章，仰慕学习孙何写古奥文章。初次参加进士考试，被授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取士考试及格，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推荐他的才华，他升任大理寺丞、绛州翼城知县。杜衍聘请他做永兴司录，凡有公务职事，大小都全部交给孙甫办理。孙甫说：“待我这样，我应该离去。”杜衍听了，不再将细小琐事交给他办。杜衍与他饮酒交谈，孙甫都一定要引经据典地回答，谈论天下的贤才俊杰，一个个品评他们的才能、性格上的特点长处。杜衍说：“我征聘下属官吏，却得到一位益友。”书生们也大多到孙甫这里请教学问。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初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为蔡州汝阳县主簿。再举进士及第，为华州推官。转运使李纮荐其材，迁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杜衍辟为永兴司录，凡吏职，纤末皆倚办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闻之，不复以小事属甫。衍与宴语，甫必引经以对，言天下贤俊，历评其才性所长。衍曰："吾辟属官，得益友。"诸生亦多从甫学问。
调任永昌知县，后任监益州交子务，再升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质钱，人民苦于带着很重的铁钱辗转贸易，所以设想出个书写纸条代替铁钱的办法，以方便经商贸易。转运使认为很多人伪造交子犯法，想废除交子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人铸造，难道因为有人敢犯法私铸铁币，就可以将钱币废除吗？只须严厉惩治伪造者，不应因为小人犯法就废除大有利的事。”后来交子终于没被废除。杜衍做枢密副使，推荐孙甫给朝廷，授任他为秘阁校理。

徙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再迁太常博士。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后卒不能废。衍为枢密副使，荐于朝，授秘阁校理。
这年，皇上下诏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官员提建议。孙甫进献十二条意见，考察祖宗上代的历史事实，来比较当代的政治，看有哪些缺失，再加论述，用来讽谏皇上，名叫《三圣政范》。此后孙甫改任右正言。当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了五六年还不停止，孙甫推究《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变应验的历史，上疏说“：赤雪，就是赤灾，是君主做事舒缓的自然感应。君主做事舒缓，就会使政事松弛懈怠，赏罚不能及时，各部门官员失职，这就会招来大乱。西晋太康(280～289)年间，河阳降赤雪。当时晋武帝怠慢政事，在后宫荒淫酒色。每接见臣下，多只讲些常见的小事，不谈治国的远大谋划，所以招来上天赤灾的怪异，最终导致晋朝大乱。地震，是阴气旺盛的表现。阴气代表的是臣下，是后宫，是四方夷蛮。这三种人不能太强盛，过于强盛就会暗中生变而发生动乱。忻州是赵国的分野，地震震了连续六年。每次地震，就有声音像打雷一样，前代发地震，没有这么长久的。只有唐高宗原来受封在晋地，到他即位，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人请求干政，大臣有阴谋，应在没萌芽时就制住。后来武昭仪专权放肆，几乎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天地发生灾变，固然不是虚假感应，陛下挽救舒缓的过失，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掌握威严祸福，经常做出英明的决断，来威慑邪恶，整肃全国。救治阴气旺盛产生的自然灾变，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严防敌人，对内控制后宫。谨防外敌，就应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图谋战争防备，精细地分析成败得失；严控后宫，就应将所有宫女妃嫔，除负责服侍皇上者外，全部驱逐出宫，而且要裁减对她们恩惠，使之不过分，这才是应付自然灾变的实在办法。”当时契丹、西夏开始强盛，后宫张修媛被宠幸，大臣专政，孙甫因此进谏。

是岁，诏三馆臣僚言事。甫进十二事，按祖宗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论述以为讽谏，名《三圣政范》。改右正言。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范五行传》及前代变验，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缓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晋太康中，河阴降赤雪。时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宫。每见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经国远图，故招赤眚之怪，终致晋乱。地震者，阴之盛也。阴之象，臣也，后宫也，四夷也。三者不可过盛，过盛则阴为变而动矣。忻州赵分，地震六年。每震，则有声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晋，及即位，晋州经岁地震。宰相张行成言，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宜制于未萌。其后武昭仪专恣，几移唐祚。天地灾变，固不虚应，陛下救纾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时出英断，以慑奸邪，以肃天下。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谨戎备，则切责大臣，使之预图兵防，熟计成败；制后宫，则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尽出之，且裁节其恩，使无过分，此应天之实也。"时契丹、西夏稍强，后宫张修媛宠幸，大臣专政，甫以此谏焉。
又说“：修媛恃宠放肆，施恩讨好，祸患已渐渐萌生。皇后，是正嫡妻子，其余都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任用、选择不应超越等级。自古以来宠爱女色，当初不加控制后来不能控制的人，其灾祸悔不可及。”皇帝说：“任用、物色都在有关部门，朕恨不知情。”孙甫说：“世人都说谏臣是耳目官，是用来沟通皇上不知道的信息的。如我所讲的前朝女祸，都记载在史书上，陛下是可以自己去了解的。”

又言："修媛宠恣市恩，祸渐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余皆婢妾尔。贵贱有等，用物不宜过僣。自古宠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其祸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尔。"甫曰："世谓谏臣耳目官，所以达不知也。若所谓前世女祸者，载在书史，陛下可自知也。"
西夏请求结盟，孙甫上奏论述结盟的一利与四害说：“派兵驻守以来，国用空虚。今天若能与西夏结盟讲和，则边疆守军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征敛也可减轻。这是结盟的一大好处。起初，契丹声称，它曾派使者劝告西夏人叫他们臣服中国。如今和议既已结成，契丹必仗恃它的功劳。去年它就有割地的请求，朝廷已增加每年赔给契丹的钱财，如果它又有新的要求，我们将怎样拒绝呢？这是结盟的一大害处。自国家承平四十年来，军事得不到整治，到边境有警报时，任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因此长久没有成绩。然而近来边疆官员中有才能、智谋和勇敢雄健的人，往往又涌现出来，正在不懈地讲解军事，训练士兵，以增强中国的威严。一旦因为议和而松懈战备，他们又会像从前一样，在危急时必定不能任用。这是结盟的第二大害处。自赵元昊拒不服从朝廷命令，他始终不敢深入关中，就是因为西夏的口角厮口罗等部落没依附他，他担心他们会成为后患。如今中国与赵元昊讲和，他每年获得丰厚的赔偿，必定会全力来制服这两个部落，西夏强大之势，从此开始。这是第三大害处。而且朝廷自恃有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都松弛不加整顿。等到在西方战事接连失败，我军才开始讨论改弦更张，以便挽救从前的弊病。如今见西夏人请求议和，苟且贪求平安无事，他日的祸患，就不可救了。这是第四大害处。所有这些利害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它们。”

夏国乞盟，甫上一利、曰害曰："宿兵以来，国用空耗。今若与之约和，则边兵可减，科敛可省。其为利一也。始，契丹声言，尝遣使谕西人使臣中国。今和议既成，必恃其功。去岁有割地之请，朝廷已增岁赂，若更有求，将安拒之？其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饬，及边鄙有警，而用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故久无成功。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往往复出，方在讲训不懈，以张中国之威。一旦因议和弛备，复如曩日，缓急必不可用。其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今中国与之和，获岁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为始。其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势，法令纪纲，弛而不葺。及西戎累败，王师始议更张，以救前弊。今见戎人请和，苟贪无事，他时之患，不可救矣。其为害四也。凡利害之机，愿陛下熟图之。"
又说：“张子..出使夏州归来，赵元昊又向我朝称臣，然而乞求每年卖给我们青盐十万石，并要在京城买卖贸易各种东西，还要求增加每年送给他们钱财的数量。臣认为西夏盐十万石，价钱不下十多万缗。何况朝廷已许诺每年赐给他们二十五万，如又允许他们卖盐，那么与送给契丹的物资数量相同。让契丹听到这一消息，那他们的贪婪之心又会产生了。况且自从西夏首领德明的时候，就多次乞求给他们出卖青盐放行，先皇帝以为他们乱了法制，不听从。等他们不停地请求，先皇要将德明的弟弟留作人质然后才许可他们，这是用他们难以同意的事，来杜绝他们的念头。大概盐是中国最大的利润，而西夏的盐，味道又超过我国解池出产的盐，并且出产无穷无尽。开了西夏卖盐的禁，这些盐就会大量流到我国民间，无法阻止。并且听张子..讲，赵元昊自拒绝听命以来，便收结人心，每次掠夺所得东西，随即分给下属，这样他的兵力虽然强盛，但费用也随即窘迫。当这个时候，最适宜用计困住他，怎么可急不可待地与他讲和，屈从他的请求呢？”

又言："张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复称臣，然乞岁卖青盐十万石，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仍求增岁给之数。臣以谓西盐数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余万缗。况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若又许其卖盐，则与遗契丹物数相当。使契丹闻之，则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时，累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请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是则以彼难从之事，杜其意也。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兼闻张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来，收结人心，钞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当此之时，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曲徇其请乎？"
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回朝，孙甫建议皇上下诏令韩琦等人，评判陕西四路将领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兵变前，有人告发，大臣没有及时揭露他们。孙甫因此说枢密院正副使应当有罪，枢密使就是杜衍。守边将领刘沪在渭州营建水洛城，总管尹洙因为刘沪不听指挥，将要斩他。大臣中稍微偏向尹洙的意见，孙甫说：“水洛城勾通秦、渭两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该治罪。”因此朝廷罢免尹洙而释免了刘沪。杜衍屡次推荐孙甫，尹洙是与孙甫素来友善的朋友，而孙甫却没留一点情面，他的鲠直光明、公正不阿就是这样。

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还朝，甫建议请诏琦等，条四路将官能否，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变前，有告者，大臣不时发之。甫因言枢密使副当得罪，使，乃杜衍也。边将刘沪城水洛于渭州，总管尹洙以沪违节度，将斩之。大臣稍主洙议，甫以谓："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释沪。衍屡荐甫，洙与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鲠亮不私如此。
孙甫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无术，不可重用。皇帝责怪他，他因此请求调出朝廷到外地任职，皇帝不许。后来又上奏说丁度借面见皇上之机请求升职重用，皇帝说：“丁度未曾向我请求。”丁度则请求与孙甫辩论，并指责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人。孙甫于是以右司谏身份出任邓州知府，后调到安州，历任江东、两浙两处转运使。

甫尝言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亡术，不可用。帝难之，由是求补外，不许。其后奏丁度因对求进用，帝曰："度未尝请也。"度乞与甫辩，且指甫为宰相杜衍门人。乃以右司谏出知邓州，徙安州，历江东、两浙转运使。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许多事不经请示便自行处置。孙甫说：“范公是大臣。但我在这里屈理循情，就不能在别处申张法律。”因此对范仲淹的一切都绳之以法，但退后却称赞他的贤能。后再升职任兵部员外郎，又改做直史馆、陕州知州，调任晋州知州。又升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再升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京任侍读。不久去世，特追赠为右谏议大夫。

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从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于此，则不得伸于彼矣。"一切绳之以法，然退未尝不称其贤。再迁尚书兵部员外郎，改直史馆、知陕州，徙晋州。为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为侍读。卒，特赠右谏议大夫。
孙甫性格刚直果断，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记》七十五卷。常讲唐朝君臣的事情，来推见当时的治乱，就如身历其境，而听的人也清楚明了，就如亲眼目睹。时人说：“每天读史书，不如一天听孙甫讲述。”《唐史》被国家档案馆收藏。

甫性劲果，善持论，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
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到他的祖父谢懿文，做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后裔成为富阳人。

谢绛，字希深，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县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父涛，以文行称，进士起家，为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反成都，攻陷州县，涛尝画守御之计。贼平，以功迁观察推官，权知华阳县。乱亡之后，田庐荒废，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与之，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涛收诏书，悉以田还主。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还，以治行召对长春殿，命试学士院。会契丹入寇，真宗议亲征，时曹、濮多盗，而契丹声言趋齐、郓，以涛知曹州。属县赋税多输睢阳助兵食，是岁霖潦，百姓苦于转送，涛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运，日过睢阳，可取以饷军。愿留曹赋繇广济河以馈京师。"转运使论以为不可，诏从涛奏。尝使蜀还，举所部官三十余人。宰相疑以为多，涛曰："有罪，愿连坐之。"奉使举官连坐，自涛始。久之，用冯拯荐，复召试，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遂兼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山陵灵驾所经道路，有司请悉坏城门、庐舍，以过车舆象物。涛言："先帝车驾封祀，仪物大备，犹不闻有所毁撤，且遗诏从俭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劳州县，非先帝意，愿下少府裁损之。"进直昭文馆，累官至太子宾客。
他的父亲谢涛，以文学、品行著称，从进士起家，做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造反，攻陷州县，谢涛曾筹划守御的计策。叛军被平息后，他因功升观察推官，后任权知华阳县。叛乱被镇压之后，田园庐舍荒废，皇帝下诏将土地给予那些能占有田土而又上交两倍田租的人，于是肥沃的田土全被豪强大族占领，流民回来却无处可归。谢涛收藏起诏书，全部将田还给旧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回京后，因治理有功被皇上召到长春殿谈话，并命他参加学士院考试。正遇上契丹入侵，宋真宗考虑亲征，当时曹州、濮州多强盗，而契丹扬言要进攻齐州、郓州，皇帝派谢涛任曹州知州。所属各县的赋税大多输送到睢阳补充军队的粮食，这一年大雨成灾，百姓苦于转送粮食，谢涛于是将赋税全部留下不遣送。他上奏说：“江、淮一带漕运，每天经过睢阳，国家可以取漕粮给军队作粮饷。希望将曹州的赋粮留下，再由广济河供给京城。”转运使议论说不行，皇上下诏听从谢涛的奏议。曾出使蜀郡回朝，推举部下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太多了，谢涛说：“如他们有罪，我愿意受连坐。”奉使推举官吏而实行连坐，自谢涛开始。很久以后，因冯拯的推荐，谢涛再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以尚书兵部员外郎身份任直史馆的职务，于是又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去世后灵车所经过的道路，有关官员请求全都毁坏城门、房屋，以便经过车舆和明器物件。谢涛说“：先帝生前乘车封禅祭山时，准备了那么多的祭仪物品，还没听说经过一地时有东西被毁坏撤除，而且又遗诏葬礼时节俭薄葬。如今有关官员制作明器奢侈过度，以致烦劳各州县，这并非先帝的意思，希望下交少府裁减葬礼所用。”进升直昭文馆，累官做到太子宾客。

绛以父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举进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累数千言。天禧中，上疏谓宋当以土德王天下。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用天为统，以金为德。诏两制议，皆言："用土德，则当越唐上承于隋；用金德，则当越五代绍唐。而太祖实受终周室，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绛、行父议皆黜不用。
谢绛因父亲的关系任秘书省校书郎，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礼郎、汝阴知县。善于议论，喜谈时事，曾上疏论说四民失业的事，洋洋数千言。天禧(1017～1021)中，上疏说宋朝应当以五行中的土德来统治天下。当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求以天为统，以金作为宋朝的品德象征。皇上下诏两院讨论，两制院都说：“用土德，则我朝应越过唐朝继承隋朝，用金德，则应越过五代继承唐朝。而太祖实际上是承受后周的政权，怎么可以不遵循传继的顺序呢？”谢绛、董行父的建议都被废黜不采用。

杨亿荐绛文章，召试，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丁母忧，服除，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用郑氏《经》、唐故事议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请以真宗配之。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以为不可。寻出通判常州。天圣中，天下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绛上疏曰：
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谢绛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升任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遇上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宋仁宗即位，升他为太常博士。他根据郑玄注的《礼经》和唐代旧例认为宣祖皇帝不是受命正式做过皇帝的祖先，不适宜与感生帝一起受祭祀，请求用真宗皇帝来配它。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他的建议是错的。不久他就被调出朝廷，降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年间，全国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发生，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说：

去年京师大水，败民庐舍，河渠暴溢，几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谷焦槁，秋成绝望：此皆大异也。按《洪范》、京房《易传》皆以为简祭祀，逆天时，则水不顺下；政令逆时，水失其性，则坏国邑，伤稼穑；颛事者知，诛罚绝理，则大水杀人；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上下皆蔽，兹谓隔，其咎旱：天道指类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时变，固宜策告殃咎，变更理化，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导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
去年京师发大水，毁坏民房，河水暴涨，几乎淹没城市；今年又受旱灾之苦，百姓因瘟疫病死，田中稻谷焦枯，秋收无望：这都是大灾异。按《洪范》、京房《易传》都认为怠慢祭祀，违背天时，就会水不畅流；政令违犯时节，水性被人破坏，就会毁坏都市，损坏庄稼；掌权管事的人太聪明，诛杀刑罚不合道理，就会发大水杀人；要得到有品德的人却又不重用，这叫作张，张的灾难是饥荒；上下都被蒙蔽，这就叫隔，隔的惩罚是旱灾；上天降下相应的灾难以显示警告，大概就是这样。陛下日夜勤苦，思考杜绝阻止时下灾变的对策，固然应该公布灾情，改变、理顺政策，下自我检讨的诏书，制订顺应时宜的法令，疏通各方面的意见来打开原来的壅塞现象，排斥奸臣以便减少阴暗力量。皇上圣心优柔寡断，因而重要的是改变、振作，号令发下去，没听说有敢阻挡天子心意的人。

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信不及于物，泽不究于下，则水旱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广，万几之众，不出房闼，岂能尽知？而在廷之臣，未闻被数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泽即佞幸，上下皆蔽，其应不虚。
风雨、寒暑在天时上，是最大的信使；这种信使不来到事物上，上天的恩泽没有到达下面百姓，就有水旱灾害发生。近来制定命令，有的刚被人们信任就又改变，正在执行又突然下令停止，却要求风雨也定期及时有信，这可能么？天下这么广，人民这么多，不走出房门，怎能尽知呢？而朝廷大臣，没听说受到过几刻钟的召见，倾吐过只言片语的好建议，皇上周围，从早到晚不是些受宠幸的就是些奸佞的人，上下级都被蒙蔽，那上天报应就会爽验不虚。

昔两汉日食、地震、水旱之变，则策免三公，以示戒惧。陛下进用丞弼，极一时之选，而政道未茂，天时未顺，岂大臣辅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笃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责成，以极其效；谓之不然，则更选贤者。比来奸邪者易进，守道者数穷，政出多门，俗喜由径。圣心固欲尽得天下之贤能，分职受业；而宰相方考贤进吏，无敢建白。欲德不用之应，又可验矣。
从前两汉的日食、地震、水旱灾变发生时，皇上就会宣布罢免三公大臣，以求警戒恐惧。陛下提升任用宰相辅弼大臣，都是从全国精心挑选，然而国家政治道德并不昌盛，天时也不顺利，难道是大臣辅佐不英明吗？还是陛下的信任不笃诚？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应推心责成，以便彻底发挥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说他不行，就应更选贤良的人。近来奸邪的人易得进升，守正道的人常常困穷，政出多门，习俗喜欢走捷径。圣上的心本要尽得天下的贤能，分别授官任职；而宰相却正在根据资历提拔官吏，没有人提意见、告诉皇上。想要求得到贤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报应，又可应验了。

今阳骄莫解，虫孽渐炽，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寻常之政，臣恐不足回灵意、塞至戒。古者，谷不登则亏膳，灾屡至则降服，凶年不涂塈。愿下诏引咎，损太官之膳，避路寝之朝，许士大夫斥讳上闻，讥切时病。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勿崇私恩，更进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诚动乎上，大惠浃于下，岂有时泽之艰哉！
如今太阳骄强不减，虫孽渐渐猖炽，黄河肆虐。如果仍循规蹈矩，施行寻常的政策，臣担心不足以换回上天的灵意、回应至高无上的警告。古代，谷不丰收就降低膳食标准，灾祸屡次来临就降低衣服标准，危难的年头，不准涂漆屋顶。希望陛下下诏引咎自责，裁减太官的膳食、回避在寝宫中的朝见，允许士大夫斥责皇上、说皇上忌讳听的话，讥讽批评时病。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无名目的征收，不私施恩泽，改提拔正直有道的人，宣扬道德、教化人民，让天下休养生息。皇上动了至诚之心，博大的恩惠流泽到下层百姓，怎会有时运雨泽方面的艰难呢！

仁宗嘉纳之。
宋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会修国史，以绛为编修官，史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时涛官西京，且老矣，因请便养，通判河南府。又论："唐室丽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华清宫内。太宗皇帝肇修三馆，更立秘阁于升龙门左，亲为飞白书额，作赞刻石阁下。景德中，图书浸广，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库。二圣数尝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两省故事，别建外馆，直舍卑喧，民櫩丛接。大官卫尉，供拟滋削，亏体伤风，莫兹为甚。陛下未尝迂翠华、降玉趾，寥寥册府，不闻舆马之音，旷有日矣。议者以谓慕道不笃于古，待士少损于前。士无延访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渐弊，窃为圣朝惜之。愿辟内馆，以恢景德之制。"诏可。
恰好编修国史，朝廷用谢绛做编修官，史书修成，他升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他父亲谢涛在西京做官，且已老了，他因此请求就便奉养，被调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论述说：“唐朝丽正、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华清宫中。太宗皇帝始修造三馆，另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为它用飞白体书写匾额，又写作赞文刻在秘阁下的石上。景德年间(1004～1007)，图书渐渐增多，真宗皇帝便将国库中的四间库房增加做图书室。这两位圣君曾多次光临，亲加慰问，不时召见守卫国家藏书馆的人。当时人人努力学习道术，研究艺文，知道天子非常勤勉地尊崇礼制，而名臣高职，都根据这些来选择。以前它们遭到焚毁，没来得及修葺，有人援引两省的先例，另建外馆，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哗，与民房混杂连接。而大官卫尉，供给却拟定增长，亏待国体、伤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不曾把华丽的车子绕到这里，将美丽的圣足降临，这空荡荡的册府，已有很长时期，没有听到过车马到来的声音了。舆论认为皇上对道德的倾慕不及古代笃诚，对待士子书生也比从前要差。士子们没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请和访问，所以崇尚因循守旧，不激励自己，文化雅士阶层渐渐生出弊病，臣私下为圣朝感到可惜。希望能开辟内馆，恢复景德以前的旧制度。”皇上下诏认可。

绛虽在外，犹数论事。奏言："近岁不逞之徒，托言数术，以先生、处士自名，秃巾短褐，内结权幸，外走州邑，甚者矫诬诏书，傲忽官吏。请严禁止。尝以墨敕赐封号者，追还之。"
谢绛虽在京城以外做官，仍多次议论国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逞之徒，假托术数，以先生、处士自命，身着短褐头戴秃巾，在朝中勾结权贵亻幸臣，在朝外奔走州县，甚至伪造诏书，傲慢轻视地方官吏，请求皇上严令禁止，把曾经以亲笔手令赏赐给术士们的封号，撤销收回。”

还权开封府判官，言：
回朝后任权开封府判官，又说：

蝗亘田野，坌人郛郭，跳掷官寺，井郾皆满。鲁三书螟，《谷梁》以为哀公用田赋虐取于民。朝廷敛弛之法，近于廉平，以臣愚所闻，似吏不甚称而召其变。凡今典城牧民，有颛方面之执：才者掠功取名，以严急为术，或辩伪无实，数蒙奖录；愚者期会簿书，畏首与尾。二者政殊，而同归于弊。
蝗虫遍野，涌入城市，跳到官府寺庙，井里沟中，到处都是。《春秋》上三次记载鲁国的螟灾，《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鲁哀公用田赋名目残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征敛的法律，基本上轻廉公平，据臣所知，似乎是官吏们不很称职才招来灾害。凡今日掌管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专制一方面的权势：有才的掠取功名，用严急作为治理方法，有的仅凭口说，虚伪无实绩，却多次蒙受奖励、任用；愚蠢的只知到期统计簿书，畏首畏尾。这两种人的政治虽殊，然而却同样有害。

夫为国在养民，养民在择吏，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愿先取大州邑数十百，诏公卿以下，举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属县令长，务求术略，不限资考。然后宽以约束，许便宜从事。期年条上理状，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风迹，异乎有司以资而任之者焉。汉时，诏问京房灾异可息之术，房对以考功课吏。臣愿陛下博访理官，除烦苛之命；申敕计臣，损聚敛之役。勿起大狱，勿用躁人，务静安，守渊默。《传》曰："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气不弭，嘉休不至，是灵意讠谰，而圣言罔惑欤。
治国重要的在养民，养民关键在选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气氛和谐，灾难就息灭。希望先挑选几十个大州县，下诏公卿以下，被推举任知州太守的人，可以自己征聘所属县的县令和下属官吏，务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资格限制。然后放松约束，允许他们因宜独自决策。以一年为期上报治理状况，再依此决定是留任还是撤去，必定会有改变风气、与官方按资历任职不同的效果。汉代时，皇上下诏向京房询问使灾异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核官吏的功绩作为对策来回答。臣希望陛下广泛询访司法官，废除烦杂苛细的命令；申令财政统计官，减轻聚敛的徭役。不要兴起大的罪案讼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务求清静安宁，保持深沉静默。《传》说：“大灾年的礼节，百官都设置但不治事。是讲要省事。”当今灾气像这样肆虐不止，美好的时刻总不来，这是皇上的灵意被歪曲，皇上的圣言被篡改。

会郭皇后废，绛陈《诗白华》，引申后、褒姒事以讽，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兵部员外郎。上言："迩来用物滋侈，赐予过制，禁中须索，去年计为缗钱四十五万。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余万。比诏裁节费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书。簿书不存，则无所措置。臣以谓不若推近及远，递考岁用而裁节之，不必咸平、景德为准也。"
这时正好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说《诗经？白华》，引申后、褒女以的故事来讽谏，言辞非常恳切。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员外郎。上奏说“：近来用东西越来越奢侈，赏赐过度，宫中需要的费用，去年共计是四十五万缗钱。自今春到四月，则已有二十余万。早先下诏裁减节省费用，但官吏传达文书，只是去寻找咸平、景德时期的账簿。账簿没有保存下来，就不知怎么办。臣以为不如推近及远，逐年考察每年的费用来进行裁减，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间的数字做标准。”

初，诏罢织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赐衣，复取于有司。又后苑作制玳瑁器，索龟筒于市。龟筒，禁物也，民间不得有，而索不已。绛皆论罢之。又言："号令数变则亏国体，利害偏听则惑聪明。请者务欲各行，而守者患于不一。请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然后施行。"因进《圣治箴》五篇。
当初，皇上下诏停止纺织细密的花纹和在衣服背部刺绣，禁止人们穿用这样的衣服，并且说要从宫中开始实行。可不久给宫女们赏赐衣服时，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后苑制作玳瑁器，曾到市上索求龟筒。龟筒是禁物，民间不准拥有，可宫中索求不已。谢绛都建议废除。他又说“：号令多次改变就会伤害国体，是利是害如果偏听一方就会迷惑。请求的人务求各自的建议都能施行，而守管地方的人又深受意见不一的苦。请废除从内宫降旨的做法，所有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通过，然后才施行。”因此又奏上《圣治箴》五篇。

以父忧去，服除，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拟官，旧视职田有无，不问多寡，以是不均。绛为核其实，以多寡为差，其有名而无实者皆不用，人以为便。初改判礼院为知礼仪事，自张绛建请。
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完毕，进升为知制诰，后任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考测官员，过去只看有无职田，而不问多少，因此不公平。谢绛考查他们取田的实数，以多少做等级，那些有名无实的人都不用，人们认为这样方便。最初将判礼院的官员改叫知礼仪事，是从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