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福康安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将军福康安尽收西藏失地，廓尔喀求和称臣。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厚加赏赐。福康安凯旋，征廓尔喀一应军需费用交户部报销。有一天，他却收到了户部一名书吏的名帖，以贺喜为名，要求赏赐万金。
福康安当时已是一等公，又刚立下开疆拓土之功，正如日中天。一名小小的书吏既无官衔，又不在编制之内，居然敢来索取贿赂，福康安大怒。
据说那天，那名小吏镇定自若地向暴怒的福康安申述了自己索取贿赂的理由：“军需用款多至数千万，账册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加快办理，若几个月内完成，全部上奏，皇上刚刚赏赐了战功，必然高兴，马上就准了。倘若您不给钱，仅就我们户部人手来分批陆续报销，没有三四年不能了事。拖拖拉拉皇上看得烦了，肯定要责问，舆论攻讦也趁机而入，必兴大狱。”福康安听后大为赞赏，马上下令赏赐两万两。
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任职的时间很短，而胥吏却几乎世代沿袭当差，所以新官上任往往要“以吏为师”，向这些小吏学习如何办理政事、处理公文。当时办理文牍，往往是官员交给书吏，书吏去查阅案例、法律，写完之后呈给官员，官员只是签字盖章而已。
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方苞因《南山集》案株连，被关在刑部狱。方苞曾亲眼看见，三个和他一起被拘捕、受到拷打审讯的人，其中一个给了狱卒30两银子，被打伤了骨头，病了一个多月;另一个加倍给钱，只伤了皮肉，十来天就好了;还有一个给了六倍的银子，当晚就可以行动如常。狱卒对此振振有词：“如果不区别对待，谁愿意多给我们钱呢?”
尤其让方苞惊诧的是，刑部的老吏居然在家中私藏官印，擅自更改公文。当时有两兄弟把持公仓，按律当立即处决。狱吏对他们说给一千两银子，就可以让他们活命。他另外准备份奏章，用从犯中两个单身汉的名字换了两兄弟的名字。同伙的狱吏认为不妥，怕欺骗不了主审官。而这名狱吏却笑道：“倘若主审官上奏，我们是死路一条，他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两个犯人的命丢了自己的官。”这件给犯人调包的事居然办成了，主审官也发现了狱吏的所作所为，但始终不敢追究。
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常随身携带假印，冒名支取国库钱财。皇帝下令修建工程，他便捏造高官姓名，重复向户部支取白银近千万两。按照规定，工部支领银钱，必须各司签押完毕，告知户部的相关部门，经过度支大员复核，才能发派。然而各部的小吏早已狼狈为奸，专门等候官员们谈笑会饮之时，将故意书写潦草的文书呈上，官员无心细看，便随手签画，于是这些小吏得以趁机牟取暴利。
至于官员升迁任命，也有小吏从中挑弄。吏部的书吏得利最多，因为官员补缺、晋升都要经过吏部的审核，这些书吏就按照官位油水的多少索取贿赂，如果不给，便寻找理由驳斥或延误办理。于是得到任命就要贿赂小吏，便成了官场规则。
晚清文史学家、曾做过监察御史的李慈铭曾说：“京城的官员大多贫困到快不能生存，而这些书吏财产过亿，衣食享用，堪比皇帝。”
嘉庆皇帝曾经对这种局面怒不可遏，但是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集团，他也毫无办法。胥吏之害，直到清朝灭亡也未能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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